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后，新华社记者王建华(左)、田雨(中)、孙闻(右)马上赶往南苑机场，准备随国家地震救援队出发。新华社记者李明放 摄
“田记者，还好吗？辛苦了！几天不见很想念，多保重！”5月25日晚9时48分，刚入睡不久的我突然收到一条短信，是成都军区联勤部第38分部的周副部长发来的。
周副部长是我自5月12日汶川大地震震发当日飞赴四川灾区采访的10天里，朝夕相处的战友。惭愧的是，我至今也不知道他的具体名字，但在生死与共的日子里，他是我的师长、兄长和共患难的朋友。
这条短信一下子把我又拉回了汶川灾区，使我再不能平静下来。从5月22日晚回到北京的那一刻起，我就在努力调整自己，我不是要忘记，只是不敢让思绪沉浸在那分分秒秒都生死纠葛的灾难现场。
作为新华社总社最早赴灾区最前线采访的4名记者之一（其他的3位同事是孙闻、王建华和李明放），那一幕幕至惨至痛的情形，哀哭、死亡、废墟，一直压着我。活了32年的我，破天荒每天要靠吃安定片迫使自己入眠。
虽然我的躯壳回到了北京，但我清楚地知道，我把自己丢在灾区了。我一直还留在汶川那一个个废墟上，跟那些远行的同胞、跟那些仍旧日日夜夜奋战着的战友们一起，为死者恸、为生者笑，更为自己见证了的，我们这个多难的民族众志成城，正从废墟瓦砾中坚强地积蓄更强的生的力量。
在灾区采访的10天里，从都江堰聚源中学被困女孩子高银在被救援队员抓住手臂时肩膀努力地向上一耸，到德阳汉旺镇东气中学小男孩废墟中提醒救援医护人员“阿姨你快走，这里危险”；从那个在担架上用残损的小手向救他的叔叔们行少先队礼，到北川中学废墟中那个叫“姜栋怀”的孩子临终前用木棍或指甲在白纸上划出的“爸爸妈妈对不起”；从生命最后一刻张开双臂护住4名学生的谭千秋老师，到那位孩子埋在废墟中生死不知但默默帮助夜间巡逻的汉旺市民；从7天来一直不知道汶川家人生死安危但坚持冲锋在救援一线的战士张建波，到搜救第7日仍流着泪不肯下达搜救结束指令的中国救援队总队长王洪国；从汉旺镇中心广场那座永远指向“2：28”的钟楼，到已全部变成废墟的北川小学那面笔直矗立的五星红旗……时时刻刻，我都在感受着爱和坚韧。
所有这些，我都好好地收藏着，这是我此次灾区之行的最大收获。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我和所有的同胞一起哭，一起盼望更多生命奇迹出现；作为一个随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出征的记者，我和救援队员们一起搜索、抢救伤员；我更欣慰的是，我有幸作为一名新华社记者，见证了这一切，并通过我们的笔和镜头，把这感天动地的悲壮，告诉更多的人。
我还想说我的一个担心：当5月22日晚飞机在成都双流机场起飞的那一刻，我突然有一种巨大的担忧——等时间再过两三个月后，等大部队撤离差不多后，只留下这些手腿伤残的孩子和老人，只留下这些支离破碎的家庭，他们该是一种怎么样的痛啊！
看来，正像救援队总队长王洪国在北川县城废墟上对我说的：“从现在开始，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背起一个甚至更多的人的责任，帮他们抚养孩子，替他们向老人尽孝，代他们向国家尽应尽的义务。”（新华社国内部记者田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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