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诉讼看跨国环境污染

　　地球日拍案说法

　　从诉讼看跨国环境污染

　　宋杰

　　但愿，环境污染所引起的跨国诉讼不要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常态

　　厄瓜多尔诉哥伦比亚为打击毒品犯罪从空中撒播有毒除草剂案件，是国际法院在短短的两年中所受理的第二起涉及到跨国环境损害的国家间的诉讼。在此之前，针对乌拉圭单方面批准在乌拉圭河沿岸建立两个纸浆厂的行为，阿根廷同样启动了在国际法院的诉讼程序。环境一旦遭受到损害，影响往往是深远的。它波及到的不仅仅限于特定的行为国，而往往会产生“跨国界”效应，对他国、甚至整个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地球本身，都可能带来深重灾难。此类跨国环境污染诉讼，会不会成为今后国家间关系的常态？但愿这只是杞人忧天。

　　4月1日，针对哥伦比亚为打击毒品犯罪而采取的在哥厄边境地区从空中撒播有毒除草剂的行为，厄瓜多尔在联合国国际法院提起了针对哥伦比亚的诉讼。

　　哥伦比亚是世界上最大的古柯(制作毒品的原料)种植国，也是最大的鸦片生产国之一。正因面临如此严峻的毒品形势，哥国采取了多种措施来打击非法种植麻醉作物的行为。从2000年开始，为根除古柯和罂粟的种植，哥国采取了每年在厄哥两国边境地区利用飞机从空中撒播毒性很强的、具有广谱性的除草剂的措施；然而，哥国在从空中撒播除草剂的时候，由于并没有严格地将撒播药物控制在自己境内(事实上也不太可能)，药物部分地扩散到了厄瓜多尔境内。每次撒播之后，靠近哥国边境的厄国北部人、牲畜和环境就会深受药物伤害。由于两国围绕上述撒播除草剂问题的谈判没有取得进展，在此情势下，厄瓜多尔在国际法院启动了针对哥国的上述司法行动。

　　诉讼解决跨国环境污染争端

　　厄瓜多尔所提交的这一案件，是国际法院在短短的两年中所受理的第二起涉及到跨国环境损害的国家间的诉讼。在此之前的2006年5月4日，针对乌拉圭单方面批准在乌拉圭河沿岸建立两个纸浆厂的行为，阿根廷同样启动了在国际法院的诉讼程序。阿根廷认为，这些纸浆厂对乌拉圭河及其环境构成威胁，可能损害乌拉圭河水的质量，对阿根廷造成巨大的跨界损失。此案目前正在审理之中。

　　上述两个案例，凸显的是全球化背景下跨国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的现实。全球化使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越发紧密，使人员与资金的跨国界流动更为迅速和便捷，但与此同时，也极易导致发生在一国的行为，其不利甚或危险后果，会发生甚至轻易地扩散到其他国家。国家行为的“溢出”效应，特别是在环境问题上的这一效应，在全球化背景下就更显突出。

　　环境问题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而深刻关注，只不过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第一次全球性的关于环境问题的高层次论坛即斯德哥尔摩会议，即是在1972年召开的。在此之后，随着人类活动给环境所带来的负担，特别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环境问题日益成为整个人类挥之不去、如影随形的梦魇。正因如此，2005年在中国举行的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上，大会举办了一场模拟法庭演示，所选择的案件即是关于跨国环境污染的问题。这是继2001年第20届世界法律大会模拟法庭以环境污染问题为模拟审判案件以来，第二次以环境问题为模拟法庭的审理主题。

　　跨国环境污染更需政治解决

　　由联合国国际法院来审理跨国环境污染问题，是近年来国际社会解决环境争端的一个显著特点。但就目前来看，司法解决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还只是一个方面。跨国环境争端的解决，更需全球各国从条约的国际义务角度、从政治层面来加以解决。去年年底的“巴厘路线图”即开创了一个很好的先例。

　　但另一方面，环境问题又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在环境损害后果的因果认定方面。正因如此，大多数规范环境问题的条约，都采取了“框架公约”的模式；而另一方面，环境问题，又往往与发展问题紧密相连。正因如此，部分国家，往往会以“不确定性”为由，拒绝在环境问题上承担具体而有效的国际义务。致力于治理“温室效应”的《京都议定书》的多舛命运，与国家在此方面的利益博弈，可谓联系多多。一国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影响所及的，绝不仅仅限于该国境内，相反，却会在国家所在的全球层面获得环境与气候变化的“回应”。近年来气候的复杂多变和日益恶化，不能说就与此没有联系。

　　在此背景下，就要求各国特别是各国的政治领袖，在应对环境变化的大局面前，应具有一种全面和大局意识，应超脱出单纯的基于自身利益层面的博弈，而应以一种充分和有效的合作姿态来面对和处理全球所共同面对的环境问题。相对于普通民众，各国政治决策者在环境政策和法律发展问题上无疑扮演着主要角色。各国政治层面的共识，是推动环境问题获得逐步解决的关键和基础。

　　实践证明，一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所获得的在经济上的收益，与环境成本相比，往往并不成比例，甚至，会呈现出一种比例上的倒挂。即使国家暂时地通过以牺牲自身、他国，甚至全球的环境为代价而获得了暂时的收益，相对于日后治理环境的巨大投入来看，也是得不偿失的。而普通民众，却往往并不能从这种失衡的发展中获益。因为很明显，普通民众才是环境不利后果的主要承载者。发达国家在此方面已有教训，不能不让我们警醒。否则的话，类似于厄瓜多尔与哥伦比亚之间的此类跨国环境污染诉讼，可能就会成为今后国家间关系的常态。但愿这只不过是杞人忧天。（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