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佳案”背后的问题 严重滞后的警权管理体制

　　我们正处在一个飞速的社会转型期，“当下的社会转型表现在行政上，就是从一个"全能政府"转型为一个"有限政府"，由一个"人治政府"转型为一个"法治政府"”。然而，与之相对应的是，警权管理体制转型却严重滞后于整个公共管理体制转型的进程，这是附着在这起个案背后的深层次问题。

　　切入现实，现在的公安机关特别是常年工作在一线的派出所，既要维护社会治安，又要打击形形色色的刑事犯罪，还要向公共社会提供各种各样的管理服务。警力少，事件多，负担重，压力大，有求必应成了常规，加班加点成了义务，受伤受气后还要忍辱负重，各种非警务活动应接不暇。一则，处于长期的超负荷运转之中，直接影响到民警的积极性和追求工作高层次的上进心；二则，管理职能不明晰，执法责任不明确，过于泛化，客观上很容易导致管理被动、执法空白和责任缺位。

　　从这个角度看，从体制入手，无论是进一步赋予警权力更大的独立性、剥离地方政府对于警权的“制约”，还是出台相关法律制度，让公安机关职责范围内不同领域和层面的职责，得到完善的界定、明确和划分，以及通过现代科技手段来减少执法的强度，整合资源的利用率，提高执法效率，都是应有的题中之义。

　　我以为，当前，公安机关必须要尽快从传统的、粗放型社会治安管理模式，过渡到严格依法要求实施社会治安管理、履行法定职责的细节型执法管理模式。这是公安机关应对新矛盾、化解新问题，增强应急处变能力，确保自身安全和公共安全的必由之路，也是保障社会和谐重要途径。期待“杨佳案”能推动警权管理体制的转型，对此，我们不妨拭目以待。（陈一舟） (来源：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