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一词，是现代各国法律统一的用语。离婚作为一种制度，有它发生、发展的历史。离婚制度是婚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婚姻制度同时产生，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
在我国古代婚姻结构还未严密时，离婚相当自由，所谓“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去”。
自周朝开始，夫权制婚姻家庭制度建立起来。在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夫权制家庭的基础并不稳固，如《周易》记载妻子离家出走，秦始皇巡游时发现男子招赘、寄宿女家和死了丈夫的妻子抛弃孩子改嫁的现象，于是才刻石颁令天下维护家庭稳定。到了唐宋时期，夫权意识不断强化，在相关法律中，女子地位低落，而有妻妾不能擅去其夫的规定，不过在夫逃亡时，可向官府申诉离婚。
古代贵族的离婚，有一定的仪式，《礼记》中记载，不但有夫出妻的仪式，也有妻出夫的仪式，出跟被出的双方都以谦辞自责。从史料中保存的唐人“放妻书”(离婚证书)看来，男女的地位似乎相当平等。“放妻书”内容大体分成三段。第一段重述夫妻缘分，经累劫共修得来，本应如水如鱼，同欢终日。接着第二段描写目前的状态，由于两人个性不合，经常冲突“夫若举口，妇便生嗔；妇欲发言，夫则捻棒”，大小不安，六亲相怨，实在无法继续下去了。第三段写离婚的祝福。既然无法同处，不如“一别两宽，各生欢喜”，同时祝福离婚后男女各有前程，“夫觅上树，千世同欢；妇聘豪宗，鸳鸯为伴”。有的只有对女方的祝福。在离婚书末尾，也有注明给女方赡养费的。由于婚姻关系涉及双方家族，所以离婚证书都要会聚两家父母、亲戚共同作证。从唐人出具的“放妻书”来看，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协议离婚”，尽量好聚好散。
而纵观我国的离婚制度，则是“由礼入法”的，由古礼逐渐成为明文规定的典章制度。汉朝儒者在阐发古礼时，根据当时需要规定了“七出之条”、“五不娶”、“三不去”的条文，唐朝将“七出之条”、“三不去”列入律法，宋元明清以来的离婚律令，基本沿袭唐律。这“七出”的规定，都与家族有关：其一，不顺父母是逆德的行为；其二，无子则无法承宗庙；其三，淫乱造成血统混杂；其四，嫉妒则会结怨增仇；其五，多言使家族失和；其六，有恶疾则不能奉祭祀；其七，盗窃是不义行为。“七出”之条曾被认为是“夫族的护身符”，是对女方的苛刻限制。但此说不免失之偏颇，因为还有“三不去”的限制。这“三不去”是：其一，没有娘家可归的不能去；其二，与丈夫共守过父母三年丧的不能去；其三，曾跟丈夫共过患难而后富贵的不能去。另外，在执行上，“七出”只是礼制的原则，虽然于礼可出，可未必就出。例如，民间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但对“七出”中的“无子”一项，照唐律规定，必须年50岁以上，才能构成理由，到了50岁还想离婚的很少，何况还可用立妾及庶子的方式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古人出妻的理由非常广泛，往往有超出“七出”之规定，像汉代的鲍永妻，因为在婆婆面前叱狗就被“出”了。在这种情形下，“七出”的提出，与其看作男子出妻的借口，不如视为出妻条件的限制。唐律就规定“诸妻无七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徒一年半，虽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杖一百，追还合”。这是划定离婚的范围，擅自出妻也是有罪的。
在我国古代，还有一种离婚方式叫“义绝”。义绝指夫对妻族、妻对夫族的殴、杀、奸罪及妻谋害夫的情形。这是由于破坏伦常，所以构成离婚的条件。法律上义绝是强制执行的，有义绝的事实而不离婚也有罪，这跟“七出”的执行权在夫不同。
我国古代虽然是男权社会，妇女需要遵从“三从四德”，但男子是决不可以任意休妻的，因为夫妻的离异同受家族观念的支配，也为法律所限定，还受到情与理的约束。据《白居易集》记载，某农夫在田里耕种，妻子在送饭予丈夫时，在路上遇到饥饿的父亲，于是把饭菜送给父亲吃。丈夫在田里等得饥饿，非常愤怒，执意休妻，妻子不服，于是告到官府。白居易判决时说：“按照妇女的德行标准，妻子理应顺夫，然而报答父亲恩情乃出于天性。所以，应先将饭给父亲吃，丈夫在其后。尽管丈夫希望妻子能尽早送饭，但由于孝亲重于事夫，故丈夫终不可休妻。”
由于古时候十分重视社会关系的稳定，离异总不被提倡，所以离婚率是很低的。《易》“序卦下”说：“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管子》“小匡篇”也有“士三出妻，逐于境外”的条文。东汉的冯衍，年老出妻，遭人批评。宋代以后，士大夫多认为出妻的人没有品行。至于一般农村，出妻的情形更为少见，这是受到经济因素的限制，离婚使家内劳动力减少，再娶的负担也很重。此外，名分观念也有影响，在“夫妻义重”的普遍想法下，也不敢轻言离婚。对他人夫妻是劝和不劝离的，劝人离婚，会遭天谴。由此可知，琴瑟和鸣的婚姻理想，不但表现在婚姻的缔结、维持上，也限制了离婚趋势的发展。
总之，婚姻稳定是家庭稳定及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之一，离婚是婚姻关系中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保持婚姻关系的稳定是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古今中外，无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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