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O、志愿者：救灾现场的特殊大军
汶川地震发生以来，各类NGO 组织、广大志愿者也以最快的速度来到灾区救援。从抗灾前线到救灾大后方，本报记者数路采访战斗在灾区第一线的NGO 和志愿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 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在接受采访时高度评价了NGO 在这次危机中的应对能力，“ 与以前相比，这次NGO组织救援行动在反应速度、参与的数量上都有了明显的提高。”
文/ 刘莉芳、刘牧洋、李卉、施庆、李琴、彭朋
周忠民：58岁的灾情调查员
“我们已经到达紫坪铺水库右边山上隧道，以后将没有信号了”。
16 日13 点28 分，周忠民给本报记者发来最后一条短信。这是周忠民第二次翻越紫坪铺水库。这几天，紫坪铺水库大坝被爆出有险情，但这是通往汶川的必经之路。再往前走，就可进入此次地震的重灾区映秀镇，58 岁的周忠民已经走了整整3 天。
周忠民，一个普通的民间助学志愿者，1998 年以来走访了十多个西部省份边远山区的2000 多所贫困学校，被评为2007 年“感动乐山”人物。
5 月12 日，周忠民正在贵州威宁县走访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资助的学生。他接到老伴从北京打来的的电话：“四川大地震了，你在哪里？你没事吧？”
13 日中午，媒体报道的灾情严重程度让周忠民震惊。他曾去过海城地震、唐山地震现场，“我知道地震会造成多大的破坏。”他坐不住了，立刻和各大民间NGO 组织联系，要求赶赴第一线了解情况。
还没等到回复，周忠民便搭上晚上7点半威宁前往成都的火车。14 日，他找到设在成都“NGO 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要求加入救灾工作。周忠民长年在外奔波，患有严重的白癜风，工作人员担心他年纪大，身体情况不好，劝他不要深入灾区。“NGO 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协调人张国远对记者说：“周老师看我们那么多顾忌，他不听，说没事，就直接走了。”
“救灾组织的工作已有人做，现在缺的是消息，特别是重灾区的一线消息。”确定了工作方向后，在成都没有停留多久，周忠民和其他两个志愿者曹鲁、姚凯立刻开车前往都江堰方向，目的地映秀镇。
为了给手机省电，他和外界的联系主要是短信。
14 日傍晚6 点47分，周忠民和同伴在过青城大桥后受阻，“只有通行证的救灾车可以过去，目前没有看到水污染情况。”那时，他们离映秀镇只有二十多公里。
当晚上9 点48 分，周忠民们第一次爬山翻越紫坪铺水库上面的隧道，但随后同行两人均在爬山时走错路并摔伤。周忠民从原路返回找到他们。受伤加上体力不济，他们只好返回成都。
在成都修好车之后，周忠民带着5个人，开着两辆车继续上路。这时，他的计划有改变。他对记者说，“政府和车队关注的都是那些灾情最严重和比较大的地区，而其他一些交通受阻车队进不去的地方，同样非常需要帮助，我们现在要去那样的地方了解情况，调查他们需要什么。”
九洲飘扬红丝带 、黄丝带
在灾区现场，像周忠民这样的独立行动的数不胜数。更多的志愿者组织起来，投入这场争分夺秒的救援行动中。
九洲体育馆位于绵阳市永新镇，是当地重要的灾民临时避难所，收容了2万多名灾民。15 日凌晨时分，馆内人声鼎沸，一群手腕扎着丝带的志愿者穿梭在场馆，年龄最小的志愿者才12 岁。所有志愿者被分成10 个小组，分区域服务。志愿者戴着的丝带，颜色有红、黄、绿，还有其他各种标志。
“在九洲体育馆的人，只有两种身份，一种是灾民，一种是志愿者，”九洲体育馆“黄丝带”负责人徐斌说。
徐斌说，第一批志愿者的标志是白帽子，仅半天，就发完了，紧急赶制黄丝带，但很快也用光，不得不向社会征求布料，但还是不能应付需求，现在红布仅剩两大包，只能把5 厘米宽的丝带一撕为二。
邓月皎是个16 岁的女孩，圆圆一张脸，穿着淡黄色的T 恤、工兵裤，头发上戴着两个小小的粉红发夹，见到她时，她正捧着一箱火腿肠，发给孩子们。邓月皎的手腕上系着一根红色丝带。
邓月皎也是灾民，家在北川县东北部的陈家坝村。她在绵阳财经学校读书，12 日下午，学校被震塌了，她逃过一劫，手机、钱和卡都丢了。晚上，劫后余生的师生在操场上唱歌，有同学用手机上网，才知道北川重灾。邓月皎放声大哭。她的父母和奶奶从北京旅游回来，12 日刚回北川。第二天，邓月皎在绵阳几个收容灾民的体育馆，从早上8 点一直找到天黑，不见父母踪影，她绝望了。
这时，一位“红丝带”揽过邓月皎，安慰她，给她的手腕上也系了一根红丝带。“我连那个阿姨的名字都不知道，我想应该多做好事”。于是，从那天起，邓月皎再没离开过九洲体育馆，也成了一名“红丝带”。也许是孝心感天，邓月皎的家人都奇迹般地安然无恙，在九洲团聚。
和父母团聚后，邓月皎也没有摘下腕上的红丝带。
在九洲封闭的中心场馆内还有1000多名孩子，大多是孤儿。他们都是一个学校、一个家庭里屈指可数的幸存者。年龄最小的孩子还是襁褓中的婴儿，不懂得人世的哀伤，整夜地哭泣。相比成人，孩子在地震中受到的伤害最让人痛心。
“黄丝带”周小燕是第一个进入九洲的心理医生。5月16日晚，她一到九洲，就开始工作。她来自成都，之前做过儿科、内科医生等，她说，治疗孩子的“内伤”需要耐心，用孩子的方式和孩子交流。“黄丝带”也注意到灾后心理痊愈会是个漫长过程。负责人徐斌说，很快会有一批心理医生进驻九洲。现在不允许任何人进入中心场馆，有二三十名志愿者在里面照顾孩子们的吃、住、衣服添置，哄他们开心。
泸州山地救援队：把姓名写在自己的搜救服上
在此次赶赴四川救灾的众多自愿者救援队中，泸州山地救援队是其中的一支。尽管只有区区八名队员，但是他们在短短的两天时间内却完成了四次搜救任务，参与救助了50 多个灾民。
5 月13 日上午，在得知地震灾区受灾严重，急需救援之后，泸州山地救援队决定启动应急预案。在队长肖兵的召集下，所有救援队员紧急集结，清理物资装备。
泸州山地救援队是四川省地级市唯一的专业山地救援组织，也是全国首批获得专业救援资格的组织。虽然经历过“联通抢险” 等任务，队长肖兵依然深知，此次山地 救援队的搜救工作危险系数相当之高。所以，他在队伍集合的时候强调：”参与救援的队员都是自愿和自费的，没有任何报酬。我们此次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希望大家不要隐瞒自己的家人！”
听了这番话，队员们没有过多的语言，所有人都默默地在自己的搜救服上写下了自己的姓名、身份证号和家里的联系电话。
5 月13 日傍晚，在泸州市民政局为山地救援队出具了介绍信和救援证明之后，泸州山地救援队一行八人向地震灾区进发。作为一支颇有经验的专业救援队，他们携 带了防尘口罩、手套、饮用水、电池、干粮等必备的救援物资。
肖兵和他的队员们抵达都江堰之后，立即被满目的废墟所震撼，几乎所有的房屋都已经支离破碎。肖兵回忆说，尽管有一些房屋没有倒塌，但似乎只要轻轻一碰，随 时都有垮塌的危险。四周到处都是受伤的人群，偶尔还能看到尸体。
肖兵和他的队员们很快找到一处倾斜的危楼，他们到的时候已经有一批成都消防队员在搜寻生命迹象。由于有登山的经验，肖兵向消防队要求现场营救的吊车将自己吊上高处，以便营救在楼上被埋的生还者。但是现场余震不断，营救队员也随时有被活埋的危险。肖兵对自己的队友说，在自己的身上系好绳索，万一要是垮塌，可以用绳索将自己拉回。
经过努力，终于在搜寻了3 个小时之后，寻找到一名生还的女性。通过跟她对话，得知她名叫徐雨，今年32 岁。她被卡在了预制板中间，而且头上的预制板随时都有断裂的可能，如果徐雨遭到二次挤压，后果不堪设想。
救援队员明白，如果用吊车直接将预制板吊走，很有可能会导致松软的预制板垮塌，而且整个大楼都有被弄垮的危险，所有救援队员也有生命危险。在排除了吊车吊 走预制板的计划之后，肖兵发现她的身下有些松，也就是说她可能还有活动的空间。于是考虑用千斤顶把压在她身上的预制板先顶起，然后将她的身体慢慢往外挪 移。
在现场数十人的协同努力下，徐雨在被埋20 多个小时后被营救出来，脱离生命危险。
身在泸州，在后方随时准备支援的陈志敏告诉记者，她同肖兵的联系一般也只能通过短信的方式。
“绿色江河”：救助不仅仅需要热情
救灾与援助的队伍中，不乏国内知名的NGO 组织。
16 日，5 辆插着白底绿色标志的“绿色江河”旗帜，从成都出发，前往绵竹救灾。
运作了14 年的环保组织“绿色江河”，这是第一次参与救灾。救灾行动负责人杨礁是一个成都姑娘，短发，休闲衣裤，拿着对讲机，指挥利落。
杨礁说，这是系列的救助活动。他们现在正在选点，打算在样点中示范，然后推广开来。当天，“绿色江湖”来到兴隆镇凌桥村。这个有1700 多户的村是兴隆镇最大的村，全村4400 人，97 人死于地震。村长说，全村每户人分3.5 米篷布，救助资源杯水车薪。不远处的安坪村同样，每户只分得2 瓶水。
“我们计划这几天先帮灾区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然后帮他们解决灾后的疫情防治。比如井水能不能喝？深圳建筑设计院副院长是水质检测专家，也是我们的志愿者。几天后，他会过来取水样，帮灾区解决喝水问题。另外，近期是粮食抢收的时候，如果不抢收，粮食烂了，会导致近期农民没有粮食吃，远期市区格是50元一亩，但农民哪顾得上抢粮食？我们会帮他们雇人收粮食，帮他们晾晒，提供篷布，帮他们重建家园。”
“绿色江河”负责人杨欣说，NGO的作用并不能替代政府， “我们可以帮助建设灾后卫生诊所、学校，从救急过渡到灾后重建，可能会选择5 个村子，帮他们重建。比如农民饮用水问题，我们的志愿者已经联系了可以净化水的机器，很快就能投放灾区；比如垃圾收运问题，厕所如何利用沼气等。”
心连心国际组织：“温总理鼓励了我们”
鲁滨逊是一位医学博士，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在北川县城，他喜欢站在进入腹地的唯一进口处。这里摆放着几大箱针头、盐水等物品。这次，鲁滨逊带来16 名志愿者，3 辆车，包括一辆运送物资的卡车和一辆救护车。鲁滨逊说：“第一天，许多物品因道路不畅，我们要多次往返来回跑两三公里远的车上去不停地取。”
十多年前，鲁滨逊来到成都，开设了一家带公益性质的“心连心”诊所。这次四川多个地区遭受严重的地震灾害，他通过心连心国际组织运送来一批医疗用品，前来灾区援助。
心连心国际组织成立于1982 年，鲁滨逊说：“我曾经参加过海啸等灾难援助。”5 月14 日，鲁滨逊的人马一箱一箱往山上运送药品，被前来视察的温家宝总理看见。“总理鼓励了我们。”鲁滨逊的司机田光福说。
白天，鲁滨逊在北川工作，晚上他就回到绵阳一个朋友家里。“过去，我们主要是到全世界去参加各种救援行动，这次是我们第一次在中国牵头。”
鲁滨逊介绍说，心连心国际组织在成都的中国总部只有6 个人。但是这次大震来临，就有很多人踊跃报名做志愿者。在北川，除了鲁滨逊还有凯尔西，她是一名护士，在成都第六医院工作。在北川中学操场上的医疗帐篷里，她拿起听诊器，穿上护士服，和中国医生一起为刚刚抢救出的伤员进行医疗救助。
NGO 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5 月13 日成立的“NGO 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是国内NGO 组织在成都的大本营：几乎所有到成都救灾的NGO 都在这里登记；其他外地的NGO组织则把所筹集到的资金和物资统一发往此处等待调配。
位于成都市一环路东五段的一个70 平方米大的两室一厅，是成都“根与芽环境文化交流中心”提供的办公地点，根与芽和第一时间赶到的攀枝花市东区志愿者协会、云南发展培训学院、贵阳意气风发红十字会共同负责联合办公室的工作。30 多个工作人员密密麻麻地挤在办公室里，白天接待着陆续赶来的NGO 组织，负责车辆调配和物资发放等事宜。夜里，实在熬不住了，大家就和衣在桌上、椅子或地板上睡一会。
攀枝花市东区志愿者协会秘书长张国远已经三天没合眼了，自从办公室第一时间向全国的NGO 组织发出了一份“紧急呼吁：呼请民间组织参与5·12 地震援助行动”的倡议书后，办公室的电话和他的手机一直不断。
“NGO 做事情，一直比较讲效率。我们要求过来的人都到我们这里登记，这样的话，大家听从统一的调派，做事可以更有针对性。现在，已有13 个NGO 组织派人过来做救灾工作。另外，100 多家NGO 组织在外围采购物资运输到我们这里。”张国远看了眼手上的统计数据。
每天，通过“联合办公室”这个平台网络输送到灾区的有价值100 万的物资，办公室最重要的工作，是派出前来的NGO 组织成立灾害管理调查队，前往一线了解情况。此外，办公室还在灾区各地建立了救助站，帮助灾民进行灾后重建，并进行一些心理辅导。
“作为一个NGO 组织，在大灾大难前面，我们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杨礁说。
贾西津,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 研究所副所长，在接受采访时也高度评价了NGO 这次危机应对的能力，“与之前类似的灾难性事件相比，这次的NGO 组织救援行动在反应速度、参与的数量上都有了明显的提高。”
“公民的参与度非常高。截至15 日，NGO 组织已经募了6.8 亿元。” 贾西津说， “NGO 的特点就是持续时间长，能充分调动公民的积极性，参与重建工作。”
“政府处理的是面上的工作，而NGO 关注的是细节。” 贾西津说，这些将在更长的时间里显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