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最后一位大师谭建丞即将诞辰110周年(图)

　　写给晚辈信中充满关爱之情

　　我记得课堂(那时称教舍)一年级(人多)两室分甲班、乙班，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人最少)。

另有手工课堂、音乐课堂、化学课堂。又每级各有自修室一间，另一大统间是博物，给他室人多不能容及外地来得迟的同学又通学生也可请准得在上课前、上课后去占一席的。三餐伙食是方桌定位，每桌七人，四菜，分全餐、半餐。

　　学生人数不足200人，记一年级有七八十人，均分两班，四年级最少，寥寥只十三四人。

　　教师约20人，著名而为学生敬仰者如钱念劬、沈君默、俞宗濂。其时国文最重。

　　府中最重国文外，对体操亦特重，因沈校长好武(先时兼设经武学堂，教师徐一冰外，还请了一个日本人名大西。奇怪的有一位文学老师蔡原青拳术居然比胜日本体操教师)。军事操首创于湖府中，沈校长提倡力为多(清末之官忌之)，辛亥革命竟为根据地。

　　课程：

　　国文(读经高级班则有诗词，文字学等)。英文(华英初阶……原版，但次重的)。算学。此三门最重要。物理(植矿等、昆虫等)。化学。历史。地理。音乐。图画(国画、铅画、用器画等……)。手工(木工为主)。体操。作文。

　　国文课。有一个同学名陈辅屏，四年级，最佳，全校第一。茅盾可为第二，他大约在二年级。可是茅盾的算学(后改称算术、数学)是差的，我也差的，曾加班补习因而知之，实非同班(我低一班)。记那时曾出过一本校刊，名称《爱山杂志》，有光纸，油印，很大很厚一本，头一篇写的具名“如是我闻室主”，是张图画老师的作品别名，茅盾可能也有，而我记不起了，惜这本刊物早没有了。

　　南京去参观，有此事，我未参加。不详。

　　姓张的大力士，可能是张锺福，震泽人，深度近视，算术甚好，人却谦和，我是小同学常请教他。力气大，未曾注意他，不过有时和他比手劲，给他捏住就不得脱。

　　怪物，我能记起的还有：

　　夜叉鬼。姓陈，水口原河南客民，面有一大黑痣，目有凶光，面肉横生。有一天，雪后冰冻，足球踢上高楼顶瓦雪中，屋檐翻出，接二梯不够高，冰又滑。夜叉一看，将梯子立直，下面多人扶稳，离屋檐尺许，他爬到梯顶端，翻身一跃，已在屋上把球掷下，他叫人于梯上再缚一根竹竿(撑竿跳用的)，他捏住竿端一滑而下。但考试多不及分，下学期不来了。

　　怪人之二：有一位同学，学问很勤，少与人谈话，性情温雅，常戴一蓝色眼镜，近视人也很多，穿是一件长衫，也没有注意到长衫的领(事后才觉到他的领头高点)，全膳生(即住校生)也和其他同学一般。不知何故，一天，忽有人窃窃私语，指他是女性……，不敢多讲，大家只作笑话。舍监学监严，大家不多传了。茅盾也是与人少说话，也是温雅的典型嘛。久之，同学们渐渐发现疑点了，领口高，喉管结隐了，又多没见过他入厕所小便，可怪了。茅盾在自修室的个人书桌最靠近厕所进处的门，大家问：“圣贤人，你可见不见？”他说：“可问同宿舍的人见不见。”(圣贤人，茅盾同学中呼他的别号戏称)月余，此人病假回嘉兴，就一去不再来。在学时不长，但知姓顾，后来听说，确是“她”。

　　“大学问人，当时不见有奇异处，事业好学问者，终身无所谓满足期。”前人记得有此旧联，在当时的沈德鸿老兄，真的也无异于全校百余同学。

　　老师们称他是国文一门好，每次批文课，他的卷上一条条红连圈，(老师多有发辫)把他的好句诵给全班听时，晃晃脑袋，拖长回声，摇头摆尾，后来谈论剪辫子，对辫子有“田田鸟”之比也。革命(在昔也不知这二字)思想，他似乎吸进去得早一点，读古人书，他分析力比他人清楚而敏感一点，比高一、二班的人都没有他静思多思，这是肯定的。我比他班次低，性情略同，故见时还多谈几句。认为他的学问文章是离中学后不断积累起来的，专恒二字是他一生成功的诀，后来他负笈去北，我去南，就此不见了。

　　并那时乌镇另一个同学名吴宗培，当时耳上穿一只环子的，前月在乌镇遍访，多无人知之了。

　　开元白发宫人，闲坐谈玄宗，听听而已，没对方了。人才真难得，七十年来同学何止及千，成就者真无多几个，在旧社会中，读书无用论，贤者或埋没，或谋生改行，为之一叹。

　　茅盾在校时，星期日常常一个人在操场里手执一卷，踱来踱去，或者宕宕旧书店，买一二本书。一次遇到他在宕府庙，手里拎一包吃的东西(茶食)。施施然地一个同学对我说，“他是家里有钱的人，家里常有钱带来了，他爱吃闲食呀！”

　　写太多了，即祝桂松我兄主席公祉健康。匆极不再肃笺，乞谅。

　　教弟谭建丞。廿三日。

　　谭先生的谦虚让我感动了很久，所以他的这封来信，我一直细心收藏着，因为这是一封装满前辈对晚辈的关爱之情的信！当时我兼着桐乡县的文联主席，所以有“桂松我兄主席”等语。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从桐乡调杭州工作，与谭先生见面、请教的机会少了，但有关谭先生的信息却常常从桐乡的朋友那里传来。他晚年进入一个晚霞满天的好时代，社会活动频繁，但他知恩图报，凡是社会上有需要，他总是不遗余力地去做，当地的画展、书法展不用说了，连宣传见义勇为这样的社会活动他都乐意参加和积极支持。谭先生晚年对这个社会、时代的报恩情结，深深地感染了他周围的人，所以湖州当地政府对谭先生也十分重视，聘他担任浙江省文史馆馆员，湖州书画院院长，湖州市政协常委等等。有一次，我在杭州接待台湾中视公司裘恩伟先生时，商量合作做些两岸文化交流工作，当时我提出将桐乡百岁老画家岳石尘与湖州谭建丞先生的画作，精挑一百幅，由台湾中视公司出面协调，在台湾举办一个双百老画家的画展。裘恩伟先生十分爽快地答应了这个对两岸文化交流功德无量的合作项目，并立即启动。我工作所在单位浙江电视台立刻指派专人负责落实两位百岁老人赴台画展事宜。此项目也得到谭建丞先生与岳石尘先生的首肯和支持。很快，1994年谭先生与岳石尘先生的画展在台湾“国父纪念馆”举办，引起岛内轰动。虽然两位老前辈年事已高，没有去台湾，但听到画展的盛况，都十分高兴。事后想想，组织两位百岁老画家的作品赴台展出，还真是一件值得回忆的有意义的事。

　　谭建丞先生一生坎坷但光明磊落，虽然斯人已逝，但他的人品艺品仍常为世人称道。因为谭先生年轻时才气横溢，中年以后屡经苦难，但他从4岁开始练习书法直至临终前一小时写下最后一行字，对艺术的追求终身不辍，其深厚的书画篆刻造诣和渊博的学识，成为一代大家。相信再过五十年一百年，谭建丞先生的艺术造诣仍然会有后人去研究继承和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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