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越南危机对中国的提示 第一,中国应该将控制通胀视为第一要务,可以考虑数量型和价格型调控配合使用。目前中国通胀水平还控制在10%以下,而实际上由于成品油价格和电价受到控制,中国的CPI远远低于实际的通货膨胀压力,在CPI小幅下降时容易让人掉以轻心,而灾后重建也并不应该成为整体上放松调控的理由。
越南的CPI从5%升至10%经历了44个月,其中有连续上升也有持续6-12个月的下降,而CPI从10%升至20%仅仅用了6个月。实际上,一旦CPI突破10%,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将会猛增,届时通货膨胀由温和转为恶性将是很快的事情,此时往往出台非常严厉的宏观调控政策才能对通胀有所影响,因此及时治理通货膨胀将对经济的稳定增长有明显的帮助。目前人民银行主要依靠回笼货币及控制信贷进行数量型调控来控制总需求,这种方法无疑是有效果的,但是数量型调控无法甄别最有效的资金利用,存在相当大的效率损失。目前在贷款额度紧张的情况下,大企业仍能获得相当多的贷款,而小企业的贷款往往被挤出,实际上很多小企业投资利润率超过了某些大企业的利润率,但是由于数量型调控资金不能流向最能创造收益的项目,从而损失了效率,很多小企业只能从民间拆借高利率资金,实际上,数量型调控使得小企业正在补贴大企业。此外,随着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资金从银行体系内流出转为投资需求的途径越来越多,公司债、中期票据、信托计划等等都成为企业融资的工具,而这一融资成本不受贷款基准利率的约束,而是受到固定收益市场利率的影响。因此,仅仅对贷款进行额度控制并不能长期控制总需求。因此,数量型调控与提高债券市场与信贷市场利率对控制总需求是必要的政策组合,而加息对于人民币升值预期提高的作用还不及持续一周的加速升值带来的多。
第二,不能依靠人民币升值解决国内通胀的问题。本币升值使得以本币表示的进口成本下降,从而有利于降低输入型通胀的观点是过于简单的。2007年11月至2008年3月的人民币对美元加快升值对于国内的通胀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越南盾为期半年左右的升值也没有对通货膨胀产生明显的影响,而实际上早有研究表明缓步小幅升值对于抑制通胀并无实际意义,原因在于以美元定价的大宗商品价格日涨幅就可能已经超过本币升值半年的增幅,整体看来输入型通胀仍然明显增长,而本国的出口行业已经损失惨重。实际汇率是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决定的,而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尽管我国名义有效汇率自2005年7月至2008年5月仅上升6%,而实际有效汇率已经上涨13%,在贸易部门遭受外需降低和国内高通胀使得实际汇率增速高涨的打击后,再度快速提高名义汇率可能使得实际汇率的调整超过中性水平,经常项目收支恶化,目前我国的贸易顺差已经出现下降的趋势,主要是进口增长较快造成的,出口数量还没有出现明显的回落,这主要是订单多是长期的缘故,而采购经理人指数显示新增出口订单正在趋势性的下降,可以推断未来出口数量的增长也将逐步减少。并且出口企业的成本是人民币,收入是外币,因此出口企业的利润下降幅度要超过以美元标价的出口同比增速的下降幅度。而出口行业的落寞,将对我国宏观经济带来具有放大效应的负面影响。
图17: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与实际有效汇率走势图
第三,需推动各国政府合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输入型通胀问题。仅有三十多年历史的浮动汇率制是有缺陷的汇率制度,特别是当作为国际基准货币的国家内部的货币政策与全球经济环境应采取的货币政策有冲突的时候,基准货币国家的货币当局往往采取国内货币政策优先的政策取向,而不顾全球的宏观环境。本轮全球通胀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挽救了美国经济却使得大宗商品价格高涨,资金的泛滥使得商品市场投机盛行,商品的金融需求猛增是本轮商品价格猛涨的主要原因。而全球化使得主要的制造业迁离美国,对于大宗商品的直接需求也跟随制造业的转移由美国转移至制造业迁入的新兴经济体,当这些经济体的货币因为要抵抗国际原材料的美元价格上升而升值时,其出口商品价格由于激烈的竞争和需求的下降却不能得到相应的提高,制造业国家本币升值使得国内经济收缩的效果最终却降低了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水平。这也是为什么以制造业出口为导向的国家目前忍受着高通胀而发达经济体的通胀水平明显不高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在目前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货币体制下,只有基准货币国家与制造业国家合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全球通胀的问题。实际上,历史上曾发生多次多国货币当局联手调控汇率的情况,1987年卢浮宫协议就是多国政府共同制止美元继续下跌的范本。目前美国国内的经济状况尚不能支持美联储持续加息,利率政策并不支持美元在近期走强。因此,美元的汇率政策将成为影响全球通胀的关键,而美元的走强将产生对美国国内经济的负面影响,美国自身并无动力自行调高美元汇率。因此,各国政府达成协议共同干预汇率才能有效打击商品市场的投机气氛,而美国国内经济因此遭受的收缩可以通过协议的方式予以补偿。我们预计在美国新总统上任后,这一协作可能成型。
第四,目前我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主要来源已由原来的贸易顺差,转为非贸易来源,因此调节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政策工具应该针对非贸易来源。2008年初以来我国新增外汇储备中,贸易来源的快速降低至30%左右,远远低于2007年平均60%以上的水平,这说明国际收支不平衡的主要来源并非贸易不平衡,因此调节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政策更应该针对非贸易方面的收支不平衡。
图18:贸易来源新增外汇储备占比变化图
实际上,当人民币加速升值时,境内外市场对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都明显增长,无论人民币真正能对美元升值多少,境外资本流入境内结汇成人民币后,只需在离岸市场卖出相应期限的美元对人民币NDF就锁定了人民币升值的收益,因此,加速升值到头来是吸引了更多的资金流入,加剧了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程度。因此,政府应该考查人民币升值对于经常项目和资本及金融项目盈余的不同影响,制定相应汇率政策,同时加强资本流动的监控。实际上,越南本在2007年初就计划对外资流入加强控制,提高短期资本流动的成本,但是泰国和印度此种政策的相继失败使得越南政府最终没有选择这一政策,尽管提高资本流动的成本可能遭到投资者用脚投票,从而危及金融系统的稳定,但是,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监管仍是必要的,至少可以使得政府能对资本动向作出及时的反应。(中国银行全球金融市场部全球调研团队执笔:石磊审阅:袁跃东来源:中国银行网站)
附表1
附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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