胡福明：真理标准观点不新 我只是把它写出来了

胡福明接受采访

胡福明接受采访

　　发表——

　　不署“胡福明”更有份量

　　整整四个月，胡福明没有收到关于文章的一点消息。

　　直至1978年1月19日，胡福明突然收到一封北京的来信，寄信者正是王强华。王在信中说：《实》一文，“已粗粗编一下，文章提的问题比较尖锐，分寸上请仔细掌握，不要使人有马列主义‘过时’论之感。”

　　胡福明感觉还有戏，便将文章再次修改后寄出。其后，在当年2月、3月，文章多次修改，诸如“为使文章更具战斗性，适当增加了联系实际部分”等，胡福明都按编辑意思照办。

　　当年4月，事情起了变化。光明日报新任总编辑杨西光看见这篇文章后非常高兴，认为放在哲学版发表可惜了，要放到第一版去，作为重要文章发表。“但是，文章还要修改，要加强联系实际，以更有战斗性。”

　　胡介绍，为了《实》一文，胡福明和杨西光有一次深谈。杨西光说：不久前，他在中央党校学习，学习结束时，胡耀邦同志找到了他，要其到光明日报工作(此前杨是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复旦大学党委书记)。

　　胡耀邦对杨西光说，北京四大报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是积极揭批“四人帮”、推动拨乱反正的；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是执行“两个凡是”的，“现在要你去光明日报工作，就是要去改变光明日报的面貌，把二比二变成三比一”。

　　“光明日报要改变面貌，就从这篇文章开始。”杨西光告诉胡福明，“这篇文章，要请胡耀邦同志审定，他站得高。”杨还告知了文章的发表计划：“先由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内部发表，第二天光明日报公开发表。随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

　　“这时我才知道，围绕真理标准这篇文章，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计划。它已远远超出在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的范围。”胡福明回忆说。

　　杨西光还给胡福明提了个要求。杨说：“福明同志，我要跟你商量一个问题。这篇文章放在第一版，不以你的名义发表，而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这样可以加重文章的份量。你看行不行?”

　　胡福明爽快地表示：“行”。

　　命运——

　　坐牢的担忧，小平同志解围了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这被视为当年度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宣言，文章对于当时沉闷窒息的中国社会而言，不啻于丢下一枚“核弹”。

　　“凡是派”强势反弹，批判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行动上是砍旗。不仅一些领导人勃然大怒，在不少思想较为保守的省市，讨伐之声也是隆隆四起。

　　得知上述反馈，胡福明表面平静，回到家中他告诉妻子：“我有思想准备了，要准备坐牢。”作为胡福明的好友，姚诚也感受到这种压力，两人走在南大哲学系楼前的台阶上，姚宽慰胡福明道：“你现在是过河的卒子，只能进，不能退了。”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受到的政治压力非常之大，很多人心有余悸，毕竟这是‘太岁’头上动土”，南京大学教授葛林回忆。葛时任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他十分明确地在系里表态：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都坚决支持胡福明，同他站在一起。

　　究竟将面临怎样的风雨？未知的恐惧感笼罩在胡福明一家。重要关头，邓小平“发声”了。在准备1978年6月2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讲话内容时，邓小平声色俱厉地表示：“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后来在会上，邓小平以《实》为题，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

　　得到这个消息时，胡福明正和妻子在厨房做饭，家里阴霾的气氛一扫而空。一直为丈夫担忧的胡妻说：“这下我们又一次解放了。”“对于我个人，这是第三次解放：建国一次，‘文革’中一次，这是第三次”，胡福明笑着说。

　　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就此在全社会展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纷纷表示支持。“因为这篇文章顺应了民心，讲了老百姓想说没说的话，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不长的时间里，胡福明收到了数百封群众来信表扬。

　　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影响了中国改革的全过程。以至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如此表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回首——

　　再也写不出那样的文章了

　　1979年春天，组织部要胡福明到中宣部去工作，“可我始终想呆在校园”，胡福明说，为此他在南大又留了三年多。直到1982年11月，在江苏省委宣传部动员下，胡福明就任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从此走上仕途。

　　其后，胡福明历任江苏省委党校校长、省委常委、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直至２００１年夏天卸下一切官方事务。从事江苏意识形态工作多年，胡福明自称开展工作，“思想是解放的，甚至于大胆”。

　　上世纪80年代，邓丽君的歌风靡中国大陆。一些人惶恐不已，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正在威胁中国青年。胡福明在会议上说：“一首歌不会葬送社会主义。”

　　上世纪90年代中叶，在研讨现代化问题时，胡福明将思想解放当作现代化的一个关键要素，主张将思想解放与现代化结合起来考察。

　　在1995年出版的《苏南现代化》一书中，胡福明指出：“为什么会存在思想僵化，真话不敢说，假话漫天飞的现象？重要原因就是民主制度建设还不完善。许多实践都证明，对于解放思想起到关键和保证作用的问题，正是民主问题。”

　　面对本报记者，胡福明不讳言自己再也写不出《实》那样的文章，“因为创作那篇文章背景下的乱世不再有了”；他也不认为那篇影响至巨的文章在观点上有何创新，“文中的观点，每个高校的哲学教师都懂，我只是把它写了出来”。

　　“问题恰恰在“时间节点”上，一切社会活动都在时间中进行，从而构成历史。”胡福明笑着对记者说。退休后，胡福明仍然活跃，不断到各地作报告。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胡老的日程表排得更满，最近的一次安排是应深圳市委宣传部所邀，作“解放思想”的主题演讲。

　　结束采访时，胡老选择了两个他钟意的“身份”：一是“过河小卒”,一是“一介书生”。“从内心来说，我还是希望一直呆在学校，做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如果没有这篇文章，你现在看到的我，大概是南大的一个退休老博导吧。”胡福明曾对不止一个记者这样说。

　　扬子晚报记者 谷岳飞 张 磊

　　【记者手记】

　　思考的力量

　　 胡老喜欢香烟。采访间，老人一根接一根地抽。一包烟抽完，当我以为这下老人该停下喝口水了，没想到他又掏出了一包香烟。

　　 胡老身边的人说，这一习惯可能和老人偏爱思考相关。当想起一个问题时，老人常燃起香烟。烟雾迷绕中，老人总能将问题想得透彻。这给笔者解答一个疑问以提示——采访前，我曾不解，为何是胡福明写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影响力至巨的文章？

　　 采访胡福明的好友、南京大学教授姚诚时，我曾就此问题专门请教。姚老的答案很干脆：独立思考。姚老提及当年，说上下都在搞个人崇拜、狂热迷信时，胡福明等人首先觉察，并对现实多问了一个“为什么”；再辅以理论知识的储备，因此有了直抵问题本质的能力。

　　 颇值思量的是，采访曾任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葛林教授时，这位80多岁的老人，对自己人生的总结居然是：“在那个时期（文革后），我独立思考了一些问题。”看得出来，葛老以此作为自我的褒奖。这让我想起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纪念是为了向着未来，当我问到究竟该怎样回顾这30年时，胡老说了很多，但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这个词语：独立思考！ 谷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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