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罪”历史变迁：见证中国法制理念进步

　　迟志强，见证“口袋罪”的变迁

　　⊙《法制周报》记者 周起

　　他，曾经和刘晓庆、陈冲等同为国内影坛的新星，他20年前的《铁窗泪》，比现在周杰伦的《菊花台》还火。他，就是迟志强，一个曾经在天堂与地狱之间徘徊的明星。

　　而历史终会见证，“口袋罪”的分解，带来的是理念、观念、技术的诸多进步。

　　史上的“流氓罪”

　　翻开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60条明确规定：“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不管迟志强如何觉得委屈，但法律是无情的，更何况是处于“严打”高压政策下的特殊时期。和他混在一起的哥们儿、姐们儿也都没能逃脱法律的制裁。与其说迟志强无罪，不如说传统的重刑主义思想，和20年前人们的思维、观念和制度造成了迟志强事件。在当时的环境下，“流氓罪”担当了本不该担负的维护社会道德规范的重任，更可怕的是，“流氓罪”属于“口袋罪”，对一般的打架斗殴、男女关系不检点或是同性恋行为等，都容易被司法机关当做“其他流氓活动”，而被装入流氓罪的大口袋（一种对某一行为是否触犯某一法条不明确,但与某一法条的相似,而直接适用该法条定罪的情况,这种情况多次出现,就将此罪戏称为“口袋罪”—编者注）。

　　或许，迟志强还是幸运的；西安的“马燕秦事件”，更在当时的法律界引起轰动。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跳舞还没有解禁，“×××的老婆十八岁，参加了美国的摇摆队……”这在当时属于骂人的言词。陕西西安有一个叫马燕秦的中年妇女，性颇风流喜欢跳舞。马燕秦跳舞的行为，自然引起了公安部门的注意。派出所曾经找过马燕秦，询问她的跳舞情况。马燕秦一口气讲述了数百名一起跳过舞的男女，有些男人还和她有过更亲密的关系。结果，与马燕秦有牵连的300多人被抓，成为轰动三秦的特大案件，马燕秦为首的3个人因“流氓罪”，被判处死刑。

　　迟志强的“罪行”

　　迟志强事后回忆， “我在南京拍电影的过程当中，认识了一些‘铁哥们’、‘铁姐们’，在我的业余时间，我就跟他们在一起玩。但是后来的发展，就出问题了。”有一次，迟志强的几个朋友从外地来南京演出，演出结束要走的时候找迟志强帮忙弄几辆车送一送。“他们人多，有去机场的，有去车站的。那时候没私车，我上哪给他们整车去啊？可是我这人又热情，重朋友，就一口答应了。”迟志强于是找到王某，但是一辆车肯定不够，于是王某介绍他认识了一个南京军区的朋友。

　　“是一个比我大10岁的老大姐，据说是部队领导的女儿，营职军医，大高个。”迟志强回忆说。老大姐很爽快，帮他落实了一辆红旗轿车，一辆上海轿车，两辆面包车，气气派派地把人送走了。我特别感谢老大姐，要请她吃饭，老大姐也很豪爽，说认识你迟志强，很荣幸！大姐请你！拉着我和司机到她家吃饭，我们3个人，喝了一整瓶洋河大曲。 我是个特别不能喝酒的人，但是逞强，也是为了表达谢意，这就喝多了。老大姐是离过婚的人，家里就她一个，看我喝得也实在是走不了，就不让走，非留我住她家。她把我扶到她的房间，我只记得司机朝我挤眉弄眼半天，他先走了。我也没多想，眯眯瞪瞪就睡着了。谁知道没多久，老大姐钻我被窝里了。”

　　“后来我听说邻居的举报里把我们说得很难听，说我们一大堆男男女女拉着窗帘，乱搞男女关系、跳光屁股舞等等。但我发誓，我们只是跳跳贴面舞。还有一次，我们3个男青年一块儿，开着红旗轿车，到紫金山，一人带一个姑娘，都是跳舞时认识的舞伴，牵着手，抱上车，在红旗轿车里，一人腿上坐一个。不过是坐了一下大腿——这就是后来报纸渲染成的‘聚众淫乱’。”

　　有媒体采访迟志强时，戏称他当年的事件堪称1980年代的“艳舞门”，迟志强表示，“我和张柏芝同台演出过，她是个非常优秀的演员。艺人的私生活本来只是他们自己的事，一在公众面前曝光，问题就大了，事业、家庭都要受到影响，其实，何必大惊小怪呢？张柏芝她们（这些艺人）又没有犯罪。”张柏芝无罪，而且她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事发地点，都与迟志强有很大不同；更为重要的时是，历史与现在、香港与内地，法律制度与法律理念间的大相径庭，对此，迟志强只能够无奈。

　　“口袋罪”的变迁

　　法律的进步，首先在于法治理念的进步。

　　1997年刑法修订，刑法理念的更新使刑法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进步。1997年，刑法修订竖起“罪刑法定”的大旗，将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体现得淋漓尽致，此举后来受到世界范围舆论界的一致赞誉，从而成为中国刑法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1997年的刑法修订中，将此前流氓罪中的“其他流氓活动”剥离，将其分解为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聚众淫乱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等几个新罪名，尽量做到条文明晰化。与此同时，与流氓罪并称为“三大口袋罪”的投机倒把罪、玩忽职守罪，因立法笼统，内容宽泛，在刑法修订时淡出历史。

　　事实上，1997年刑法对流氓罪分解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对罪名的定义上，对于分解之后新罪名的刑罚，即使是对于最严重的犯罪情节，其判处徒刑的刑期最高也只有十年。从而彻底告别流氓罪或是“流氓行为”判刑的时代，民主、开放的立法观念，让中国公民真正感受到法律对公民权利的尊重。

　　世上没有完美无瑕的法律，法律在保持稳定性的前提下也会随社会变化发展而适时调整，历史终会见证，“口袋罪”的分解带来的理念、观念、技术的诸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