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背后的女人：身上最好的东西归功于母亲

笑起来的时候,奥巴马像极了他的妈妈———斯坦利·安·邓纳姆·苏托罗。

10岁的奥巴马和父亲老贝拉克在一起,那是奥巴马在父亲去世前最后一次见到他。

素托罗一家的合影,那时的奥巴马还是个小胖子,安抱着的是他的妹妹玛雅。

幸福的母子。

　　美国总统参选人奥巴马曾说,母亲是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

　　他身上最好的东西归功于她　　

　　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贝拉克·奥巴马曾说过，一生中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是母亲，斯坦利·安·邓纳姆·苏托罗，一个来自美国中西部地区的白人女子，“我认为，她是我所知道的最仁慈、拥有最高尚灵魂的人，我身上最好的东西都要归功于她”。

　　遗传自父亲的黑色皮肤在奥巴马的政治生涯中成为一面旗帜，而遗传自母亲的坚忍不拔和自信更使他成为了今天的奥巴马。

　　有了她，今天的美国才离第一位黑人总统如此接近。

　　西方谚语说：“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有一个能干的女人。”美国总统候选人奥巴马的背后的好女人，除了妻子米歇尔，还有他的妈妈，于1995年去世的斯坦利·安·邓纳姆·苏托罗。

　　在自传体回忆录中，奥巴马把母亲概括为“来自堪萨斯的白人女子”；竞选期间，他称她为“我的单亲妈妈”。这些简单描述绝不足以概括斯坦利·安·邓纳姆·苏托罗的精彩一生。她一生曾拥有4个名字，两度与外国人恋爱，两次婚姻都以失败告终，很年轻时就生下了奥巴马，按照《时代》周刊的描述，她是一位“梦想家”。

　　斯坦利·安·邓纳姆

　　拥有男孩名字的安静女孩

　　斯坦利出生于1942年，她比奥巴马的竞选对手希拉里只大上5岁。

　　因为父亲特别希望生个儿子，所以给她取了个男孩名字“斯坦利”。从幼儿园到中学，每次自我介绍时，斯坦利都会用略带歉意的声音自我介绍，强调自己并不是男孩。尽管为此受到不少奚落，但开朗的她并不在意———多年以后，她的儿子奥巴马也不介意被人称为“小黑人”和“小胖子”。

　　斯坦利一生曾拥有4个名字，每个名字恰好代表了她的不同阶段。还叫做斯坦利时，她曾不断搬家，父亲是一个家具商人，哪里有生意就举家迁过去。斯坦利的高中是在华盛顿州度过的，她的朋友马克恩·伯克斯回忆，“她是一个安静聪明的女孩，那时我们对未来充满憧憬”。斯坦利很早就收到了芝加哥大学的录取通知，但父亲认为她还小，不该过早外出求学。

　　高中毕业时，斯坦利又搬家了，这次搬到了刚刚建州的夏威夷，她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夏威夷大学的新生。

　　贝拉克·奥巴马太太

　　与黑人结婚又离婚的单亲妈妈

　　在夏威夷大学，斯坦利有了两个变化：她把名字改成了女性化的“安”；更重要的变化是，她在俄语班遇到了老贝拉克·奥巴马。

　　老贝拉克是夏威夷大学的第一名黑人学生，他经常发表演讲，多次接受报刊采访，成为当之无愧的焦点人物。老贝拉克很快就拥有了一批“拥趸”，“我们一起喝啤酒吃比萨，谈论越战和政治，每个人都爱听贝拉克发表高见。”校友奥博克隆比说。安成为了老贝拉克的“超级粉丝”，老贝拉克的朋友们很快知道他在与一个白人女孩约会，但没有人在意：这是夏威夷，一个浪漫的地方。

　　在上世纪60年代的夏威夷，有19%的白人女性嫁给了亚裔男性，而在美国的某些州，不同种族的通婚还属于非法婚姻。安的父母曾邀请夏威夷大学的第一名黑人学生来家中做客，他们当时并没有留意到，女儿和贝拉克是手牵着手出现的。

　　1961年2月2日，相识后的第七个月，奥巴马的父母结婚了。那时，安已经怀孕3个月，她肚子里的就是小贝拉克·奥巴马。朋友们对此一无所知，没有人应邀观礼。甚至对奥巴马本人而言，父母的婚约也充满神秘感。“我从没向妈妈打探过相关细节，为什么他们要结婚？仅仅因为她怀孕了吗？”奥巴马曾思索着，“我猜，如果她没有过早离世，我会去问她的。”

　　到奥巴马1岁时，老贝拉克前往哈佛大学继续深造。老贝拉克一直希望带着家人，回到家乡肯尼亚大展拳脚。但在家乡，他还有一个妻子———也许是这些原因最终促使安放弃了婚姻。1964年1月，安提出离婚，身在哈佛的老贝拉克毫无异议。

　　父母分手后，在听说父亲1982年在肯尼亚死于车祸前，奥巴马只见过父亲一次。

　　安·邓纳姆·素托罗

　　她用自己的方式影响儿子

　　奥巴马慢慢长大了。他2岁时，母亲又重返校园。单亲妈妈的经济状况很紧张，在家人的资助下，安用了4年完成学业。与此同时，安遇到了另一位外国学生：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罗罗·素托罗。素托罗愿意陪安的父亲下国际象棋，愿意陪小奥巴马玩游戏，1967年，安成为了素罗托夫人，随后，母子俩来到印尼生活。

　　素罗托的家位于雅加达的郊区，这里尚未通电，道路也泥泞不堪，安和奥巴马成为了这里仅有的外国人。为了结交新朋友，胖胖的奥巴马总是坐在院子的围墙上，摇晃着双臂。酷似大鸟的造型惹来了一片嬉笑，也为小奥巴马带来了许多朋友。

　　随着时间推移，安越来越像印尼人，而丈夫素托罗越来越像美国人。她想要工作，他想要更多孩子；她喜欢印尼文化，他满脑子想着赚钱。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作为母亲，安用自己的方式影响儿子。她既有理想主义热情，又要求严苛，一直教导奥巴马要为人正直、言谈直率、独立思考。她凌晨四点钟就要儿子起床，赶在上学前让他学习英语。她很在乎儿子的黑人血统，经常带民权运动的书籍、美国著名女黑人福音歌手马哈利娅·杰克逊的录音，以及马丁·路德·金的讲稿回家，要让奥巴马耳濡目染。这一切给奥巴马留下深刻印象，“她相信，人们虽然拥有不同肤色，但本质是一样的，人人生来平等”。安的小女儿玛雅出生于1970年，玛雅还记得自己儿时的玩具，“妈妈给了我很多玩偶，有黑人小姑娘，有因纽特人，有穿木屐的荷兰男孩，看起来就像个小联合国”。

　　1971年，安依依不舍地把10岁的奥巴马送回了夏威夷。小女儿玛雅回忆，那是母亲一生中最困难的决定：“但她觉得，不要被恐惧或狭隘的定义所束缚，不要在自己周围筑起围墙，我们应当尽力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亲情和美好的事物。”一年后，安也回到了夏威夷，她到夏威夷大学就读人类学硕士课程，她以印尼爪哇文化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素托罗偶尔也到夏威夷探望妻女，但一家人再也没有长期生活在一起。1980年，安提出离婚，恢复单身状态。

　　安·邓纳姆·苏托罗

　　一名自由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

　　带着一双儿女在一个窄小公寓里生活了3年后，安决定重返印尼，完成自己的硕士论文。14岁的奥巴马决定留在夏威夷，“当时我挺怀疑回到印尼对我有什么好处，我也厌倦了一切又要从头开始。”奥巴马在回忆录中写道。

　　安带着玛雅回到了印尼。离婚后，她把名字改为“安·邓纳姆·苏托罗”，并成为一名自由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她能说一口流利的印尼语，喜欢印尼文化。她替福特基金打工，捍卫妇女事业，参与协助穷人的小额贷款计划。随后还当过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顾问，到过加纳、印度、泰国、尼泊尔和孟加拉从事乡村开发，奥巴马曾形容她是“一个集工作、求学和养育儿女于一身的母亲”。

　　1992年，安终于完成了自己长达1000页的硕士论文，在卷首上，她写着：仅以此送给贝拉克和玛雅，他们很少抱怨母亲不在身边。

　　1994年，在雅加达与朋友吃晚餐时，安曾抱怨感到肚子痛，当地医生的诊断是消化不良。几个月后，安回到夏威夷。她读到了奥巴马所写的自传体回忆录《从父亲开始的梦想》的草稿。

　　“我有时想，要是当初知道她躲不过那场病，我或许会写一部主题完全不同的书———不是对缺席的父亲的沉思，而是庆幸自己有这么一位永远站在身边的母亲。”奥巴马在回忆录《从父亲开始的梦想》的序言中这样写道。他还说：“我认为，她是我所知道的最仁慈、拥有最高尚灵魂的人，我身上最好的东西都要归功于她。”时至今日，安的很多朋友还能从奥巴马的身上看到她的影子———奥巴马的自信和干劲，奥巴马的敢爱敢言和极佳人缘。但在那个时候，安和奥巴马都不知道，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安一再感到身体不适，再去医院检查时，她获悉了一个噩耗：卵巢癌，她已错过治疗时机。

　　美联社的记者曾询问多位政治家各自最珍视的纪念品是什么，奥巴马说，他最珍视的是一张瓦胡岛（夏威夷群岛的主岛）南岸悬崖的照片，因为他母亲的骨灰就是撒在那里。

　　1995年11月7日，安去世了，年仅52岁。没有能陪伴母亲走过最后时刻成为了奥巴马的最大遗憾，在夏威夷大学举行告别仪式后，奥巴马将安的骨灰撒向波涛汹涌的太平洋，冲着印度尼西亚的方向。（刘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