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刚对话周轶君：中国媒体开始职业化新闻报道

周轶君

　　亲历苏丹达尔富尔问题

　　程刚：前段时间刚去苏丹，为了达尔富尔去的。因为当时是中国特使去那个地方，当时认为会像以往的达尔富尔问题，可能会出现刁难中国的问题，实际上西方媒体他们的问题很多是刁难苏丹政府的，因为这两个政府都不是西方媒体所喜欢的。

　　周轶君：是当地人还是西方记者？

　　程刚：提出问题还是西方记者。当地人是做信息捕捉，电视、照相，他们可能方便一些。

　　主持人：刚才讲到达尔富尔是大家特别关注的问题，而且是跟中国有关的国际话题，您在那边肯定有特别深的话题。

　　程刚：到那边去以后，发现没有哪个国家有中国在苏丹包括在达尔富尔做事情那么多，可是同样的问题招来的却是种种责难，很奇怪。他们的说法不是你做了多少，而是说你做得不够。从西方的立场来说，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影响力很大，好像我做不了什么事情，就要你来做，实际上中国已经做了很多事情。我到哪里去感觉，你无论怎么做，都会犯错误。因为他们的角度已经不是说你做什么样的事情，他们的事情是我就是不满意，首先是不满意，你怎么做都不满意。

　　周轶君：他们不光对中国不满意，西方媒体对他们是坏消息全都是新闻，永远看不到有所说的表扬稿，没有见过夸过谁，什么时候都是不满意。这是不是他们做媒体人的方式。

　　程刚：他们还是立场有问题，以西方为中心主义的概念。像达尔富尔这情况，我问过很多真正了解非洲的一些人，达尔富尔的情况在非洲很多国家都有，而且达尔富尔人道主义危机的状态，比起很多非洲国家发生的事情，可能烈度也不算最强的，可是恰恰是因为现在的苏丹政府和中国这两个国家都不是西方喜欢的国家，而这两个国家碰在一起。你知道苏丹连续有好几年GDP发展达到8%以上的速度，在纯粹的非洲国家经济这是是非常快的，可能在非洲算是最好的国家之一。尤其你要去过喀土穆，会发现喀土穆的变化非常大，跟原来完全不一样。在这种时候，西方人想的是怎么能允许这两个我不喜欢的国家结合在一起，而且走出一条路。因为现在西方找到非洲的代表不是南非就是埃及，这两个国家从纯粹非洲角度来讲都不能作为黑非洲国家的代言，这个角度也是西方一定会做你文章的角度。我看到西方NGO在达尔富尔做事情的方式，也是挺有意思，碰到一些人跟他们聊，就问起他们的形式和方式。因为他们的NGO跟所有的政府不合作，当地NGO组成一个联合体，互相之间共享，所有的人都是通过e—mail联系的，这样的人有一万多人，你要真正去过达尔富尔就可以知道，在那个地方能够用电脑，随时接收e—mail是什么样的人。第一这个群体应该不大，第二是比较富有的人群，而且是比较年轻的群体。他们是通过这样的活动，而不是来自真正遭遇人道主义灾难的渠道，就可以想象他们的信息不是很准确，很客观的。

　　国际报道视野应更开阔

　　周轶君：在做记者的时候发现一点，我们在外面不光是采访战争或者冲突事件的本身，走到外面以后，会看到全世界有不同的组织，不同的办事方式，包括刚才说的NGO非政府组织。我当时自己在做报道的时候，除了报道巴以冲突以外，还有巴勒斯坦人怎么做他们的文化产业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对中国读者有借鉴意义的。

　　程刚：比如我们谈日本，曾经一度中日民族情绪比较强烈的时候，经常在网络里可以看到大量比较情绪化的东西，但事实上拿日本来说，我们可以学习的东西非常多。我记得有一次去加拿大参加国际气侯变化的会议，基本上很多国家都是在那里进行政治上的争吵，因为关于京都议定书有很多事情要争吵，这个争吵背后是很多经济和政治的东西。但日本的代表团是两个部长带队，代表团搞的活动就是推介丰田的混合动力型，很环保的汽车。而且是在在那里那么多人嚷嚷着要做环保行业理念的时候，丰田这样的企业不仅做出来，而且把它变成产业化，向市场上去推，日本政府给予很大的推动。做这个事情非常有意思。在那个里面有很具体的感受，更加强一些。

　　周轶君：所以我们做国际报道视野应该更开阔，不光报道这个事情的本身，而应该为我们的读者来讲一些全世界的东西。

　　程刚：从行业发展的角度来说，记者承担的身份，当自己视野开阔的时候，会把很多东西带给自己的读者，带给国内的读者。如果按照英语的知识分子来界定，不是中国人理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概念，中国知识分子理解为读书人，按照英语的知识分子来理解，应该是两个文明之间的搭桥人，属于介绍者、传播者、交流者。所以你看西方人讲知识分子的时候，会说什么人是知识分子，是军官，尤其海关军官，水手包括海军之间，是不同的文明进行沟通，记者有时候就承担着这样的任务，这样的任务是非常有意思。

　　周轶君：这样一说我们的责任很重大，媒体本身就是承担着再教育的功能，等于一个人毕业以后，走入社会，不再去专门的课堂，媒体对他来说就是新的课堂。有时候就觉得我们好像真的属于责任非常重大的平台。

　　程刚：因为变成职业化，我们说起来在选题考虑的时候，包括在写什么的内容，报道什么内容的时候，可能会不自觉地习惯性的会产生一种标准，这样的标准可能把你的责任日常化在所有的工作标准里，可能是这样。

　　周轶君：我经常会看CNN等外国媒体，他们讲到一件事情，比如讲中国社会的时候，经常会去报摊拍报纸最大的标题，环球时报经常能拍到，经常有一些标题比较直接，你们在写的时候有没有背景的情绪立场和观点的界定呢？

　　程刚：这还是有的，我们的报纸和一些国际新闻的报纸要说自己有什么特点的话，我们说是以中国人的眼光来看国际新闻，来报道国际新闻。很多事情让我们审视的时候，一定是以中国角度。

　　周轶君：有时候会不会带有中国情绪呢？

　　程刚：我们更喜欢说的是中国立场，中国情绪，情绪一定是会有的，举一个例子，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听过这样一件事情，有几个哲学家在争论的时候，有一个哲学家说你这个人谈这个太情绪化了，后来有一个人说如果谈论真理都没有情绪，那还叫什么争执。情绪一定是有的，媒体本身富有社会责任，看你要引导什么样的情绪，还有话肯定不能说得很极端，但是要表达的意思还是要表达出来，因为毕竟媒体被称为第四种力量，因为你代表的是民意，如果民意本身带有比较强烈的情绪，就应该反映出一种情绪。你是不是把这个情绪拱上去是一方面，这种反映一定要有的。有一个美国人说过，在中国奥运会有两种民族主义，一种是比较抵制性的，比较愤怒的，而另外一种是更开阔的，更开放的，如果让我看，简单一点分析就是一种是好的民族主义，一种是坏的民族主义。这个时候从媒体本身来说，如果自己要说，一定是把它放在真正的有利于中国发展的立场上来表达这个东西。有些情绪肯定要释放出来，但是要能发出来，也能收起来，这样会好一些。

　　全球化让中国跟世界联系日益密切

　　主持人：你刚才说会对中国有利的，我们就更开放一点，能够接纳不同的声音，哪怕是批评你的声音，都尽可能听到，就像照镜子一样，能看到自己，就更有利与发展。

　　程刚：如果这么讲的话，多少可能因为有社会责任、政治责任的状态在里面，中国绝大多数媒体都还是穿着比较重的衣服在跳舞，不能够完全纯粹自由。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说，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够了解得很清楚，你面对的信息也不是完全透明的，如果你的出发点是为国家好，为民族好的，而且能够了解所有东西的情况下面，那就能够知道什么是有利的。现在有时候可能是每个个人都有限，很多事情我不知道，有很多背后的事情我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从我了解的情况来判断我这样做可能更有利一些。有利没有利，如果把自己设定成某一种角色的话，还是能够做出判断。问题是现在最麻烦的是你知道多少，如果有很多事情是你所不知道的，你很难做出一些判断，比如做国际新闻，有些国际新闻你可能感觉跟中国离得很远，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是有关系的，就在于你、我能够知道多少事情。

　　周轶君：所以你们周报改为日报，就是让大家想知道的需求越来越多。

　　程刚：对，确实中国在全球化过程，跟整个世界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所以我想没有任何一个国际上的事情最后能说跟中国人一点关系没有。但是反过来讲，大家对国际新闻的了解不是只想着利益或者只想着自己的关系，有的时候就是一种兴趣，但是有兴趣就是非常好的事情。

　　周轶君：凤凰最早有一个中文台，后来觉得大家对资讯的要求越来越大，所以才有了现在的资讯台。

　　程刚：我们现在因为是走市场的报纸，对市场的关切度比较敏感，而大众传媒，你的市场是能够反映出整个社会的受众对那些问题感兴趣最强烈的。最近几年，跟国际新闻有关的媒体以及传统媒体，国际新闻的比重加大的程度是非常大的，可以很直接地感觉到中国民众对国际问题的关心。

　　周轶君：我们对于国际新闻收视率的统计来看，如果国际上有大事件，虽然跟中国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收视率会急剧上升，是飘红的。

　　程刚：在黎巴嫩采访的时候，碰到陈晓楠过去，当时还有一个摄像，还有一个从埃及过去的记者，后来所有去那边的中国记者在一个中国餐馆里搞了一次小聚餐。但是女记者去那种危险的地方还是很让人担心的。

　　周轶君：女记者跑这方面还是比较比较多的，我在一些地方也会碰到，你们也过来了。中国媒体以前只有新华社在当地去发稿，现在越来越多的媒体会参与进来。对国际局势的判断跟报道，所有的东西让人觉得和这个世界越来越紧密，越来越平等，牵一发而动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