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灭亲的背后

　　少年时曾读过乐羊“大义灭亲”的“范文”，它讲述了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故事，因为乐羊灭的是自己的儿子：乐羊是中山人，为求升迁转投魏国，当魏国与中山发生战争时，乐羊因熟悉“敌情”，被举荐为攻打故国的魏军统帅，中山抵御不住魏军，抓来乐羊之子要挟退兵，乐羊不为所动，于是“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遗羹，乐羊坐于幕下而啜之，尽一杯”（《战国策》）。乐羊为求取功名，竟然做出如此残忍之事，当时便有人说：“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谁不食！”所以，乐羊的主子魏文侯从此再不敢用他。

　　最初读乐羊时，正值“文革”爆发，而“食子之肉”的乐羊，当时竟被打扮成一个大义灭亲的爱国主义形象。很多年后再读乐羊，却早已没有了当年的“好感”，只觉得这是个通过“灭亲”窃取功名的变态狂，所谓“大义”和“爱国”的内容，更值得怀疑。

　　历史上有太多的“大义灭亲”者：汉武帝杀太子刘据。唐太宗杀儿子齐王李佑，废黜太子承乾为庶人并迁徙边地，此前还杀同胞兄弟建成、元吉两家数十口。王莽4个儿子杀了3个外加1个孙子，幸免的那个儿子是精神病患者，满朝都颂扬王莽“大义灭亲”，但以杀儿子为代价来博取名声以增加政治砝码，这种沽名钓誉的行为简直不可理喻。不可理喻的还有武则天，这个女人为篡皇权，竟连襁褓中的女儿也不曾放过，将她活活掐死，后来武则天连杀两个太子，“大义灭亲”起来比王莽是巾帼不让须眉。陈子昂曾有《感遇》诗咏道：“乐羊为魏将，食子殉军功。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唐人陈子昂从故纸堆中翻出战国时代的乐羊，绝非就事论事地谴责“食子殉军功”，而是借古讽今，指涉武则天以大义灭亲之名滥杀唐宗室。因为武则天这么一来，许多朝臣为了向武氏表忠心，竟纷纷效尤，出卖亲人、置亲人于死地居然成一时之风气。陈子昂是有感而发的。

　　隋文帝杨坚杀北周静帝及其皇族，这是外祖父杀外孙，而杨坚也似乎遭了报应，后来他儿子杨广弑父篡位，不仅谋害了杨坚又顺便杀了原太子杨勇。杨广是杀了亲爹再杀亲兄弟。叔侄相残的就更多了，最典型的是燕王朱棣把建文帝赶下皇位，后者不知所终，有说当和尚的，有说跑到海外去的，至今仍是悬案。

　　在封建社会，以“大义灭亲”的名义剪除政敌，置伦常而不顾，美其名曰“社稷为重”，这是一个定律，母女、父子都不能幸免。在这个定律下，导致兄弟自戕的最为常见。第一个封建帝国秦朝为后世树立了“榜样”，秦二世胡亥上台时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对兄弟姐妹大开杀戒，包括远在边塞的公子扶苏在内，胡亥共杀兄弟姐妹二十多人。最后一个封建帝国清朝更是登峰造极，兄弟相残从努尔哈赤的儿子们开始，就没停止过，狡诈阴鸷的雍正帝更是践踏着自家兄弟的尸体坐上龙椅的，如此“大义灭亲”还嫌不解恨，索性把被他整治死的几个兄弟的名字改为猪、狗之类以示侮辱。

　　每每在这些血腥杀戮之后，杀人者都会颁布诏书，声讨被杀者之罪状，也就是表明杀戮行为的“大义灭亲”。如秦二世胡亥杀扶苏的罪名是“不孝”；汉武帝杀太子刘据的罪名是“巫蛊”；李世民血洗玄武门是“讨逆”，杀儿子李佑、废太子承乾的罪名是“谋反”；朱棣追杀建文帝打的旗号是“靖难”、“清君侧”……这些大义灭亲的理由，听起来没有一个不冠冕堂皇。可见一旦为利益所驱动，人是什么丑事恶事都敢做。

　　大义灭亲的事情，古今中外都有，法国作家梅里美写过一篇小说：有个叫马铁奥的人大义灭亲，枪杀了10岁的儿子，起因是儿子贪图小便宜出卖了一个逃犯。与乐羊不同的是，马铁奥不是为当官或者立功，而是为了道义和名誉。尽管如此，马铁奥的行为还是很残酷，这也可能是梅里美写这篇小说的动机之一，因为被杀的毕竟是自己的孩子，而且年仅10岁。

　　对中国读者而言，还有一篇写“大义灭亲”的小说比梅里美的马铁奥更有影响。30年前，一篇题为《伤痕》的小说张贴在复旦大学校园的墙壁上，就连作者卢新华也没有想到，这篇小说的意义和影响远远超过了作品本身。它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之作，同时也标志着一个以“伤痕”为主题的文学现象破土而出。《伤痕》描写了一个因极“左”政治导致断绝母女关系的悲剧，作品在艺术上不甚讲究，但它却凭借一个“大义灭亲”的故事，引发了当时的文学潮流。

　　《伤痕》所揭示的内容，是乐羊的现代版，在“大义灭亲”的背后，人性处于怎样一种状态？至今想起来仍不寒而栗。一旦“大义灭亲”泛滥成灾，家庭伦理被政治化，亲情就会扭曲甚至变异，就像《伤痕》里断绝母女关系是为了所谓的“革命立场”一样，亲人为仇雠，家庭变战场。所以，“伤痕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唤醒了人性的记忆，复苏了血缘之爱，温暖了伦理亲情，这是最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