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赈灾：我们发自内心要做的事
5月12日四川震灾发生后，祖国各界乃至国际社会纷纷发动起来，向受灾地区伸出发自内心的温暖之手。由于版面有限，我们不能将这些全部收录。我们可以看到，仅仅在文化娱乐界，仅仅在内地原创音乐人这个小领域中，就已然是全部动员。虽然作为艺人中收入最低的一群人，但他们还是连续不断地以自己的方式捐出演出收入。不到一周内，仅北京地区就已经进行并确定了十余场赈灾义演。音乐青年们的热情让人感动，但这也仅仅是整个赈灾行动里无数感人事迹中的冰山一角。
国外音乐人灾后如何反应
介绍者说
张帆（中国最大的户外音乐节“迷笛”主办人）
在我看来，1985年在英美两国同时举行的为援助非洲饥荒的“援助非洲义演（Live Aid）”最让我感动且印象深刻。我大概从1981年开始接触西方摇滚、流行音乐，这场演出是我第一次看到的“现场”。当时胡松华的女儿胡丹从北京电影学院弄来了这次义演的录像带，我们就在她家看了一个晚上。在里边看到了皇后乐队、U2、斯汀、保罗·麦卡特尼、杜兰杜兰等，也看到了十多万人的现场盛况。我还记得那个舞台两侧的两把吉他造型，电吉他的琴箱就是非洲地图，黑白色的LOGO，主题非常鲜明。当所有人合唱《We Are The World（“我们就是世界”或“四海一家”）》时，可以说我完全被震撼了。
2005年，保罗·麦卡特尼、U2等人也参加了呼吁帮助非洲摆脱贫困的“Live 8”义演。这个现场我们现在在网上或音像店也可以买到。我们迷笛音乐节的视频导演已经把“Live 8”当成他的经典教材，无数次地看。
2007年还有环保主题的“拯救地球音乐会”。这是为了配合美国副总统、奥斯卡获奖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的环保理念而进行的义演。黑眼豆豆、红辣椒等著名乐团都参与其中。
这些都是国外比较著名的、有影响力的关于赈灾和公益的义演。现在我们国内还没有这样大型的露天户外赈灾音乐会。其实如果有机会，大家可以尝试做一下。这是可以体现出流行、摇滚等当代音乐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通过音乐文化，对大众产生巨大的影响，突出为世界、为社会作贡献的一个特别好的平台。赈灾义演，首先是为人道事业作贡献的大型活动。它通过不间断地直播，吸引更多公众的注意。通过公众募捐等参与方式，让大家的心汇集在一起。这是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它让我们国家乃至全世界人民都把心聚拢得更紧。
不过赈灾义演和普通音乐节还是有区别的。音乐节是承载欢乐的，但大型赈灾义演承载的是人类道义。因此赈灾义演要注意音乐形式的把握。比如抵抗非洲贫困的“Live 8”，就可以有一些欢快的舞曲、电子，呼唤人们的乐观精神。但这次我们失去了数万同胞的生命，我们的赈灾义演上就不应该有那些娱乐风格的音乐。我看了愚公移山的义演现场，像老狼、万晓利那样的民谣风格就很适合当前赈灾的主题。
我还认为，再过一阵，等伤亡统计基本结束之后，我们应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三天到一周的“娱乐控制”，这种做法在国外也很常见。反正我活四十多岁了，今年的灾害真的是第一次见，太惨烈了。
带头者说
这是顺应我内心所必然要做的事
崔健（中国原创音乐领军人物）
问：给读者大概介绍一下您带头的这次赈灾义演？
崔健：5月22日，我将和艾敬、郑钧、汪峰、老狼、子曰秋野乐队一起在星光现场进行主题为“Radio Aid——超越那一天”的赈灾义演。这个义演是跟国际广播电台一起搞的，我也没有什么更多想法，就是赶快做好。最早的时候我本来想做更大的户外大型赈灾义演，但发现不太容易，大家对大型活动还是有些担心，所以就改为了现在的形式。
问：您发起义演的初衷是什么？
崔健：对于音乐家来说，别的事情我们想做也做不了，我能做的事就是这样。
问：听说是您主动打电话联系的这些音乐人？
崔健：我确实打了个别人的电话。但其实大多数人都是不谋而合，谈不上谁带动谁参加。
问：现在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办了很多赈灾义演，有更大型的，也有很小众的。您关注其他的赈灾活动吗？
崔健：我认为赈灾这东西不能攀比。人们都是根据自己的能力、掌握的资源进行力所能及的贡献。一旦拿赈灾来攀比，就感觉很丑陋了。
问：有没有您心目中比较经典的赈灾义演？
崔健：“援助非洲”。在那个年代，我们都是刚刚接触大型摇滚音乐节的形式，所以它的现场本身很吸引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他们这种音乐以及理想化的愿望
能够成型。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非洲饥荒的严重性。而在观看“援助非洲”义演之前，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所以我们的情感是可以通过音乐被调动起来的。但我还是不愿意攀比，不能说谁办得好，谁不好。我觉得在灾情面前，当务之急不是去比谁好谁坏，而是每个人怎么样去释放他们自己的能量、情感，融入到因灾情引发的失衡的状态，达到所有人共同的理想状态。而艺术家通过义演，也会有很多想法迸发出来，很多以前没想到的深刻的问题也可以进行思考。这件事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创作的灵感。
问：很多业内人士都说此次内地音乐人的行动非比之前，不约而同，空前团结。您怎么看？
崔健：不用说“之前”。现在这个灾难是最大的、最严重的。现在的年轻人能经历过1976年大地震的并不多。所以这次就是现在我们惟一一次最大的灾难。也许也有很大的灾害存在，但都没有这次离我们这么近。可以说，这次震灾，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亲属全部都是受害者。所以这和其他简单的“援助”是不一样的，没有可比性。
问：对于您的这次赈灾义演还有什么想跟读者说的？
崔健：每个人和音乐都有自己的生活和音乐圈子。我们这次赈灾义演代表听我们音乐的人。其他的演出则代表听其他音乐的听众。不论谁，我们每个人都能做些事情，让我们看到的和我们内心极度的失衡找到一种平衡，这就够了。我不愿意谈论“数字”和“好坏”。我也不希望别人或者媒体说我这样就是做了什么好事。这只是非常普通的一件事。这是让我自己的内心得到稳定所必然要做的事，这样就够了。
音乐青年办义演
不约而同为赈灾
主办者说
武悦（乐队经纪人、义演系列首场主办人）
5月14日的演出其实是北京国际外语学校的外籍教师们最先提议的。他们跟我们THE VERSE乐队的和声姑娘是朋友，于是就问我们要不要一起做一场义演，捐助灾区。我们在此前也正有打算，于是马上决定第二天就演出！算起来从我们交换想法到演出开始，还不到24小时。结果当天现场来了二三百人，其中有4成都是外国朋友。赈灾义演系列的首场最后募集善款16500元，义演的成功体现了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其实在北京的这帮老外真的很热心，而且是发自内心地热爱中国。
狗子（愚公移山老板、义演系列第二场主办人）
5月16日愚公移山原定的是老狼个人演唱会。后来震灾发生后，我跟朋友聊天，说咱们也干不了太多别的事，不行就把演出门票都捐了吧。于是我就跟老狼通了一个电话。老狼也是这么想的，我们就用一个电话、几句话就把这事给定了。我觉得也没什么多说的，完全是靠一种本能。我们场地方面当然也有损失，比如光日租金就近万元。但演出结束后我们一统计，一共筹集善款81190元（包括老狼个人捐款2万元），大家都很振奋。我们之前预计也就四五万元，真没想到能有这么多捐款。到演出最后，明显就看着观众们开始往钱箱里塞钱，当时我在现场看到这个场景也非常激动。
丁太升、李欣（唱片公司员工、义演系列第三场主办人）
5月21日星光现场的赈灾义演其实是我们在MSN上聊天决定的。在震后第二天，大家在网上都比较激动，觉得应该为灾区做些什么。于是我们就分别找了自己公司摩登天空和十三月的艺人。后来其他公司的乐队也都想参与进来，但为了控制时间我们不能全部收入，但大家都很感谢他们。我们在筹划过程中也遇到一些小困难，比如有同行就说“我们现在没心情看演出”、“办演出不如自己多捐钱”等等。其实我们这些人都已经自发捐款了，但我们觉得如果能利用自己的资源，发动更多的人、多捐一次、多捐一点儿、为灾区做更多事儿不是更好吗？其实网络上支持我们的朋友也很多，现在已经有几百人表达了要来现场的意愿了。
徐凯鹏（荔芙娱乐老板、义演系列第四场主办人）
我们5月23日在MAO LIVE的演出是原来就定好的，震灾之后我们本来想再单组织一场，但大家时间都不太够，又都特别想为灾区作些贡献，于是就把这场演出变成了赈灾义演。我觉得这次北京的年轻音乐人基本是以“不约而同”、“齐心协力”的状态来参加义演的。这让我觉得特别牛。感觉这些年轻人已经成熟了，其实乐队只是表面，每次演出背后都有很多“后边的推动力”在显示它的强大。
王海丰（雷鬼堂厂牌负责人、义演系列第五场主办人）
我们5月24日在798工厂的义演基本上就是双方一拍即合。我们的主题是“家与你们同在”，区别于其他义演的综合性，我们这场义演只有雷鬼乐这种温暖的音乐形式。我们这次参演的音乐人中还有不少来自非洲的黑人朋友。大家都想为灾区做些事情。总之，我们的音乐是对的，主题是对的，人也是对的……我没法解释更多，我们就是必须得做这么一个东西。
邱大立（乐评人、腾讯音乐专栏作家）
在音乐的舞台上，以歌传爱的行动一直在继续。
1984年的“四海一家”音乐会全世界已人尽皆知。1992年，在帕瓦罗蒂的故乡，意大利的蒙地那，举行了为“地中海型贫血医疗费筹募慈善义演”，那一次，是帕瓦罗蒂做东。1995年9月12日，蒙地那继续战斗，“为战火下的波西尼亚儿童而唱”，黛安娜王妃也到场观摩。1996年6月20日，由帕瓦罗蒂赞助的国际救援组织“战火孤雏”（War Child）为募款举行了演唱会。这场音乐会最后被录成了一张远播全球的专辑《Help》（《援助》）。1998年，“为内战中的利比亚儿童而唱慈善义演”。同年，英国民谣歌手Billy Bragg与英国十多支乐队出版了一张专辑《Rock The Dock》，为了援助被解雇的四百名码头工人。1999年，“为危地马拉与科索沃儿童而唱慈善义演”。2000年6月6日，“为柬埔寨儿童而唱慈善义演”。2007年6月12日，一张名为《援助达尔富尔》翻唱约翰·列侬的双CD专辑发行，大碟的售款捐给了国际特赦组织作为活动经费……这股音乐的热流也从西方传至了东方。2003年11月22日从傍晚到夜里，在广州一个简陋的操场上广东民谣音乐人发起了向一个三岁绝症女童紧急救援的义演。2008年的现在，更多的赈灾义演正在进行……无数次音乐事件证实了音乐释放了行动，行动释怀了音乐。
微不足道的歌声，就算传递不到危在旦夕的遇难点，也决定如此倔强地就以这种微弱其微的音量，捎去无微不至的探望以及拥抱。歌声等着我们，仁善等着我们，灾情中的人们等着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