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精神的回归就是人的回归

余新忠

张鸣

　　许知远：我想深入地问一下，自古以来，悲情似乎是我们这个民族贯彻始终的情绪。蒙古人打来了，文天祥非常的悲情。满族人打来了，明朝人也非常的悲情。有位学者说，悲情主义和盲目主义都是对现实缺乏估量的结果，是缺乏现实感的结果。包括我们谈了这么多地震激发起来的悲情，但是我们似乎一直在回避悲情之后更深层的问题。我们也常常把表面的变化误以为是实际的变化。
 
　　我本人没有那么多的乐观情绪。

我想问一下余教授正在研究的明清的赈灾机制，同时也想听张老师具体解说一下历史总会吞噬掉所谓的新变化这个观点。有些时候，我们似乎特别难以诚实的面对问题。巨大的困难面前，我们第一个方式是寻找各种情感来掩盖真实的困境，包括掩盖自己内心的真实的困境。

　　余新忠：刚才听了几位的发言，我觉得深有同感。首先我也想谈一下对于奥运火炬这些网络的语言暴力行为的看法。我非常同意刚才各位的说法。特别是丁教授讲的，他在海外这么多年，应该跟我们有所不一样。这让我想到，我感觉到咱们今天很多的年轻人在整个网络上表现出来的很多愤青的言论，有惊人的一致性。可能有文化上的因素，当然很多也有我们所受的教育，认识、接受的资讯过于单一。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需要建构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第一个是自由的环境，同时，我们要有一种多元的意识和包容的心态。如果有这样一个心态，我们大概就可以包容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对日本人一说起来就会非常的痛恨，经常说日本鬼子，小日本这样说。这样我们觉得很理所当然。如果日本出来一个东史郎，我们觉得他是英雄。如果这个人出在中国，我们怎么看待他？东史郎回去，日本人没有批评他、批判他。而中国人自己虽然是有很多的义愤，很多的激情，但是具体在做的事情并没有给他们太多实际的帮助。

    我想也联系到刚才许先生讲到的悲情的东西。我们中国民族有很多的文化，我们肯定有很多过去的文化值得吸收，但是我还想讲，对文化的东西大家不要给它太多不能承受之重的责任和苛责。

    文化这个东西一方面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资源，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家园。很多人都有去国外生活的经历。大家觉得国外生活得很好，工作的氛围，硬件、软件也很好。在那里大家觉得物质生活虽然很好，但是在那里工作不愉快。也许是环境的问题。我们从小在这个环境里面生活，也许生活很艰苦，但是感觉很好。这是一种文化的因素。

    文化经过长期的积淀必然有它好的东西。同时，对我们产生一些对我们不太有利的影响。比如说刚才讲到悲情的东西，我觉得我们文化里面，可能是比较注重道德的评判，比较注重情感的评判，或者情感的表达，对道德的评判是特别重的。很多事情的解决往往是以感性的东西来跨越理性的东西。但是具体怎么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更加理智的来做具体的事情，并且贯彻下去，这样的事情就不太重视。一旦出现这样的问题，全民的意识会被动员起来。今天火炬所做的事情，往前就是文革，再往前就是义和团。

　　刚才许先生也讲到救灾的问题。我想中国社会对灾荒在古代是非常重视的。从这里面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传统的地方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因素。刚才讲到我的文章，我写的就是失去的传统。在古代中国有一整套非常成体系化的，有很浓密氛围的民间救济传统，这一套传统在我们经过从近代以来到1949年以后，基本上丢失了。如果不是有历史学家进行传承的话，这一套文化就会丢失。

    比如说我们在大城市都有各种各样的育婴堂，同善堂，这些更多的是通过民间组织来基础。官方有一整套的制度在这一方面，灾难发生以后，应该怎么报灾、抗灾、救灾。虽然他们的制度也是非常完善，但是远远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但是官方非常倡导用民间救济。不是真让民间拿钱，是允许真正的社会精英来进行这一整套的组织。他们允许建立一些民间的救济组织。谁捐了多少钱，都写出来，同时这个钱怎么用的都写出来，印出来发给大家，这是公信。这些地方的精英能够确实的了解到地方社会在救济中的切实需要。官方总有不便之处，有官僚主义。当地的官员也认识到这一点。他要求这些救济都是由这些精英来主持，不要经过权力之手。

    我想今天的中国，我们有很多的继承，同时也有很多的变动。在我们传承的过程中，确实有很多值得我们今天注意和借鉴的传统遗失掉了。在今天这样一个中国，应该有很多传统的资源被挖掘出来，为我们今天所用。传统这个东西不是本质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对传统应该用一种发展的眼光，从中国自身变动的眼光来认识传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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