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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刊》：诗人恩怨催人老 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6-8-17 8:54:12 · 来源：新京报
催生“青春诗会”引发朦胧诗争论著名诗歌杂志《诗刊》里里外外的故事
口述者名片
邵燕祥，1978年11月进入《诗刊》，曾任诗刊副主编，1984年辞职。
唐晓渡，1982年2月进入《诗刊》，1998年离开。
李小雨，1976年进入诗刊，现为副主编。
杂志档案
《诗刊》：月刊，1957年创刊，首任主编为臧克家。1961年1月改为双月刊。1963年7月恢复为月刊。1965年出至80期停刊。1976年1月复刊，先后由李季、严辰、邹荻帆、张志民、杨子敏任主编，现任主编为叶延滨。1980年增加印张，由32开本改为16开本。从1980年开始组织的青春诗会，扶植了大量青年诗作者。2002年改为半月刊出版至今。《诗刊》最重要的主持人之一邵燕祥。
朦胧诗争论
在唐晓渡的记忆中，有关朦胧诗的争论后来出现了很不正常的状况……
李小雨是1976年进入《诗刊》的。刚进去没几天，唐山大地震发生了，她和编辑部的成员一起去了唐山，回来以后还写了诗。作为诗人李瑛的女儿，在此之前她也有创作。但是，这一次显然不同于以往。
此后，在工作之余，她一直坚持着诗歌创作。这时的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诗歌会成为“靶子”，由此展开了一场关于朦胧诗的大讨论。
1979年，《诗刊》先后刊出北岛的《回答》，舒婷的《致橡树》、《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等诗。此时，邵燕祥、王燕生已经进入诗刊，邵燕祥负责刊物的二审。其时，1980年，全国许多刊物争相刊登这些青年诗人的作品。按照李小雨的说法，“这段时间，顾城、食指、裘小龙等人都开始在《诗刊》上发表诗作，整个诗歌界异常活跃。能把诗发表在《诗刊》杂志上，是一件比天还大的事。这时的《诗刊》发行量最高时达到54万份，它是千千万万文学青年出人头地、命运转折的捷径。因为《诗刊》，他们由普通工人变成名满天下的诗人。”
在1980年4月南宁“全国诗歌讨论会”上，以《今天》为代表的诗人的作品成为争论的焦点。当年8月号的《诗刊》上，广州军区的作家章明发表了《令人气闷的“朦胧”》，举出老诗人杜运燮的诗《秋》和李小雨组诗《海南情思》（发表于1980年2月22日《人民日报》）中的《夜》的诗作为“朦胧诗”的例子，指出这些年轻诗人的诗歌“叫人看不懂”甚至“晦涩”，揭开了所谓“朦胧诗”的大讨论。章明也没有想到，他对这类诗歌颇含贬斥意味的命名———朦胧诗，竟然成为了中国诗歌的一个重要流派。
其后，《诗刊》连续刊登了一些争论文章，其中就有顾城的父亲、诗人顾工的一篇。
顾工在文章中说，刚开始读顾城的诗的时候，感到很气愤，但是顾城认为，这些诗歌是自己个人的审美视角。顾工认为应该予以宽容，并对自己进行了反省。
在唐晓渡的记忆中，有关朦胧诗的争论后来出现了很不正常的状况。据他回忆，在1983年3月举办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1979—1982）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颁奖仪式上，朦胧诗代表之一、获奖的舒婷只说了一句话，泪水就忍不住喷涌而出。
关于舒婷的落泪，唐晓渡还说，“其时频繁出入《诗刊》的某诗人以自己的方式为此作了‘笺注’。我曾两次听到他向刚接任主编的邹荻帆先生‘进言’，评说舒婷的《往事二三》一诗。第一次说得还比较隐晦，邹先生也只是含糊其词；第二次称这首诗分明写的是野合，并质问《诗刊》为什么不管，结果遭到邹先生严词拒斥。”多年之后，唐晓渡才知道，某诗人成为舒婷的主要批判者，并不仅仅是因为创作思想的分歧。而这一点，邵燕祥称在当时就比较清楚。
三个“崛起”遭批判
最终使那位老诗人狼狈不堪的却不是这几个年轻人，而是吉林老诗人丁耶……
1980年5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谢冕的文章《在新的崛起面前》，率先探讨了“新诗潮”的意义；1981年3月号《诗刊》发表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从思想解放运动和艺术革新潮流必然对“权威和传统的神圣性”构成挑战的前提出发，论述了“新诗潮”的哲学基础和美学特征（4月号《诗刊》发表程代熙《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对孙文进行批驳）。1983年，《当代文艺思潮》公开发表了徐敬亚于两年前在大学时期创作的学年论文—————《崛起的诗群》。这三篇文章都是对新时期以来的新诗（主要是朦胧诗）持肯定态度的，后来被称为“三个崛起”。
唐晓渡说，1983年9月份，在新疆石河子举行的绿风诗会上，某诗人在背后一再给舒婷“上烂药”之后，有意要当一回明星。他不仅在大会发言中一人占了三人的时间，而且拿腔拿调地模仿广播员，用记录速度宣读他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在痛斥了所谓“三个崛起”之后，他摘下挂着金链的眼镜，声音也变得阴沉。他说，“你给他们讲学术，人家可不跟你讲学术。不是说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吗？那好，是学术就用学术的方法来解决，不是学术，就用不是学术的方法来解决嘛……”
唐晓渡记得，当时本来没有几个人在认真听他发言，但这句话犹如往一缸浑水里投下了一把明矾，乱哄哄的会场转眼间变得安静下来。许多人都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仿佛受到突然袭击一样彼此交换目光：他哪来的这股杀伐之气？他仗着谁的势？他想干什么？整整一个中午，几个年轻诗人议论的中心话题就是如何惩治这个为老不尊的人，并设想他比如挨了一颗突然从天而降的“西瓜炸弹”后会是怎样的狼狈不堪，并为此而乐不可支。
但是，最终使他狼狈不堪的却不是这几个年轻人，而是吉林老诗人丁耶。唐晓渡说，“就在当晚，一心想诉诸非学术方法‘解决’问题的某诗人气急败坏地敲开了我和邹荻帆先生合住的寝室房门，怨愤交加地嚷嚷道，荻帆你到底管不管？丁耶个老疯子，居然骂我是‘混蛋’，还说要揍我！”
邵燕祥辞职
邵燕祥和该副主编后来合作不愉快，所以在1984年提出了辞职……
10月3日，邵燕祥等人参加了“重庆诗歌讨论会”。“三个崛起”被上纲上线。唐晓渡称，当年《诗刊》12月号发表了这次会议的“综述”，这次会议是由重庆作协的一批负责人士轮流主持的；莅会的中国作协书记处领导也在发表的文章中使用了“祝贺”的语气，并谦称“是来听取意见，向大家学习的”。然而大家都明白，由一个省辖市的作协来主办这样一次事关新诗发展的“方向”、“道路”的会议，分量显然不够；而上级领导的低调大都包含着策略的考虑。尽管如此，这次会议的声威仍然足够吓人。由于使用了纵览全局的视角，且通篇充斥着“指出”、“一致认为”、“一致强调”等庄严而铿锵有力、体现着集体意志的字眼，会议“综述”读起来更像是一份有关诗歌的决议公报，更配得上用记录速度广播。它充满了特有的战斗色彩和激情，以及简化问题、迳取要害的直接性，其严厉程度又足以使之成为一篇讨伐檄文。在此次会议上，邵燕祥奉命非去不可，但他发言时打了“太极拳”。他当时已经预感到了某些不寻常的东西。
在某诗人对“三个崛起”上纲上线之后，雷抒雁和纪鹏也进行了批评。这次会议本来还想把谢冕当作靶子进行批评，但谢冕没有去。此外，朱子奇、柯岩等人对“崛起论”进行了措辞激烈的批判，并指出《墙》（舒婷）、《空隙》（顾城）等是“有严重错误”的诗。最终，徐敬亚迫于压力在某报发表了自我批判，这场争论由此结束。之后，他去了深圳特区。
回北京后，《诗刊》某副主编在首都剧场召开了“重庆诗歌讨论会”传达会议精神。
北京的很多刊物都派人参加，邵燕祥称胸闷、憋气推辞未去。在唐晓渡的记忆中，“邵燕祥和该副主编后来合作不愉快，所以在1984年提出了辞职。”回忆这段经历，邵燕祥说，“我进入《诗刊》时有两个心愿，一是帮助一些老诗人重新在《诗刊》亮相，经过几年时间大家差不多都亮相了，二是希望牺牲自己的一些创作时间，能够推一些青年诗人出来。这两点在借助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大家一起努力做到了，加上大部分编辑理念与我接近，所以我向文联领导唐达成提出了辞职。”
采写：本报记者 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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