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童制造”实验追踪 当年“制造者”重操旧业

　　“神童制造”实验

　　“神童”是来自儿童世界的传奇，也是无数家长的梦想。30年前“批量”制造

　　“神童”的实验随岁月而去，当年的“神童制造者”在今天重操旧业……

　　★ 实习记者 张鹭 发自上海

　　3月下旬的一个周六，上海市番禺路一家培训学校里，仅能容纳20人的小教室，坐满了稚气未脱的儿童和陪读的家长。

　　讲台上，77岁的张政用沾满粉笔灰的手在黑板上写下一个等式：

　　x2-3x= x2-3x+2

　　“这是上海市中考考卷的8分题，哪个小朋友会做？”

　　“根号平方，因式分解。”由妈妈带着坐在第一排的向昭屹扯着嗓子喊道。向昭屹上课时嘴里经常发出叽哩咕噜的声音，手也喜欢乱动，妈妈不得不几次把他伸向天空的手拉回来。

　　这个还在读幼儿园大班的6岁孩子，在这里学习了半年，已能熟练地解答带根号的二次三项式。平时在幼儿园，他与同学一起学习自然数的加减法。

　　下面的题目是立体几何求切面和三角函数作图。

　　离这里几条街以外的襄阳南路，张政的长子张方也利用周末在家中的房间里给学生补课。不同的是，他面对的是高三学生。

　　把孩子送到张政父子这里受教的家长初衷不尽相同，但都与一个因素有关：这对父子在儿童教育领域的传奇经历。

　　“神童”是这样炼成的

　　在一个装满老教案与资料的纸盒里，张政保留着一张黑白照片。那是在1978年，14岁的张方考入中科大第一届少年班时与少年班同学的合影。“这个是张方，这个是宁铂。”

　　宁铂的成名，缘于一封举荐信。1977年10月末，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倪霖，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中科院院长的方毅写信举荐他朋友的儿子、天才少年宁铂。

　　不久宁铂得到方毅的接见。宁铂与方毅下围棋、两局全胜的照片成为各大媒体的头条。

　　1978年大年初二，张政在马路的壁报栏里读到这篇报道。他效仿倪霖，给中科大少年班写信，举荐与宁铂同龄的儿子张方。当时正在永嘉路小学读六年级的张方，在他自创教育方式的教导下，已经能运用微积分解数学题。张政则是一所学校的勤杂工，业余在一些小学代课。

　　1978年3月8日，中科大少年班开学。政审没通过，最后还是因为方毅副总理的批示，新生张方迟到两个礼拜才得以顺利入学。这是张方与身份问题的第一次遭遇。

　　张方的“问题”与父母有关。张方的母亲耿毅萍是父亲张政的学生，母亲在初三时与父亲的恋情被学校当作腐败问题处理。未经法庭审判，张政于1959年进入农场劳动，直到1967年才离开。此外，张方的奶奶曾做过国民政府的小职员，他们一家在“文革”时期一直是“四类分子”。

　　因为这个原因，张方对学校的记忆很不愉快。他不但受到同学的追打，一些老师对他也语带讽刺。

　　那时，他很不愿意去学校，张政只好自己教他。张方开始三天两头写请假条，从一年级下学期开始干脆不去了，直到四年级才又重新回学校。

　　在父亲的眼里，张方是那种“不服管”的性格。四年级时，张方与数学老师爆发了一场让父母至今记得的冲突：老师错判了一道题，张方拿着试卷希望老师改回来，等到的却是老师对他身份的挖苦。张方就给老师出了三道高中数学题，老师答不上来，他回敬了老师一句：你会不会做数学题？

　　这个细节被很多媒体视为神童性格古怪的证据。张方很反感媒体对他的类型化，说，在那种情况下，这是任何一个小孩子都可能出现的反应。

　　“苏联的学者吉米多维奇的一本分析习题集，有4800道题目，我大概做了3800道”，现在回忆起那段生活，他一副轻松的样子，“这本书的水平达到大学数学系水准。”

　　在时任上海卢湾区副区长兼教育局局长王乾德的记忆里，1978年2月，他闻讯去学校探望张方，张方跟他谈到了来自父亲的压力：天冷了不想起来，父亲会掀被子；如果第二天背不出公式，有时甚至会挨耳光。

　　现在回过头看，张方能理解父亲在前途无望的情况下，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的那种迫切感。他说，“我那时记公式从来不硬背，都是靠推导。”

　　张政怀着一个不为人知的教育理想，凭借多年的经验，摸索出一套与现行教育理念迥异的教学体系，儿子是他的第一个实验品。

　　早在1953年，在工农速成学校教学，他就发现成年人对数学符号、空间观念的钝感，“比教小孩子难多了”。他开始怀疑传统教育理念中“被动等待孩子智力发育成熟的原则”。联想到政治课本里20多岁的“狼孩”很难学会自理之类的故事，他逐渐认识到，儿童时期是学习潜力最大的天赋可塑期。而在现有的教学体系中，小学数学教育仅限于教四则运算，在他看来，这是对儿童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1973年，在一所学校代课的张政，偶然间捡到美国心理学家、教育学家杰罗姆·S·布鲁纳的《教育过程》，其中提到：任何科目都能够按照某种正确的方式，教给任何年龄阶段的任何儿童。他认为这句话印证了自己的想法。

　　“我们的教学体系是小学学最原始的四则运算，中学的几何是公元前的，高中数学是中世纪的，大学也才学到17世纪的微积分。现在都到了知识爆炸的时代，一个受了16年教育的大学生的知识还停留在17世纪。”他说。

　　从1973年到1976年，仅仅3年时间，张政就完成对张方从小学到高中的数学、物理教育。受身份的影响，他们一家三代五口人被赶出原来的家，栖身于一个小阁楼里，全家的收入来源全靠张政去小菜场摆地摊贩卖自制的刨子。张政说，当时教张方读书，并没指望培养出少年大学生，“那时还是文革呢”。他仅仅是想“让他少出去惹事”。比张方小两岁的弟弟张量没能享受到与哥哥一样的教育，因为张量到入学适龄时，张政已找到工作，成为一所学校的勤杂工。

　　张政给《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拿出一本手绘的《孙子兵法》图册，一册几十页的小书画满了以小鸡、小鸭为主角的兵法故事。“我读书时，是要求背古文的”，对于张方，他的教育方法是，首先是用图画的方式给张方讲故事，等他坐得住了，再教些趣味物理题，比如“大力士躺在一百个钉子的钉板上和两百个钉子的钉板上，哪个比较疼？”物理讲了很多，复杂到需要计算时，才讲数学的微积分，但要学会微积分，前面的代数、三角、几何都得会。“所以，我是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微积分的数学同时起步教。”

　　“如果能引起儿童的兴趣，他们的学习能力是很惊人的。”张政感慨说，领悟到这一点，得益于自己的非师范出身，“我们国家的教育理念延用的是前苏联教育学家凯洛夫的模式，对教育过程‘循序渐进’原则的理解太机械，而不是儿童逻辑思维发展的过程。”

　　“少年大学生”生活

　　在外人眼里很神秘的中科大第一届少年班，实际上只存在4个月。之后，“少年大学生”们被分到各个系里去。

　　班主任汪惠迪本来是教数学的，当了少年班班主任，更多扮演的是保姆角色。煮鸡蛋、冲牛奶，组织各种文娱体育活动等，是她的主要工作。张方刚到学校时特别想家，甚至向汪惠迪打报告要求转到复旦或者上海交大读书。汪惠迪给张方母亲打电话求救。耿毅萍5月份去合肥看了他一次，才平息这场转学风波。

　　少年班的男生住在一个图书馆改成的大宿舍里。16个男生住一间房里，小孩子晚上睡觉经常串床。

　　作为中国科技领域的最高学府，中科大经常会有各种讲座。吴文俊、马大猷这些中国科学界的泰斗级人物，每次来讲座，必会与少年班座谈。张方说，那时他们常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信和礼物。

　　更大更集中的好奇来自媒体。为了加强传播效果，少年班学生在媒体上的形象不时受到夸张，宁铂更是被塑造成“七步成诗”的神童。宁铂后来的舍友赵平波，在反思当年少年班的教育时说，那些默默无闻者目前还真有几位有些建树。当年的名人，现在却多少有些失落。

　　张方后来的同班同学、与宁铂在一个物理学会的崔小金回忆说，虽然都是少年班出来的，宁铂和张方的性格却完全不同。

　　在崔小金的记忆中，后来出家的宁铂是那种“在人格上、理想上对自己要求特别严的人”，他看不起那些为学历而读书的人，有自己的一套价值标准。他的名言是：我就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张方，则是以一个时尚、先锋的形象出现在中科大。崔小金到现在还记得张方留着长头发、穿着喇叭裤、唱着邓丽君的歌在校园里“招摇”的样子。

　　张方说，自己的成绩是属于不好也不坏的那种，每到考试前的一两周，就抱着书集中突击一下，基本上都能及格。大学四年，他看过几乎所有能看到的国产电影和译制片，在舞厅里交往过一个女朋友，大二就身高1米8的他还差点把一个街头混混给废了。

　　另一件让他得意的事情是，自己和几个同学无师自通地用高频三极管做了一个电台，又在宿舍的楼顶架了个天线，算是在方圆几十米内有了话语权，他们用这个电台发表演说，有时拿来放邓丽君的音乐。

　　在毕业等待分配时，张方还抓紧最后的机会，到安徽的一个二线城市摆地摊贩卖电子表。

　　若干年后，当媒体把他类型化地处理成高分低能的现代版“伤仲永”时，张方感觉很无奈，“我的生存能力应该是少年班里最强的”，他说。

　　毕业后，他没有像很多空气动力学专业的同学一样被分到对口研究单位或是留校，而是被分配到南京金陵石化总公司。

　　“神童”实验班

　　在张方读大学的同时，张政也得到大展拳脚的机会。

　　张方的事迹传开后，先是张政当时所在的黄浦区给他一个教师编制。张政更大的舞台在卢湾区。时任卢湾区副区长兼任教育局长的王乾德看望张方，得知张方的成才缘于父亲张政的教育，对此很感兴趣。过了几天，他专门与张政面谈了一次。

　　82岁的王乾德到现在还记得当时张政谈到的“知识爆炸时代的教育方法论”，“他认为现在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孩子的知识比以前多，起点能不能高一点？”

　　张政提倡“下放”一些初高中数学原理到小学，模糊数理化之间的界线。他还谈到用形象化思维、游戏来解释抽象逻辑的想法。王乾德对此表示赞同，但他的思想武器不是美国的儿童心理学，而是“毛主席非常反对硬性灌输，要重启发”。

　　王乾德问张政，有没有可能把他的教育方法由家庭教育变成课堂教育？张政说，愿意试一试。他当场提了三个条件：不用统编教材；不用师范生当老师；不参加教学研讨会议。

　　在报批的过程中，这个想法招来很大的反对声。除了“拔苗助长”的担心，更多的考虑来自教育成本，“像这种搞法，一个孩子需要三个老师来教，而且，上哪去找那么多全能教师？”

　　这个想法得到上海市教委主任舒文的支持。1978年9月，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把小学到高中的学制压缩到八年的理科实验班，在卢湾区第一中心小学成立。老师只有张政和两名助手，教数学和物理。数学和物理用的是张政亲自编写的课本，其他功课沿用既有的课本。

　　包括老师的工资在内，实验班一年的教育经费只有500元。那时的张政在经济上十分窘迫。已经47岁的他，没有老花眼镜，有一个人给了两块老花眼镜的镜片，他就拿纸糊起来戴上。

　　实验班实际上受财贸工作出身的区教育局长王乾德直接领导，没有固定的挂靠单位，在实验班学生童思蓓的印象里，这个班“东游西荡，四处为家，一共8年，却进过5扇校门”。实验班学生曹蕾的母亲雷振清甚至考虑过给女儿转学。

　　这种状况与教育局内科班出身的干部对实验班的反对有关。这个实验班被他们开玩笑地称为“王乾德的私生子”。在教育局专家意见的影响下，家长们对实验班越来越不信任，班里学生开始流失。1978年实验班成立时有36个学生，8年后参加高考时只剩下18个。

　　现在在上海做注册分析师的林晓是当年实验班的学生。在实验班，“加减乘除不教，上来就是通分，然后就是代数，X、Y这些东西，然后就是Sin、Cos，最后是微积分”，林晓回忆道。

　　林晓承认，当时上学没有特别的感觉，但现在回过头想，确实少走了许多弯路，“直接跳过很多没用的东西”。在评价传统的教育体系时，她的批评不留情面，“我们在小学里学的都是最简单的东西，最后考试只能通过难题、偏题来区分谁学得好。”

　　“活跃”，是王乾德对实验班孩子的印象，“张政一开口提问，底下孩子的手齐刷刷就举起来，抢着回答问题。”林晓的记忆是，实验班的同学普遍有种优越感，因为会微积分，他们曾出去做过表演。她说有一次，比她大6岁、已经上高中的哥哥有道题不会做，爸爸让当时还是小学生的她指导哥哥做题，感觉特别好。在这种自信力的帮助下，实验班的孩子在拔河、唱歌比赛中，都表现出很强的实力。

　　1981年，实验班来到第五个挂靠的学校——上海师院附中。用童思蓓的话说，他们“既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终于可以安定下来，难过的是张政无法继续带他们。张政因为上层支持者的离任而出局。

　　“张老师教我们这三年，基本上把小学到高中的数学、物理知识全教给我们，后来的老师教我们时特别轻松”，林晓说。林晓15岁通过全国统一高考，考入上海大学。

　　被问到“少年大学生这么早接触社会，对他们的成长会不会有影响”时，她反问，“中专生毕业直接出去工作的不是很多吗？现在的大学生不正是因为接触社会太晚吗？”

　　在林晓那个从7岁到15岁的八年制实验班，18名参加高考的同学里，有17人如愿应届考上大学。

　　“神童”到中年

　　采访张方的前两天，正好是中科大少年班30周年庆典活动。张方早就从媒体对他的采访中得知此事，已经开始中年谢顶的他没有去合肥参加庆典，“像我们这样的身份，过去干什么呢？”他没有去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现在的收入来源全部依赖每周7天的补课，过去一趟要两天，这意味着减少1/4的月收入。

　　1984年从学校毕业，19岁的他仅仅在金陵化工总厂干了8个月。在下放车间锻炼的8个月里，厂里知道他对化工不通，过年时派他去敲锣打鼓，成了文化小分队队员。不服管的他负气跑回上海。这个决定，让他在以后的19年里成为没有户口和档案的“二等公民”。

　　回到上海，做导游、家教，甚至在舅舅手下做起建筑工人，每个月能挣到三四百块，“那时普通人的工资也就五六十块”。1989年，张方来到深圳大学的新能源研究所，白天做太阳能开发的研究，晚上在深圳大学夜校部教书。

　　在深圳的两年，他出色的表现也为自己赢得留校的机会。这是他到目前为止的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他的档案所在的金陵化工总厂委婉地拒绝了深圳大学的调令。张方不得不回到上海，准备出国打拼。然而，三次苛刻的拒签彻底打破了他的希望。

　　张政仍在为了把他的教育理念融入课堂教学而努力，“虽然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有儿子”。他希望张方能接过自己的衣钵。张方表示，自己没有父亲那样的文科基础，在理科教学方面渗透进父亲的思想还有可能，全盘接过来恐怕不大现实。

　　张方的儿子今年上四年级，张政和张方都没有打算让他复制张方的成才之路。原因很简单，现在的学校教育，课业负担太重，不比张方那时可以专门在家系统地接受张政的教育。

　　张方有时候心疼儿子，帮儿子做一点数学作业。他头大的是，当年的神童现在面对小学的一些难题，也会束手无策——不是不会做，而是没法用小学四则运算的方法解题。

　　有同样感受的还有林晓，她的女儿刚上幼儿园。她在与同事的交流中感受到了小学教育的无力，“很多没用的东西，幸亏当年没学”。

　　她并不认为老师的教学方法适用于每个人，但她觉得，应该允许这种实验性的探索，“总得给人选择的权利吧，不然大家永远都只能在同一条道路上走”，林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