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面前的理性与非理性之辩

    引题：一次大地震，震在我们的土地上，也震在我们的心灵中。在改革开放30年后，这次大灾难是一个让我们更好反思、更好前行的契机，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自身的脆弱在哪里，究竟多脆弱。

　　提语：在我们这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应该是常态活动，企业的捐赠行为应该可持续，而不应成为负担。

　　大标题 灾难面前的理性与非理性之辩

　　文/本刊记者 赵雯

　　里氏8级地震，灾难已经发生。

　　面对突如其来的大规模的人员伤亡、物资损毁、心灵创痛，我们流泪，我们坚强，我们感同身受，我们奋不顾身，我们哀悼，我们团结……从未有过的共同关注，从未有过的全民行动。

　　无论是国家领导人第一时间赶赴灾区亲自指挥、部队官兵冒着生命危险向重灾区挺进全力挽救遇难者、志愿者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一起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还是媒体的前所未有的迅速公开反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声援、全球华人的团结一心，特别是异常踊跃的献血、捐赠，都足以让我们感动。这次，我们除了经历生命的脆弱，更感到生命的潜能与力量。

　　生命本能作为一种“内驱力”，大爱情感作为一种“迸发力”，感性无需理由地冲在前。而以下片断的出现，多数人觉得“理性”得不合时宜——

　　韩寒在博客上申明：“我个人宣布我以我的名义直接向相关部门捐款为0元。”此言一出，舆论哗然，尽管韩寒用自己更为直接的方式在灾区服务。

　　王石说，“对捐出的款项超过1000万的企业，我当然表示敬佩。但作为董事长，我认为万科捐出的200万是合适的。这不仅是董事会授权的最大单项捐款数额，即使授权大过这个金额，我仍认为200万是个适当的数额。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应成为负担。万科对集团内部慈善的募捐活动中，有条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其意就是不要让慈善成为负担。”如此言论，更引得无数网民炮轰。压力之下，王石也不得不为自己的真心话道歉，说“我现在认为在当时这种情况下，我所说的那句话还是值得反思”。

　　其实这两件事情并不像表面呈现的那样有何是非对错，包括这次地震，以及大家在抗震救灾中的许多表现，其深层都潜藏这样一个问题，即福柯曾追问的：“我们所使用的这个理性(Reason)究竟是什么?它的历史后果是什么?它的局限是什么?危险又是什么?”理性与非理性之争从未停止，小到个人的价值判断，大到国家、社会的发展动力究竟为何，灾难面前，这样的反思尤为必要。

　　小标题 人是万物的尺度吗？

　　人类生存首先要处理的是与自然的关系。可是当理性主义促使人们乐观地将人视为万物的尺度时，人与自然必然发生激烈的矛盾。在不断将自然“人化”的过程中，自然总是给我们提出一个个挑战。事实证明，科学、技术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对自然，我们仍然不可知。在许多规律、真理之外，还有那么多的偶然性。“人定胜天”更多地表现为一个励志口号。

　　在如地震这样的灾难发生后，许多人发问，为什么没有预测？可是专家也承认，对此，无能为力。当然，如果我们就这样陷入绝望的状态，放弃对生命的珍重，也同样不符合人性。“以人为本”在抢救生命的过程中，显得那么有价值。

　　小标题 嵌入式报道？

　　所有人都知道，对1986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的报道成就了CNN，对伊拉克战争的深入报道成就了半岛电视台，“9•11”的直播让凤凰卫视一飞冲天。灾难，从来就是媒体最为关注的焦点。此次，中央电视台对汶川地震的全方位、大规模、快节奏的报道，赢得了许多观众的称赞。人们普遍认为通过如此即时、权威的新闻报道，有利于大家了解灾情，帮助灾区人民。有人用“伟大的透明”来形容此次中国媒体的表现，说:“在传媒史和传播史上，这种信息的透明度是里程碑式的，并因其对生命的关注、政府的作为和灾情的严重性所做的客观传播而堪称伟大。”

　　可是，仔细想想记者这种大规模的“嵌入式报道”，也有值得反省的地方。“嵌入式报道”是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新发明的一种媒体管理形式，记者可以与美国大兵一起奔赴战场，进行“零距离”战争报道。让受众对战争有更为直观、更为全面的视觉体验。

　　这次四川地震，许多记者也是本着职业精神，不辞辛苦对灾情进行嵌入式报道，为我们传来一幅幅感人至深的画面。然而，当越来越多的伤残肢体、恐惧表情呈现在人们眼前时，当记者追问着一个个刚刚失去亲人的采访对象时，当镜头对准了挣扎的生命却仅仅是“聚焦”而非做点什么的时候，媒体是不是有一点残忍呢？美国早有研究表明，这种嵌入式报道，将当事者重新暴露在现场，尤其是对儿童，可能会造成负面影响。

　　目前，从四川采访回来的记者，就有承认自己心理出现问题的。亲历“痛苦”谁都不好受，包括观众。过深的、被动的卷入亲历中，心理也有一个承受底线。

　　最近，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指出：“对媒体而言，具有突发、灾难、负面、重要、轰动性的信息才最具新闻价值；而对救灾者而言，灾难来临时能拯救生命、减少损失才最有价值。媒体寻求的是常态生活的断裂和异化；而减灾工作的意义则在于尽可能维持和延续人类的正常状态。在灾难面前，媒体报道与救灾形成一对无法割裂的矛盾体。大灾突袭，既不能完全隔离媒体，也不能让它靠得太近。这其实是横在救灾者与报道者面前的双料难题。”

　　灾难报道，的确更需要我们处理好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

　　小标题 该不该抒发情绪？

　　“男儿有泪不轻弹”，更何况是在客观播报新闻的时候。可是赵普等人的流泪赢得了观众的好评。在这个时候，人们不需要“控制”，而只要情感的抒发。

　　情绪本来就是非理性的。情绪的形成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环境，不论是个体情绪还是社会情绪。所以，无论我们用多么高昂的情绪来关注这次地震灾难，大家都觉得不为过。然而，当大量志愿者涌入灾区，有的在无组织状态下行动时，效果未必如期望的那样，甚至加大了灾区的负担。于是，在激动过后，我们也要理性地思考今后的救灾应急机制该如何建立、志愿者机制该如何完善。

　　当一轮轮捐款如火如荼进行时，我们固然看到了良知与希望，但是当有些激进之士做捐款排行榜，拿某些明星的捐款数额进行调侃时，捐款也有点变味成非理性的攀比和做秀。其实捐款数额确实因个人能力和实际情况决定，捐款数额也不能跟一个人的道德水准划等号。此时，我们更应该关注捐款用在哪里，理性地分析款项的合理运用，以利于灾后重建。

　　尽管理性与非理性无时无刻不在斗争，无论是在个人的成长过程中还是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但我们不能将二者绝对对立。我们需要理性，也同样需要与理性相伴随的情感、欲望。有时候最理性的往往是最直觉的冲动，而看似非理性的又根源于理性的“鞭策”。

　　一次大地震，震在我们的土地上，也震在我们的心灵中。在改革开放30年后，这次大灾难是一个让我们更好反思、更好前行的契机。如今的中国当然有一定的“抗震力”。许多人已经意识到，中国的快速发展伴随着某种脆弱，我们无须回避，或许通过这一次地震，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自身的脆弱在哪里，究竟多脆弱。正视自己，是最好的超越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