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被认为堕落了的诗歌在此次汶川地震的灾难中却产生了一种“青春期冲动”———报刊、广播、互联网上出现了成百上千万的抗震救灾诗词。据报道，仅一家网站就有全国各地网民上传和转贴的超过1.5万首诗歌和评论。
《愿天佑中华》、《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三别”》（《孩子别怕》、《孩子别喊》、《孩子别哭》）等诗篇脱颖而出。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温总理第一时间赶赴灾区，他的眼泪，他的话语，他的动作，让全中国的老百姓看到了一位真正的人民公仆，诗歌《绣金匾》将人们带入了一个感人的世界。四川打工女诗人郑小琼在东莞惊闻家乡发生大地震，悲伤之下写出了组诗《祈祷奇迹》。曾备受苛责的女诗人赵丽华也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一首诗歌《亲爱的汶川》。
诗歌不仅是延伸坚强的思想载体，承载痛苦的心灵小屋，更成为了鼓舞斗志、激励抗震救灾的第一武器。激越的文学号角在灾难上空萦绕盘旋，让所有人都得到了巨大的精神鼓舞和安慰。这时我们才发现，曾经被我们羞辱过的诗歌还能承载如此厚重的“抚慰心灵的创可贴”的文化责任。我们的胸中竟然蕴藏着如此激情澎湃的人文关怀和生命意识。当诗歌成为“救灾阵地的奇葩”，成为“精神的小喇叭”，浙江诗人钱明锵才说：“悲情出诗人，以诗摹景，以诗抒怀，以诗言情，以诗铭志，这就是大灾后为何出现大量诗歌的原因。”
关于诗歌的责任，杜甫倡导“致君尧舜上”、“穷年忧黎元”；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救济人病,裨补时阙”。杜甫诗歌的沉郁悲壮、屈原《离骚》中的忧国忧民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的“田间诗”，都与当时的灾难息息相关。这种文化担当就是对人文精神的拯救，对思想发展的推动和繁衍。我们才不得不对曾经的“过分小我”作为进行反思。风和日丽的经济社会中，我们的文化思路日益接近物欲和生存需要，而对于隶属于高雅、崇高的责任之类的履行就容易心不在焉，以至于诗歌成为了无病呻吟的“经济玩偶”，成为了茶余饭后的“小资产物”。崇高的文化责任蜕化为浅薄、低俗甚至是庸俗不堪的代名词，等待它的，只能是“受人遗弃”，只能是诗歌园地的杂草丛生，以至于出现了很多的“诗歌小丑”。
“无论是文学家、诗人，还是音乐家、演奏家，都是在风暴中成长的”。当灾难真正降临，当灾难迅速成为每个人无法退让的时空缝隙的时候，这种斗争性、残忍性、震撼性和死亡气息，终于使得人们的文化麻木、思维迟钝得到了觉醒和醒悟，得到了“发自内心的进步”，所以，才有了这种诗歌的极度繁荣。欣欣向荣的背后，正是文化忧患意识和寻根意识的回归和觉醒。
什么时候，文化文学的发展都不能离开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现实生活的矛盾和斗争以及对灾难、悲悯的深情关注，这是我们通过救灾现实检验出来的创作经验，也是我们对前人文化总结的“残忍的实践”。“当此危难之际，我们更有使命拿起笔来，使力量传达，使信心坚固，使悲悯激发，使勇气不可阻挡。关注灾难，秉笔大书，讴歌人类面对灾难的不屈和尊严，书写政府和人民战胜困难的信念。”———这才是真正的“诗人作为”，而不再是过分自我的“诗歌写手”。
诗人说：“一个士兵，不是战死沙场，就是回到故乡。一个诗人，不是决斗无聊，就是回到民间。一个听诗的人，不是抚慰精神，就是让眼泪决堤”。灾难终将过去，繁荣将会重现。希望在灾难中得到涅槃重生的文化思考，忧患意识和寻根意识留下来，为繁荣的当今社会，为平静的经济社会，给枯萎的诗歌花朵，酿造灿烂的“文化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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