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传统文化遭遇现代传播

　　来源：中华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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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题：传统典籍的意义并不在于放在书斋中吸收年轮的气息，而是在于如何在更大范围内应用和普及。所以充分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并且与现代精神相结合，是大众传媒不可推卸的责任。

　　从《百家讲坛》说开去

　　当传统文化遭遇现代传播

　　文/本刊记者 赵雯

　　提语：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经典一定不是只有少数人可以领会，而是被更多人所“记忆”。任何对传统文化的注解都是“悟读”也是“正解”，大家都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地进行解读。

　　《百家讲坛》在2006年前后突然“火”了，同时也让于丹、易中天等成为学术明星、偶像教授。随之而来，舆论对他们或推崇或斥责。有人说是《百家讲坛》激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是于丹“涅磐”了《论语》，是易中天“重生”了《三国演义》，是他们“把埋藏在历史深处中华文明的宝藏挖掘出来，还给最大数量的普通人”。但也有人说，《百家讲坛》不过是大众传媒娱乐、愚弄大众的一个典型胜利，它实则亵渎、践踏了中国五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它的繁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灾难。

　　不管怎样，《百家讲坛》一路飘红，收视率逐年提高，成为中央电视台的品牌栏目，同时不断成就大众眼里的文化精英。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也顺势推出讲述中国传统文化的节目《文化中国》，于是 “北有百家讲坛，南有文化中国”的局面形成。就连凤凰卫视也在2008年倾力打造《国学天空》栏目，邀请台湾著名哲学家、台湾大学票选最受欢迎的教授傅佩荣担当主持，加入到这场传统文化与现代传播的博弈中来。

　　大众传播的文化性与消费性的矛盾

　　对《百家讲坛》的批判基本上源于人们对大众传播手段的不信任。由于大众传播的对象是社会上的一般大众，没有性别、年龄、阶层、职业、文化素养的细分，在西方也曾用“乌合之众”来形容，所以它的广泛性、群体性也势必让它天生带有某些缺陷：通俗易懂还算是比较好听的评价，哗众取宠、猎奇、迎合低俗趣味、唯利是图、浅薄、煽情……都是人们给大众传媒戴上的“帽子”。当然，事实也证明，大众文化确实有娱乐性、消费性、快餐性的特点。

　　不过在这个信息化时代，人们离不开大众传媒，传播的便捷性让它拥有极大的影响力。虽然不像学者最初设想的，“传播像魔弹一样，可以毫无阻拦地传递观念、情感、知识和欲望……”，但它还是具有某种超乎想象的效果，甚至过去被认为由学校、家庭等“装置”来完成的文化传承任务，现在也更多的被交给了大众传媒。它的快速性、集体性、生动性，已经成为一种优势。

　　最早对传播的社会功能作出全面分析的拉斯韦尔就明确指出，大众传播具有“社会遗产传承功能”，后来，大众传媒的社会化、教育功能被多数学者认可，也成为不争的事实。在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更是着眼研究“培养”理论（也称教化分析或涵化分析）。格伯纳等认为，社会要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存在和发展下去，就需要社会成员对该社会有一种“共识”。而大众传播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让人们“形成共识”，当然也包含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共识。所以，让大众传媒来继承、传播、解读、弘扬传统文化本身并没有错。

　　有分析认为，《百家讲坛》、《文化中国》这类节目的火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适应了传统文化热的大趋势。传统文化对于多数受众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大家从小或多或少接触过这样的知识，陌生是因为很少有人对传统文化进行系统、深入的了解。《百家讲坛》的繁荣恰好反映了我们在传统文化传播上的某些缺失。

　　其实《百家讲坛》2001年就已经开播。当时选材广泛，涉及文化、生物、医学、经济等各个方面，收视率低下，到2003年曾一度面临被淘汰。直到编导重新定位，将中国历史与文化作为其内容核心，在传播手段上将学理性、权威性与通俗性、趣味性相结合，栏目才得以存活并且迅速发展壮大。成功改版后，《百家讲坛》成为2006年度央视十大优秀栏目之一，仅次于《新闻联播》排名第二。在一家权威机构推出的中国电视节目榜中，《百家讲坛》还被评为最佳人文科教节目。

　　“近年来，‘国学热’悄然升温。在国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许多中国人对传统文化有一种‘人祖归宗’式的精神需求。《百家讲坛》的出现，适逢其时。”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楼宇烈说。

　　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陶东风这般分析：目前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现代社会物质生活是进步了，比较富裕了，但是心灵上的苦恼不但没有减少，似乎还增多了。面对新旧事物的变迁，许多人在工作、家庭、生活等诸多方面存在烦恼、迷惘和孤独感，这时，他们需要一个“引领者”来安慰、启示自己，解决道德困惑，所以有了对传统文化的当下解读，所以像于丹那样生活化、日常化的经典领悟才得以被大众接受且喜欢。

　　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文化复兴的因子，大部分都可以在传统中找到根源，中国也不例外。所以充分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并且与现代精神相结合，是大众传媒不可推卸的责任。只是，在这种责任面前，大众传媒应该扬长避短，抱着更科学、更严谨、更超功利的态度，解决好技术层面的问题。

　　追求真知与必然误读的悖论

　　人们对大众传媒承担传统文化传播持保留意见甚至怀疑抵触，也是由于大众传播方式本身的弱点引起的。它固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话语平台，成为自由、民主的象征，但是当人人可以发表意见，都成为意见领袖的时候，精英与大众的界限就变得模糊，人们的视听也就被各种良莠不齐的信息混淆。这正是后现代的语境困惑。

　　对于丹、易中天等的批评、指摘，更多的来自于“圈内”人士。部分学者认为，类似《百家讲坛》这样对传统文化的讲解，太个人化，不具备学术品格。于、易被称为“学术超女（男）”，这口气里也多是贬义。何况传统文化这一被视为经典的宝塔，并非每个人都能攀爬上去，在更多人眼里，它应该永远神圣而无法接近，人们只需远远地“供”着它。

　　其实，传统文化固然是经典，但之所以成为经典一定不是只有少数人可以领会，而是被更多人所“记忆”。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群体记忆，这样的精神一定不是束之高阁的，而是具有普适性的。

　　传统文化由谁来解读？如何解读？谁对解读负责？有没有绝对真理性的解读？其实这些问题，由后往前推就比较好回答了。

　　传统文化是一种符码，有编码也需要解码。就像一百个人眼里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一样，任何对已有编码的解码都难以达到绝对吻合。政治思想家波普尔就说，“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只能由各种历史的解释，并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后的解释，因此每一代人都有权力去做出自己的解释。”历史犹如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就是一段压缩的历史。千百年来，对《论语》进行解读的学者无数，朱熹也因为一部《四书集注》成为儒学大师。但即使是大师的注解本质上也是一种“悟读”，注解绝对不是原著。当然，注解的一般性、基础性是要具备的，至于正确性、真理性，这是谁也无从下判断或者说根本就不可能做到的。这也是为什么《百家讲坛》有理由说自己对历史、文化的解读是“正说”并非“戏说”，而不少学者也对此首肯支持的原因。

　　如今有那么多人意识到保护、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可是真正实践起来，又变得那么苛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传统文化只属于学术研究，与大众心理脱节。如今就像呼吁学术走出象牙塔一样，传统文化应该成为每个中国人的常识，这是一种历史性、民族性基因。中国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大家都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地进行解读。

　　如果传统文化真的被当成学术来看待，那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学术过分的知识化。人文科学应该是与身心修养、生活实践相结合的，所以文化普及十分必要。传统典籍的意义并不在于放在书斋中吸收年轮的气息，而是在于如何在更大范围内应用和普及。笔者赞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力丹的说法：“我们需要文化普及工作者，也需要很多能够在书斋里就一些专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刻苦工作的人。”

　　于丹的《论语心得》和李零的《丧家狗》都是踱出小教室、走上大讲台才被重视、被讨论，它们都利用了传播载体才得以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所以当传统文化遭遇现代传播，就像一句经典的话说的那样，“是挑战也是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