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80后上海人在东京：不再浮躁(图)

　　2.为什么去日本？学习先进技术，收入也比较好。

　　3.在日本的最大压力和挑战？语言关是最大的挑战，压力基本比较少。

　　4.在日本的最大困惑？回国还是不回。

　　5.目前最大的希望？工作可以有更好发展，有好的机会可以回国。

　　6.在日本的最大收获？认真的工作态度。

　　7.给即将去日本的中国人的建议。不要过于乐观或者悲观，要三思而后行。

　　早报记者郑洁

　　333米高的东京塔矗立在东京都港区芝公园西侧，以远处富士山模糊但婉丽的轮廓为背景，俯瞰着东京商业区绚烂的夜色。

　　索尼日本公司的总部大楼就在附近，但坐在刘隽办公室的座位上，依然无法清晰地看到窗外霓虹。晚上9点还不是这里的下班时间。“看到周围的同事都还在，自己先下班有些不好意思。”这位26岁的上海小伙子说。在日本工作快四年的他现在是索尼总部的电视软件开发工程师。

　　终身雇佣制的尴尬

　　2004年夏天，从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毕业的刘隽拿到了索尼总部的Offer。“一方面觉得在日本做技术可能比较有挑战，也可以做比较核心的，一方面对于本科生来说待遇还是可以，所以就来了。”他说。

　　作为一个上海人，在东京生活有很多优势。日本料理与上海菜的清淡口味相似，两个多小时的飞机航程比上海到某些国内城市还近。“所以觉得在日本上班，从距离上就像是在外地，没有什么很远的、在国外的感觉。”刘隽说，“在日本，有很多和国内很相似的地方，但也有很多地方让人觉得到底是在另一个国家，因为它有很多独特的东西。”

　　这其中，让刘隽感受最深的是终身雇佣制。刚刚进入公司，当新人的一年就是打杂的一年。日本的新人要去工厂和电器店等地实习，基本上半年以后才开始进项目。“我属于比较快的，因为当时项目较多，三个月就进入实际的项目了。”

　　但是，终身雇佣制也让在日本打工的中国人很尴尬。四年前，刘隽的年薪是30万元人民币，现在涨到了40万，他显然对此不满意。“这个也是日本的特色，工资涨得慢。”他说，他们会在适当的时候给你涨工资，但其实就是大锅饭，不奖励个人主义。现在日本也想和欧美一样搞成果主义，但打破这种根深蒂固的制度看来还是很难。

　　“这也是中国人在日本公司待不长的原因之一，因为大家都希望被迅速承认，可以快快升职，也愿意很拼命。但是日本公司不要求这样，觉得你可以慢慢来。升职要熬年头，让人觉得没有价值认同。”刘隽说。

　　很多人选择“把该学的都学了”以后，就回国、跳槽到日本的欧美公司或以日本为跳板再去其他国家。刘隽考虑的是回国，理由是：“国内现在工资越来越高，而且人民币也在升值，所以其实这里的吸引力在下降。而且，日本社会是一个比较难以融入的社会。”

　　要“生活”，不要“生存”

　　以日本强大的电子产品企业为舞台，学习先进技术和认真的工作态度，再回到国内增长迅速、前景广阔的市场，是刘隽这种新一代在日中国人的奋斗思路之一。

　　九年前，反映在日留学生真实生活的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中一位上海女孩这样说：“在美国，中国人思考的是如何生活；在日本，中国人思考的是如何生存。”那么，对于新一代在日中国人来说，去日本意味着什么？

　　“要说与十年二十年前来日本的中国人的区别，就是我们不用为生活操心，不需要打工。”刘隽有他的看法，“对于以前来日本的人来说，可能钱确实是目的，为了生存，为了攒钱可以回国过上好日子。现在我们来是学习一些新的东西，锻炼自己Oversea的视野，也在这里发挥我们的价值，证明中国人不光是廉价的劳动力。我们的能力配得上公司给的钱。”

　　对刘隽来说，在日本的生活也很“舒服”。“日本就是四大样，春天看樱花，夏天看烟花，秋天看红叶，冬天滑雪。然后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泡温泉。第一年觉得很新鲜，然后每年都是这样。”

　　不过，刘隽也“不幸”碰到了与上一辈在日华人相同的遭遇，那就是在大街上被警察拦下来“查户口”。“我只碰到过一次，感觉还是很不爽的。”他说。

　　东京，不迷失

　　历史问题一直是中日关系绕不开的坎。但在刘隽的记忆里，这种因历史而产生的矛盾和冲突似乎渐渐淡化。

　　他回忆，刚来的第二年，正值南京大屠杀的纪念日，他转了相关的英文网站给日本同事，但没有收到任何回信。“大多数日本年轻人对政治都没有什么兴趣。有些中国同事和日本人谈到过一些，比如靖国神社，很多日本人也觉得没有必要参拜。”他说，“不过街上有时候会有右翼的宣传车，很讨厌。”

　　相比这些沉重的话题，刘隽更愿意谈及日本社会对他自身的改变。除了学习日本人做事认真负责的态度外，日本生活对这位初入社会的年轻人价值观的塑造产生了深刻影响。“抛开民族感情，日本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社会。”他说，那里贫富差距小，人人都彬彬有礼，特别是服务业，态度非常好。

　　“东京是一个很物质的地方，就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的代表，不过在这里许多地方可以看到很和谐的景象。周末在河边的草地走走，看很多日本人，都是普通的工薪族在那里散步、遛狗，学生在练习棒球，就觉得很平静，整个人。”刘隽对早报记者说，“日本有一句话叫"一亿总中流"，就是一亿日本人都觉得自己是中产阶级。”

　　时常回上海探亲的刘隽坦陈，到了上海往往发现自己变得很浮躁。“说不出为什么，很奇妙，在东京这么一个物质的城市，反而没有那么浮躁。这点感受对我回国以后也有帮助，因为我知道了平静生活的价值。”

　　刘隽的这些话让没有去过日本的中国人难以相信，这就是那个轨道交通如蛛网般密集、路人步履匆匆的东京，或者那个春上村树笔下忧郁、迷茫和颓废的现代城市。

　　“在这里总的体会是，物质和金钱很重要很重要，但是也有很多更重要的东西。”刘隽认真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