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批高等教育七大弊病 教授狭隘人才凋零

　　丘成桐批中国高等教育七大弊病

　　教授心胸狭隘年轻人没有思想空间

　　昨日，丘成桐登陆科学大讲堂。讲堂已经举办好几届了，与以往不一样的是，只能容纳400人的场地，这次有1000多人报名申请。

　　丘先生一套深色西装，走上讲台时脚步轻松。

大家都选择叫他丘先生，而不是教授或院士，尽管他有这样的职称——哈佛大学数学系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此前他曾指责中国评审制度不健全，院士制度可以废除。

　　世界著名数学家、菲尔兹奖得主，再加上对北大及中国教育的批判，让他拥有很高的知名度，不管是在学界还是民间。

　　丘成桐讲话温和，慢条斯理。不到两个小时的演讲，除开对历史的阐述，就是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批判，稍带一段对西南联大的感情，演讲结束。他说自己从来没有担任过行政的工作，所以“于中国教育发表意见是自己的意见，自己是个外行人，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包含”。

　　西南联大堪比国外著名大学

　　今年恰逢西南联大70周年。讲课的地点在云南大学，与当年的西南联大仅一街之隔。就是这样一所建立在动荡之中的大学，是丘成桐认为中国为数不多的可以与世界一流大学比肩的高校。“能够成立西南联大这么伟大的一所大学表示中国的土壤是有能力、有办法制造世界第一的大学的。”丘成桐说。即便是现在的北大、清华，他也没有给过太多好听的评价。

　　在讲座结束的时候，他念了一段西南联大的校歌：“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祈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他说每次念完以后都会很感动。

　　“多难兴邦。”丘成桐用了温总理在四川地震灾区书写的四个大字来阐述西南联大之所以卓越的原因。因为时局动荡，当时的教授正当盛年，刚刚从欧洲和日本学成归来。他们将所学热心传授给学生的同时，也渴望寻求新的研究方向。无疑，那是一个很好的学术时期。

　　在丘成桐看来，中国的教育都跟行政的关系过于紧密，加上他所认为的“学霸”等学术强权的压制，并不利于学术的发展。他曾痛批中国学界的霸权垄断现象扼杀后辈人才，并且直言中国学术腐败，“不是做学术，是玩权术。”这样的例子在他信手拈来，比如有的教授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东西，也不希望自己的学生懂，这就是一种压制。

　　不知是此前因为言辞激烈制造的轰动效应让他有所顾忌，还是开讲前的谦虚，他讲了一段不像开脱的开脱之词：“往往有些朋友觉得我讲话太过激烈，我想有些误会，我只不过从一个中国国家居民的身份来提供意见，有些是我自己知道的，也有一些是从看书和朋友中得到的意见，不见得很客观。”

　　行政角色让学者难拒利益诱惑

　　丘成桐举了一个例子，某高校创校百年庆典，高潮仍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其中政府高官云集。“有一次里根到哈佛去演讲被拒绝。”丘成桐这样讲述中西方教育的区别，美国的顶尖学府同样也渴望自己的学生当上政府要员，但是在科技、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创造发明，远比培养官员更为重要。“我们必须分清哪一类教育是社会要求的，很多大学依从政府、工业届或捐款者，我认为大学应该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引领社会，它不应该在政府、企业或传媒的驱使下迷失方向。”

　　“由于官本位的思想作祟，当某学者完成出色的研究后，最常见的奖励便是将他提升为系主任或所长，不久之后更升迁为政府高层。这些无疑是十分吸引人的，因为行政人员能从政府处得到不少好处，同时他们也拥有影响其他学者的能力。”丘成桐豪不避讳地指出，中国大学跟巴黎大学很相似，巴黎大学是由教会组织的，现在中国的大学是用官员和院士取代了教会的角色。但是在他看来，这几十年来得诺贝尔奖的很少是来自政府管理的研究，而是科学家在自己的研究中无意得到的。可惜在今天中国的科研体系中，即使有此特立独行的教授，他的日子也会过得很困难。丘成桐希望让科学家有充分的自由选择研究项目，政府不要干涉。

　　中国高等教育的七大弊病

　　中国教育还有哪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丘成桐看来，有很多。

　　问题一：人才凋零

　　现在院士的年龄平均在70岁，他们不是走在最前沿的学者。富有创造力的年轻学术领袖非常少。哈佛大学希望请到的是40岁以下的教授，勉强50岁以下，50岁以上的表示尊敬，但不能当学术领导。

　　问题二：资助不足

　　中国对精英大学拨款的数目，不及美国主要大学资金的十分之一。举例来讲，哈佛大学历年的经费是30亿美金。

　　问题三：评审制度不健全

　　缺少人才和资金时，同行评审制度就会漏洞百出。对从事研究为主的学者而言，研究基金绝对是不可或缺的，由于这些基金掌握在国家，或更确实地，在一小部分院士或大学行政人员手上，便形成错综复杂的学术政治。行政管理部门也尝试用公平的方法评比教授，为了公平，他们用定量的方法来研究和打分。现在国内世界级的有份量的专家不多，又以外人不了解中国国情为理由，绝对不让海外专家参与评审制度。这与科学不分国界是背道而驰的。

　　问题四：人文培养的缺失

　　学者的责任，乃是提供及带领社会去赏识人文。学界出现很多不道德的事情就是伦理文化的丢失。

　　问题五：开放性不够

　　文革结束后，中国实施开放政策，经济飞跃进步，可惜在学术届并没有开放政策，毕竟在学术届管事的都是上一辈的人，他们要看到四周都是国内学者，或者是自己门人子弟，心理才会踏实，结果年轻人没有发挥自己思想的空间。

　　问题六：研究与教学脱节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教授都认为他们唯一的任务是从事研究，对教学不屑一顾。其实教学相长，大学没有要求每个教授必须教课是愚不可及的。适量的教学乃是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教学不只可以支援研究，在与年轻人相处的过程中，往往亦能迸发出新鲜的想法。

　　问题七：资深学者行政任务繁重。

　　成为行政人员以后，对自己或是家人及学生都可以带来利益，他们无法拒绝这些诱惑。行政上有文山会海，上下级的送往迎来，繁重得令人透不过气来。

　　妙听众问

　　在家总是我洗碗

　　工作中的丘成桐睿智，生活中的丘成桐经常干的活却是洗碗。在应对数学爱好者如何在数学届称霸的问题时，他机敏的说：“数学爱好者是爱好数学来做数学，不会为了称霸来做数学。”

　　听众（以下简称听）：在你看来中国的大学如何能够培养出杰出的学生？以及如何才能够作出世界一流的研究成果？我们大概要多长时间能够获得诺贝尔奖？

　　丘成桐（以下简称丘）：美国很多名校抢名教授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带好学生。没有好的导师，中国的教授和老师应该诚恳的要求学生自己学习。至于什么时候可以拿诺贝尔奖，我觉得学术自由发展越快就能越早产生。

　　听：普通人的数学掌握到什么程度就可以了？

　　丘：念的越多对你越有好处，可是作为一个公民最低限度的是数学运算是要懂的。数学不但是提供你数学演算，也有推理能力。

　　听：作为一个数学爱好者，怎么才能在世界数学届称霸？

　　丘：数学爱好者是爱好数学来做数学，不会为了称霸来做数学。

　　听：其实小学教育是基础，远比高等教育重要，我们的学者是不是应该更关注这一方面？

　　丘：小学教育是所有教育的基础，在座的在这方面能力都比我强，所以我讲的是高等教育。

　　听：有人认为中国现在最应该采取的是全国大学招生统一命题。对这问题您怎么看？

　　丘：其实我最讨厌高考。我觉得我们念的书比考试需要的要多得多。不要将考试看的太重，否则中国的数学永远做不好。

　　听：您和您太太在家里是不是也会吵架？您擅长的家务活是什么？

　　丘：两个人在一起，30多年不吵架是不可能的，要不吵架就离婚了。关于做家务，洗碗总是我洗了。烧饭烧的不好，所以就免了。我们家庭的关系很愉快，我们两个儿子也常常开玩笑。本报记者 叶心玮 陈瑶 图 王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