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挚、唐达成：一个“分成两半的子爵”(组图)

1959年马中行到柏各庄劳改农场看望唐达成

　　唐挚、唐达成，

　　一个“分成两半的子爵”

　　文/陈为人

　　鲁迅说：“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

　　原知死后万事空。人去如灯灭，化作一掬黄土，化为一缕青烟。然而，人固有一死，人死去真就死去了吗？人毕竟在人世上走了一遭，对生命意义的思索和对终极价值的追求，使人很难“死而无憾”，却往往“死不暝目”。“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死后名”。

　　对死亡的凝视，其实是一种热爱生命。

　　老诗人臧克家50年代写过一首广为流传的诗：“有的人活着，他其实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然而他仍然活着。”长生与不朽，是一个古老而又不断翻新的话题。长生，是对肉体的追求；不朽，则是对精神的企望。

　　终其一生，“ 好人一个”

　　1999年深秋。唐达成走后，张光年有这样的话：“那样好的人，得了那么恶的病，文友们谈起达成，不由得感叹痛惜，真想同声一哭。”张光年所说的文友们，是一长串中国文坛的精英：王蒙、张锲、从维熙、林斤澜、刘心武、邵燕祥、梁晓声、谢永旺、陈丹晨、束沛德、梅朵、古鉴兹、张凤珠……采访中我无数次听到他们发出声声叹息：唉，达成真是一个好人，实在是走得太匆忙了。要不然……，要不然怎么样？如张光年所言：“你的聪明才智向着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发挥开来。你心灵深处的珠光宝气向着各个方面放射出去。……”无须赘言，不言而喻，给人留下了无穷的遗憾空间。

　　另一方面，我听到贺敬之如是言：“总的应该说，唐达成是一个好人。我对唐达成的印象，这个同志是个有才能的人。人品方面，他还是基本老实的。因为文艺界里面，有些人花样还是比较多的，不是很诚实的。我印象当中，他是比较诚实的，在正常情况下是可以很好共事的一位同志。也是有工作能力的。但是我很遗憾，后来他的思想有很大的变化。因此同我的关系也就有很大的变化。唉，人都不在了，还说那些干什么。总之，唐达成应该说是个好人。”类似的口气也表现在文坛颇有影响的一些人物口中，这也是一长串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马烽、玛拉沁夫、牛汉、侯敏泽、杨子敏……他们用各自不同的语言特色，表达了几乎类似的感叹：应该说唐达成是个好人，只可惜……又是欲言又止，给人以无穷的想象空间。

　　唐达成去世后，在怀念文章中，《好人达成，还在我们中间》、《文坛上一个好人去了》、《哭好人达成》、《好人达成，你走好》……诸如此类文章标题，比比皆是。

　　我已无法让周扬、丁玲开口。我也无法让夏衍、陈荒煤、康濯、姚雪垠、鲍昌、唐因等开口了。尽管他们生前以不同的视角，抱不同的观点，处不同的位置，对唐达成有过种种见仁见智的评价。但那毕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与唐达成处于同一矛盾漩涡中，难免受利害权衡的局限，受近距离视角展不开的遮掩，所以难免褒贬不一，众说纷纭。但当超脱尘世，盖棺论定之时，我想，恐怕也会众口一词，承认唐达成是“大好人”，“好人一个”。

　　终其一生，最后能异口同声，众口一词，有口皆碑，赢得“好人一个”的评价也确属不易。唐达成曾说过，做人难，人难做，难做人，三个字无论如何排列组合，都说明做人不易。做人能做到这个份上，难怪著名评论家刘锡诚颇为感慨地下了一句断语：“唐达成终其一生能得到‘好人一个’这么四个字，死而无憾，死可以暝目了。”刘锡诚口说此言，自有他的无穷感慨。他在访谈中对我说：《文艺报》的某某领导，死后连个座谈会也开不起来；文坛某某名作家，有人走出他的灵堂竟然说，这是最后一次“给面子”了。

　　“好人一个”，在如今人们惊呼世风日下，好人难寻的现实中，大概也可以说是最朴实，却又是最高度的评价了吧？

　　然而，每当我听到对唐达成“好人一个”的评价时，心中总会涌起一股酸楚和痛感。我总从中品出另一种滋味。我不由得常常会想，唐达成如若地下有知，他会高兴这一评价吗？

　　我把此念头刚向唐达成遗孀马中行吐露，马中行刚才还倦怠的眼睛顿时变为圆睁。那是一种敏感的触动，那是一种猛然的警觉。她以对唐达成最权威的了解说：“大好人？我不怀疑绝大多数说此话人的善意。唐达成是好人，但是不是‘赖好人’。”

　　中国话真是一种神奇的语言。话中有话，弦外有音。言发于此，而意归于彼。言有尽而意无穷……，真够人琢磨一阵子的了。抑扬褒贬尽在难言之中不言之中。

　　余杰为“好人”下了更为刻薄的定义：“认认真真地生活在虚伪里。”

　　马中行沉吟了很久一阵，她缓缓吐出这么一句话：“唐达成说，他是湖南人。”

　　湖南人？！从满含辣味的话语中，我品出了个中含义。

　　每当唐达成对那些“脚踩西瓜皮，手抓两把泥”的和事佬，对那些“兔子兜圈，看风使舵”的老好人，声色俱厉地发表一番鄙薄蔑视之言时，往往又会在末尾加一句感慨：“唉，说人容易做人难，茫茫宇宙人无数，几个男儿是丈夫”。他常常会脱口而出：“燕赵多慷慨悲壮之士。而我们现实中，是六亿神州尽舜尧，更多了一些智叟、舜尧，而少了一些血性男儿。”他不止一次同我说过：“在如磐如铁的文坛上，鲁迅‘风号大树中天立’，能始终保持峥峥硬骨，保持锋利的棱角，确属不易。”但他又说：“鲁迅如果晚死几十年，又作何说？有时候出师未捷身先死，可能倒是一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