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童工法律的空间有多大

　　关注东莞童工现象

　　新闻背景

　　有媒体报道，未满16周岁的四年级学生马海布，在他父母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偷偷开始了童工生涯。媒体记者在凉山州采访发现，不管是普通老百姓、公务员、警察，还是老师和民间组织的志愿者，都清楚地知道工头拐骗童工的现象，他们将此现象称之为“带工”。新闻一经报道，即刻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面对童工法律的空间有多大

　　我国立法禁止使用童工的规定是正确的，但执法效果不尽如人意

　　乔健

　　东莞童工事件又一次将人们的视线引向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童工现象这一沉重的话题。

　　劳动力市场中出现对童工的需求，主要是因为童工的价格低廉。另外，因为雇用童工是非法的，雇主无需为他们支付法律规定的各种社保费用，这样就使童工的雇用成本更低。除了雇用成本因素之外，童工在生理上、心理上的一些特点也可以满足雇主在生产和管理方面的需求。

　　从1990年代以来，我国就颁布了一系列禁止使用童工的法律。1991年，国务院颁布《禁止使用童工规定》，2002年10月1日，国务院又颁布了新的《禁止使用童工规定》。我国还批准了国际劳工组织第138号和182号两项禁止使用童工的国际劳工公约。依照上述法规，任何用人单位都被禁止招用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同时，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为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介绍就业。法规还对雇用童工行为规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为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介绍就业的，每介绍一人处5000元罚款；用人单位使用童工的，按照每名童工每月5000元罚款的标准给予处罚，等等。

　　在执法方面，政府将童工问题列入各级劳动保障部门的劳动监察范围，并采取“集中打击”和“随时处理”的监察方式，进行专项执法检查，也根据媒体报道和民众举报，可以随时进入企业检查，并对雇主予以处罚。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童工现象，但也使雇用童工的企业转入地下，给执法监察造成更大的困扰。即便是企业被查处，童工们被遣散回家，他们可能因难以在短期内获得生活来源而重操旧业。所以有学者认为，仅仅从法律的角度禁止童工，对大多数童工及其家庭而言，并不是一个最优选择。

　　从事教育的研究者发现，辍学儿童是童工的主要来源，而辍学的主要原因是我国九年制义务教育并非完全免费教育。教育经费的不足使一些学校向学生家长收取各种学杂费，这些名目繁多的学杂费又给刚刚获得温饱或者生活仍然拮据的农民家庭造成巨大的经济负担，致使一部分学生及其家长选择辍学打工。

　　所以，笔者建议，应当采取标本兼治的思路重新审视和治理工业化进程中的童工现象。我国立法禁止使用童工的规定是正确的，但执法效果不尽如人意。要健全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机制，扩大人员编制，提高人员素质。采取日常巡视检查、专项检查、群众举报专查、会同有关部门共同检查以及年度检查等多种工作方式，依法行使国家赋予的监督检查权，加强对企业违法使用童工问题的监督检查，保障法规的有效实施。此外，通过改革劳动行政管理体制，改变劳动执法监督部门受制于地方利益而偏袒企业雇主的局面，做到公正执法。

　　更重要的是，加大政府对教育的投资，使义务教育真正成为免费教育。要以强制性措施确保各级政府在其财政预算中足额列支教育费用，农村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应当从教育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形式、学校布局等方面进行全面调整，真正体现“义务教育”和“基础教育”的本质。政府还应在政策上和财政上支持发展农村职业教育，这可以拓宽学生在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之后的就学和就业途径。此外，政府还应将促进就业和社会保障的覆盖面逐步扩展到农村，对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培训，特别是将农村儿童和流动儿童的卫生保健和医疗服务纳入法制轨道。

　　目前，我国有近2000万的流动儿童，他们正处于接受教育和发育身体的关键时期，其权益保护和教育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将不利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甚至会给社会稳定带来隐患。这也是东莞童工事件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