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非典大事记

　　如果你心智无碍，你应该记得五年前中国经历的那场浩劫。如果我们需要向前走去的勇气，我们有必要回忆五年前的那场浩劫。

　　几天前我和同学一起吃饭，经过朝阳门外的昆泰国际、华普超市，又想起那个让我记忆犹新的亲身经历：2003年4月的某一天，早晨8时多，和一群陌生人一起站在超市门口等待超市8：30开门。

每个人都戴着口罩，警惕地看着身旁的人。当时我忍不住，双手捂住戴着口罩的口打了个喷嚏，低头到抬头的一瞬间，发现身边人在悄悄散开……

　　没错，那个时候是非常时期，非典时期。

　　2003年那个时候，我在北京实习。怀揣了几百块钱、一部摩托罗拉手机外加一颗立志成为广告牛人的心，来北京找广告公司的实习机会。同班大多数同学和我不同的是，他们选择了广州。

　　同来的还有2个女孩，3个男孩。我们这个专业只有2个班，2个女孩和我同班，另外3个男孩在另外一个班。女孩在老师之前介绍的一个公司里实习，但是没有实习工资。我本来和她们一起，但是第二天就离开了。虽然是实习，但我坚持认为还是要能养活自己。

　　后来我们4个男生在定福庄租了一套2居室，就在当时的北广、现在的传媒大学旁边。四个人分别去找实习公司，那时候我们没有电脑，只能去网吧投简历，顺便跑一下招聘会，或者通过少得可怜的社会关系介绍。我们陆续找到了实习的公司：G去了一个公司做策划，和老板很谈得来，后来每天蹭他的车上班；L在一个不能上网的公司做文案；J在一个出版类的公司；我在一个专门做医药广告的公司做文案，就在上面提到的华普超市旁边。除了L每个月1500元，我们其他三人的实习工资都是每个月1000元。

　　在找到实习工作之前，很不幸我的手机在公交车上被贼摸了去。有工作那段日子和外界联系相对少很多，那时候手机刚在同学中普及，短信就是大家使用最多的联系方式。我只能借公用电话和家里联系。

　　一直到4月20日，那是个周日，当震惊世界的决定被宣布的时候，我们还在住处附近的菜市场买菜做饭，说些黄段子，日子过得悠哉得很。都没有带电脑，也没有去网吧，甚至没有电视看。那个两居室只有四张床和几张桌椅。翌日到得公司，在网上看完新闻，心情急转直下。公司开始发口罩、做消毒，每个人的谈话都是看似乐观里带了焦虑。除了L，我们三个在公司都能上网看新闻。回去后四个人中有三个人在讲自己知道的一切，生性谨慎的J还将住处打扫了一遍。信息不对称的心理作用显现出来：一天没有看新闻的L在听我们讲完这些事后，开始感觉自己发热、头晕……第二天我起得早，去999药房买口罩，前面排了十几米长的队，排到窗口的时候，看到医生在冲一个急切的大爷解释：板蓝根液不能多卖，一个人限三袋。公交车上每日有*月*日已消毒的字样，每个人都谨慎地戴着口罩。

　　坏消息接连传来：住处旁边的一个超市发现一个非典患者，超市被封闭；在广东的同学陆续回武汉；据说北京已经封城，街上的小店陆续关闭。

　　这个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可以依托的资源，就是曾经的北广——或许因为这段经历，我们至今坚持叫它北广而非传媒大学。大学里的食堂便宜又干净，我们都感谢它。但是到了4月底，这个希望也断了——学校开始要求凭校徽入内。G在学校有个表妹，但是也搞不到更多校徽，那次我们进去就一个人先进去，然后再在旁边隐蔽的栅栏处递出来，下一个人再进去……终于学校开始查学生证，我们从此也没有办法进去了。

　　突然发现可以吃饭的地方太少了，除了做饭。太贵的地方吃不起，便宜的小馆子都已关门。算来4月21日到五一只有十天的时间，却是我们最难熬的一段时间。我们也在打听学校的政策，说是回去后要隔离。但是实习的机会刚刚开始，我们希望坚持。我家开始逼我回去，几次电话里轮流游说，妈妈说话的时候都要哭了。哥哥说：实在不行我们找辆车从山东去北京接你。我头一次告诉家里手机丢了，结果马上给我汇了2千块钱。五一的时候两个哥们陪我去三元桥的国美去买手机，冒了生命的危险。

　　我们买了台二手电视，花了100多，五一七天除了买菜做饭吃就是看电视、睡觉。当时北京电视剧频道每日在播李亚鹏版的《射雕》，虽然后来看起来很烂，但在当时却是我们每日重要的娱乐节目，每日4-5集联播，一直到凌晨1、2点钟。我们睡到中午前，然后去买菜做饭。J是个烹饪好手，保护我们三人健康的重任落在他肩上。

　　然而等到开始上班后，终于坚持不住，当时买菜做饭吃都比较困难了。我们决定回学校。那天商定由我去买票。从定福庄到北京站的公交车上，只坐了我、售票员和另外一个人，就这样默默地前行。我靠窗向外望去，虽然是春天的绿色，却看不到一丝生机。

　　租了三个月的房子只住了一个半月左右，押金虽然要了回来，剩下的租金没戏了，卖掉了电视，看了半个月，比买的时候少了7、8十块钱，连被褥都丢掉了——那天早晨，我们坐上T79次列车，去往武汉，J不愿舍弃得之不易的实习机会，决定再等一段时间。走之前一晚，我和父母通了电话。怕他们担心，我说了要回家，第二天在火车上才说了要回武汉。一句善意而未经思考的话，却不知使这一夜对家人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家人为我到家后的隔离问题忙成一团糟，商量把哪间房腾出来，我的食宿怎么办。父亲最后做了决定，说“我去跟他一块住，给他做饭!”当我在暑假回家，听姐姐讲到那晚的状况，忍不住要哭出声来。

　　火车完全没有坐满，这节车厢坐了一半多，其他的车厢基本没有人。我们三个不怕死的到处走动，找了宽敞的地方坐下。开始还戴着口罩，后来想啊，要感染早感染了，在旁边人惊讶、怪异甚至眼馋的目光里，我们开始打开上车前买的东西大吃。

　　我们事先商量：和同学见面后怎末打招呼？如果他们有忌惮，那我们作揖吧。到了火车站才发现担心纯属多余：几个来接的同学上来就热情接过包，和我们一起走上前。打了两辆车，据同学说另外一辆车的司机师傅特别勇敢，听说是北京来的也没所谓，但我们坐的这车，师傅在短短十多分钟内一直在听我们讲北京的经历，一直沉默不语，等我们下车后立马掉头走人……

　　住进学校的招待所，一夜无话。第二天去校医院体检，一切正常，到了量体温的环节，电子测量仪在我这出了问题——连续测了几次都是偏高。我的血开始往头上涌：难道到了最后一步，自己却不知不觉功亏一篑？好在大家都镇定，又用水银体温计测量了一次，这下正常。

　　住在那个招待所的一楼，手机只能放在窗边才有信号。每日两次体温测量，陪伴我们的除了工作人员，只有电视。在那些日子里我看了不少星空、凤凰等台的电影，现在还记忆尤深。同学从边门到房间窗口处看望过我们几次，校领导也来过。但14天的日子仍然很难熬。L想泡宾馆的服务员而没有得逞，成为我们到现在的笑柄。

　　当隔离结束，我们才发现外面的阳光之宝贵。回到同学当中，在燥热的武汉过着暑假前最后一段日子。非典在北京虽然仍在持续发挥影响力，武汉却已逐渐感觉不到它的气氛。

　　大事记：

　　2002年年底，武汉理工大学，我们刚知道学校宣布的实习通知，2003年上半年组织实习。这个时候我们不过才大三，按照常理实习一般安排在大四。但这次学校为给这个实践性很强的专业的学生更多反思和改进的时间，第一次修改实习时间。其时学校老师有组织学生去广东实习的经验和关系，多数同学也准备去广东实习。

　　2003年2月，在家接到在京的姐姐的电话，告诉我，广东最近在闹一种病，据说死了不少人了，建议我不要去广东实习。另外2002年暑假的时候我在北京呆过一个月，对广东本来无甚好感，所以决定去北京实习。

　　同样是2003年2月，在经过短暂的春节假期后，我和两名女同学坐火车奔赴北京，去往老师给介绍的一个公司。两天后，我问及有没有实习工资，在得到否定的答复后，决定离开。三天后，另外三名男同学也来到北京，我们决定一起租房住。其后在当时的北广、现在的传媒大学附近的定福庄找到一处两居室。中间还被中介骗了一次。

　　3-4月，四个人陆续找到实习单位。

　　其间有一个惊险的故事：同学J在上公交车的时候，问了一句“到定福庄不？”对方答到，不料他误坐的是一辆开往昌平定福黄庄的车，其后的事说出来可能要给伟大的首都抹黑了，他居然坐上了一辆黑车，当他看到车越开越远却不是经过自己每天都看到的建筑时，开始有些不安，想下车却被告知不让下。前面也有发现坐错车的乘客，当要求下车时被售票员拦住，同时又有几个人上来要求加钱……同学是比较胆小谨慎的类型，据他后来绘声绘色描述，说自己当时想了很多。于是给我们发短信。当发到我那不能显示短信名字的摩托罗拉V998+手机上时，我看到几个字：你在哪呢？当时记不住每个人的手机号，以为是哪个同学在问实习的情况，于是回了句：我在北京。可怜的J同学欲哭无泪……然后继续给别人发短信，再后来，警车来了，他们得救了。

　　2003年4月20日，中央宣布免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北京市长孟学农职务，21日，中国决定实行疫情日报制，与世卫组织的做法接轨。

　　2003年5月中旬，我们除J外的三人坐火车回到武汉母校。翌日清晨接受体检，并在学校招待所开始为期两周的隔离。

　　2004年6月，我们毕业。

　　直到现在。G现在潇湘晨报社，L去了劳斯莱思，J6月份从北京回校，读研后去了广西做老师。我在一个国内排名前几的网站工作至今。一些面孔、事迹和话语留在历史中，我们如没有经历过这段日子般前行。(作者：Leodin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