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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孤儿爱心学校最佳

  建设美丽的新城市,是物质层面的灾后重建。而对于汶川地震受伤民众来说,心灵家园的重建更为重要。唐山灾后重建专家苏幼坡19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心灵家园重建的难点在于地震孤儿的抚养。目前安置汶川地震孤儿有三个方案:爱心学校、亲属领养、社会领养。

借鉴唐山当年的经验,苏幼坡认为最好的方式是通过爱心学校抚养。而当年唐山地震时的爱心学校——育红学校的负责人董玉国和杨桂芳也有同样的看法。

  ■讲述

  唐山地震的4204名孤儿,如今已长大成人。他们讲述心路历程,结合自己的经验伸出援手,帮助灾区孤儿,寻找新家。

  苏幼坡(地震灾后重建专家)

  应该考虑孩子感情

  唐山地震灾后重建专家苏幼坡是很多地震孤儿的朋友。19日,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他认为,地震孤儿的抚养,是一种心灵层面上的灾后重建。

  从媒体上,苏幼坡了解到安置孤儿有三个方案:爱心学校、亲属领养、社会领养。借鉴唐山当年的经验,苏幼坡认为最好的方式是爱心学校。

  “地震孤儿”最忌讳被称为孤儿,到别处去有“寄人篱下”的感觉。汶川地震后,苏幼坡和许多当年唐山地震孤儿,聊起此事。

  这些已长大成人的孤儿告诉苏幼坡,“不要让亲属或社会领养,最好的就是爱心学校”。在32年前的唐山,有类似的机构叫做育红学校。

  苏幼坡的一个朋友,唐山大地震时6岁,地震时父母双亡,在育红学校里待了两年,然后被济南的外公外婆接走。

  “他外公外婆家的条件是非常好的,但他还是觉得育红学校最好,在济南上完师范之后,就毅然回唐山了,即使这里已没有他的亲人”,苏幼坡的朋友告诉他,因为父母养育子女是天经地义的,而由外人养则是因为爱心,孤儿不仅要忍受失去父母的悲伤,还要背负人情债。而祖国就是母亲,由政府养育孤儿也是理所应当的。

  经历了当年场景的苏幼坡说,在育红学校,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孤儿,可以求得心理平衡。这也是唐山地震孤儿的心理历程。

  “大家奉献爱心是好的,值得提倡,但应考虑孤儿的感情和长期发展。对于年纪稍长的孤儿,可以征求其本人的意见”,苏幼坡希望,大家在资助的时候,最好也应匿名,“不要让孤儿心里背负报恩的压力”。

  当年的唐山孤儿已经长大成人,苏幼坡说,他们忌讳孤儿的称呼,但永远对国家感恩。汶川地震后,他们已多次匿名捐款。

  董玉国(石家庄育红学校负责人)

  领养可能有不利因素

  “育红模式是可以借鉴的”,董玉国说。

  1976年,从来没有学过心理学的董玉国从石家庄二中党总支书记岗位调离,成为石家庄育红学校的负责人,也成为148名地震孤儿的家长。他说,领导选中他的原因是“会说唐山话”。

  董玉国很快就摸清了地震孤儿的心理。他说,地震孤儿与普通的孤儿不同,因为他们的心灵曾经受创,更容易惊恐。

  董玉国回忆道,孩子们刚来时对地震都特别恐惧,甚至连楼房都不敢进,喜欢在室外待着。一遇到下雨打雷,就觉得特别害怕,认为是地震的前兆。

  董玉国说,育红学校的“疗伤”经验在于集体活动和家一样的温暖感,“学校经常组织一些活动,比如下棋、打球,可以让孩子忘掉痛苦”。

  董玉国说,为了让孩子能感受到家乡的气氛,每到过年,他都按唐山吃两顿饺子的习俗,年三十晚上跟孩子们一起包饺子,让孩子年三十夜和大年初一早晨都能吃上饺子。

  董玉国说,像汶川地震涉及面积这么大,还是集中办一个学校比较好,育红学校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这样有利于集中管理,一来集体活动可以缓解孩子悲伤的情绪,二来也可以培养孩子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

  董玉国认为,领养并不是对地震孤儿最好的办法,因为一些领养家庭的诸多不利因素,可能会让孤儿难以融入新家,他说:“如果允许领养汶川地震孤儿的话,一定要对领养家庭进行严格的审查,这是对孩子负责。”

  杨桂芳(唐山育红学校副校长)

  用集体温暖抚平创伤

  “看到汶川地震失去父母的孩子,就想起唐山地震的那些孩子”,今年66岁的杨桂芳说。汶川地震发生后,她经常在看电视报道时流泪。

  唐山地震时,她34岁,在唐山地委机关工作。后来她受命成为唐山育红学校副校长。学校由幼儿园改建而成,那一片简易房,就成为孤儿的避风港。

  杨桂芳说,地震孤儿不同于其他孤儿,是一个特殊群体。她认为,地震孤儿童年时比较调皮,比较有叛逆性,对他们不能过于严厉。要用集体的温暖来抚平他们心灵的创伤。

  在杨桂芳的记忆中,有个8岁的四川籍男孩,父母在唐山遇难。男孩平时比较孤僻。有一次,他想回四川,就一人从育红学校跑到汽车站去了。她连夜寻找,才找到他,悉心开导后,男孩才打消了回四川的念头。

  多年后,已经长大的男孩对她说,“当时我那么调皮,您还生我的气吗?”温暖的问询,让她浮起笑容。她说,当时育红学校用集体的温暖,医疗了这群特殊孩子的心灵创伤。

  杨桂芳一直认为育红学校是一种成功的模式,因为在育红学校这样的大家庭里,同样的经历会使他们尽快地从创伤中走出来。

  同时,杨桂芳也点出了育红学校的局限性。她说,对于特别内向的孩子,最好还是让他有个家,让他感受到家的温暖。因为在学校难免会关照不到。在家里一对一的照顾会更好一些。

  刘远平(曾在唐山育红学校生活,地震孤儿)

  经历相似容易相处

  5月19日,默哀日。唐山市政府农业办主任刘远平,来到抗震纪念碑前,垂首默哀。

  唐山地震那年,他14岁,父母和弟弟妹妹的记忆画面定格在垮塌的楼房前。当年12月,他和100多名孤儿一起,来到唐山育红学校。

  育红学校是那个时代的产物,类似于今天的爱心学校和孤儿院。唐山育红学校按年龄分为托儿、幼儿、小学、初中和高中。最小学生才8个月,最大的16周岁。

  彼时的震后唐山,满目疮痍。4204名孤儿被分至唐山、邢台、石家庄三处的育红学校。回忆起育红学校的岁月,刘远平感觉温暖,“那里像一个家一样,大家都是兄弟姐妹,感情特别深”。

  同样的经历,团结的氛围,抚平刘远平的心灵伤痕。当时的育红学校,各个年龄的孩子都有,分班不能太细。为了更系统地学习,在育红学校生活两年之后,刘远平转入普通高中。但他一直难忘育红岁月。

  直到现在,刘远平仍和育红的同学一起聚会。这些地震中的伤心者和幸运儿,已情同手足。

  采访中,刘远平电话忙碌,他的育红同学们找他商量收养汶川地震孤儿的事。

  相似的浩劫,让他们对灾区的孤儿充满爱心,同时也希望能尽力回报社会。刘远平不赞成由亲属领养。

  “灾区的孤儿由唐山地震孤儿抚养,会比较好”,刘远平沉默了一下,“因为经历相似,能理解现在汶川孤儿的心情”。他说,如果要社会领养的话,最好是领养一些年龄较小的孤儿,年龄较大就不便融入新家。

  周洁(曾经是唐山地震孤儿)

  亲属领养存在隔阂

  今年39岁的周洁(化名),在北京一家国有企业上班。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的消息传来,触动了她遥远的回忆。

  周洁是一名唐山地震孤儿。32年前,时年7岁的她在地震中失去了父母和弟弟。后来,她被亲戚接到北京。

  “没有特别的感觉,可能那时还小”,失去父母的记忆,被周洁模糊或者刻意遗忘。她先被安置在北京的奶奶家,由姑父一家照顾。但因姑父一家也有幼童,她又被送到南方的伯父家。

  伯父家有3个小孩,周洁成为家庭的一员。“总归是有隔阂感,无法融入”,那时的周洁还不懂得咀嚼悲伤的滋味。即便伯父对她悉心照料,但无论怎样,她总有寄人篱下的感觉。

  “地震孤儿”对童年的周洁是一种忌讳,她从不愿提起。在南方,她的同学也并不知晓这个身份。

  周洁在南方读完小学、初中、高中,直到高二才返回北京,准备转学并参加高考。高考之后,她到了这家国有企业上班,并结识了同在单位的丈夫。从此生活平淡,幸福。

  ■链接

  唐山200多名地震孤儿捐款

  据新华社电 汶川地震后,一位唐山地震孤儿在本地网站发了一个帖子,倡议“唐山孤儿向四川孤儿献爱心”,令他没想到的是,这一号召得到了许多唐山孤儿的响应,网上相约一起到唐山抗震纪念碑广场共同捐款。

  20日上午,200多名唐山地震孤儿来到抗震纪念碑广场,远在外地不能赶来的孤儿嘱咐其他人一定要代自己献一份爱心。32年前,还是孩子的他们在唐山地震中失去了父母。汶川地震后,共同的经历、共同的心愿又让他们聚在一起。

  捐款的孤儿中,少则几百元,多则上万元。一位孤儿说,尽管当年的地震孤儿有的并不富裕,但同一种报恩之情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多少也要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在捐款完毕后,他们还将组成“唐山孤儿志愿队”,希望能去灾区,用自己的经历安慰那些在地震中失去父母的灾区孤儿。

  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遗留下4200多名无家可归的孤儿,最小的几个月,最大的十几岁,在党和政府的安排下,这些孤儿分别进了石家庄、邢台、唐山育红学校学习和生活,现在都已经成家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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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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