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晚，我们刚结束了一整天的工作，正准备坐车从前指回住处，摄影部老张接到了申宏的这个电话。
刚到四川的时候，申宏曾经给前指打过一个电话，说和他同一组去茂县的记者因工作安排不能来成都了。他将和山西分社武敌、摄影部武巍，三人一起去理县和茂县驻点。
分配记者到四川各重灾区驻点，是前指对第三阶段抗震救灾报道的新尝试。在大地震刚刚发生之初，新闻报道以拼速度、抢新闻为主要特点，记者往往需要大跨度采访，流动性作战。而在灾难发生20多天后，受众更希望看到来自灾区的更深入的报道。另外，由于交通不便、道路险峻、路途遥远、食宿艰苦等巨大困难，重灾区理县、茂县、汶川已经有十多天没有记者再进去过，事实上成了后续报道的“空白”，这些地方受灾群众的情况急需为外界所知。
于是，根据当时报道形势的需要，前指将第三批入川记者分成14个驻点组下到灾区，希望他们多做一些深入采访调研，并再三叮嘱驻点记者一定不要勉强，实在进不去就迅速撤回。但记者们都怀着“只要人民有需要，没有新华社记者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新华社记者到不了的地方”的气概，二话不说就向着既定的目的地进发。
从成都到理县，原先可以走213国道，但地震给道路造成严重破坏。申宏、武敌和武巍6月6日不得不从雅安经马尔康绕道去理县，驰骋800公里山路，翻越两座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途中，他们的汽车出现了爆胎，在通往夹金山、笔梦山的山路上，他们又遭遇了“六月飞雪”。
后来我们知道，三个人路上没带什么厚衣服，申宏和武敌穿了四川分社配备的冲锋服，多少能抵御一点寒冷，而武巍从成都平原出来还穿着短袖，着实冻惨了。但我们的记者在严酷的环境下没有停止工作，他们发回了救援物资备困在雪后笔梦山的照片，得到了摄影部的表扬。
和申宏他们一样填补报道“空白”的，还有奔往汶川的唐召明和王洋，在前往汶川的路上，他们屡次遇上余震，又几次躲过山体滑坡，有五六天时间都挤在车上过夜，终于从西线再次进入汶川县城。
虽然条件异常艰苦，我们的驻点记者始终没有放弃，一直在汶、理、茂三县深入调研，发回大量来自最基层的图文报道，及时向中央反映了理县菜农损失惨重三百亩白菜绝收，茂县救灾物资极度匮乏，汶川、理县蔬菜水果烂在地里农民心急如焚等重要信息。
二、
6月8日下午3：20，国内部姚润丰电话：今天绵阳唐家山堰塞湖指挥部没有新进展。对于群众关心的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撬开专家的嘴，力争尽快成文。
唐家山堰塞湖是个名副其实的“悬湖”，超过2亿方的水悬在涪江上游，威胁着130万绵阳人民的生命财产，这盆水什么时候能泄下来，成了一个“悬念”。
7日零时，堰塞湖坝前水位达到预定740米泄流槽高程，但根据北斗卫星传输的数据显示，堰塞湖并未泄流。然而，这时谁也不敢说堰塞湖下一秒会出现什么情况，必须继续盯守！
前指给泄流沿线各点的记者打电话，要求他们继续紧盯抢险重要地段；同时，由国内部孙勇同志负责在前指直接签稿，每小时播发一条快讯。经过彻夜值守，7日上午7时08分，唐家山堰塞湖泻流槽过水。经向在指挥部现场请示水利部长陈雷同志，新华社独家率先报道了这一权威消息。
然而，堰塞湖接下来的泄流进展依然缓慢，到7日中午1点，泄流槽过水量仅为2立方米/秒，而堰塞湖新增库容1350万立方米，总库容已达2.295亿立方米。这时，唐家山堰塞湖抢先指挥部也已采取新方案，济南军区某陆航团派出6架直升机向堰塞湖大坝运送炸药、雷管和多名工兵组成的爆破分队，与此同时，武警水电部队的官兵在泄流槽左侧山坡上对泄流槽进一步加宽加深，增加泄流能力。
7日下午，前指领导老夏通过电视电话系统向总社汇报了唐家山堰塞湖抢险进展。何平总编辑说，堰塞湖排险工作还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我们要围绕现场情况的变化、排险方案的调整、自然溢流或实施爆破的条件、险情的解除等受众关心的问题，加强解读性报道。
根据抢险最新情况和何平同志要求，前指进一步调整了报道方案。记者们也铆足了劲，准备打一场持久战。同时，老夏给总社负责跑水利部的记者姚润丰打电话，希望他来四川支援。当晚，姚润丰就飞到了成都。
其实，地震发生后，姚润丰就是第一批入川报道的记者之一，直到第二批记者采访结束，他才刚刚回北京。而且，听说他的父亲近来身体不太好，但是，老人很支持他的工作。
6月8日上午，姚润丰又重返绵阳投入唐家山堰塞湖报道。和他一起奋战的，还有同样从第二批入川后就一直坚持下来的记者：云南分社伍浩、安徽分社汪延、上海分社肖春飞，以及驻扎在绵阳抢险指挥部、北川县通口镇、江油市青莲镇、九岭乡七窑村、绵阳市宝成铁路涪江大桥和两岸、富乐山安置点的十几位第三批入川记者。
6月10日，唐家山堰塞湖泄洪出现重大转折。泄洪后的短短数小时内，前方报道组就抢发各类图文稿件280余条，并推出《为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写在唐家山堰塞湖成功泄洪之际》、《滔滔洪水过绵阳——新华社记者亲历唐家山堰塞湖泄洪全过程》等深度报道，媒体用户对新华社的快速作战能力感到震惊。
6月13日，我在前指看到了从绵阳回来的姚润丰，他告诉我，他已经买了当晚回北京的飞机票，马上要投入抗洪报道了。
三、
6月10日中午11：20，音像部余福卿电话：请告诉领导，我现在已到达唐家山堰塞湖坝顶，现在正和技术局联系，准备进行视频传输。
这真是前指数天来最希望听到的消息。我把余福卿成功抵达唐家山堰塞湖坝顶的情况告诉了老夏。老夏眼睛一亮，“太好了，早点告诉我啊！”随即又拨通了余福卿的电话。
老夏说，“余福卿，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你和军分社的同志合作，要多拍！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拍得差不多就下来，不要等着最后一架直升机才下来。”
要说余福卿成功降落在唐家山堰塞湖坝顶，还得从6月8日端午节那晚讲起。
8日晚7：00，李从军社长打来电话，要求抢险形势紧迫的唐家山堰塞湖坝顶要有新华社记者发回的电视现场新闻。当时，坝顶上只有新华社的两位文字、摄影记者，电视台没有人，视频报道出现空白。李从军社长要求，新华社要填补这个空白。
随后，前指紧急协调部署。决定把在成都的音像记者余福卿、杨华连夜送往绵阳，由技术局利用现有音像设备改装成适合前方使用的便携视频信号传输装置，让军分社和陆航团联系争取到转天凌晨搭乘首班直升机进坝的记者名额，并请总社营销平台连夜联系落地用户。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技术局进行设备改装和调试，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4：30；营销平台发动员工，连夜联系了200多家电视台；老夏用的两部手机铃声此起彼伏，随时协调各方需要解决的问题。
经过一夜备战，万事具备，只欠登机！
然而9日上午，我们得到消息，乘坐直升机控制得很严，余福卿虽然三次登上直升机，但是他没穿军装，混在一群军人里太显眼，最终还是被推下飞机，只能先把摄像机让军分社记者先带到坝上，第二天再试试运气。
9日晚上，又传来另一个坏消息：唐家山堰塞湖抢险指挥部下了命令，从10日起，所有记者一律不得上坝顶！
这个消息着实给我们泼了一盆冷水。可是，前指做了这么多努力，怎能就此放弃。
老夏一方面再和军分社联系，看看还有没有再让余福卿乘坐直升机的可能，另一方面，嘱咐余福卿赶快买一身迷彩服，准备第二天“混”上陆航团直升机。而从总社音像部和安徽分社来支援的音像记者和技术力量也都到达了绵阳，如果余福卿能够上坝，新华社将展开一场多角度的视频报道。
功夫总算没有白费！6月10日上午，余福卿穿着前一晚花70元钱买的军队迷彩服，靠着说家乡话和部队战士套近乎，终于搭上陆航团直升机，在当天上午降落在唐家山堰塞湖坝顶。他和军分社记者配合，独家采访到了坝上前线副总指挥、副总参谋长葛振峰上将，专家组组长、水利部总工程师刘宁，拍摄到大撤退前滔滔洪水一泻千里的珍贵镜头。当天，中央电视台、东方卫视等都播发了新华社独家发回的电视画面。
四、
6月10日下午2：50，四川分社杨孟曦电话：我正准备步行上山找失事直升机，前面我们有文字、摄影记者已经进去了，但我现在被武警拦住，他们说要有深圳特警指挥处或映秀前线指挥部同意才让我进山。估计到第一营地需要步行5小时。请求前指援助！
接到电话后，我立即向四川分社社长刘欣欣汇报了情况，请他协调解决。
10日上午，失事直升机终于在映秀镇附近的深山峡谷中被发现，这一消息立即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前指紧急调集记者展开报道，一方面，安排在映秀镇驻点的李紫恒、叶锋、李尕跟随搜救部队进山寻找失事直升机，同时，把在江油采访的文字记者曾志坚调往映秀镇紧盯搜救指挥部情况。而音像记者的调度遇到了困难。来自总社的音像记者当时还远在上百公里外的绵阳市报道唐家山堰塞湖泄洪情况；四川分社音像记者谢佼也有其他采访任务在身，人不在成都市。情急之下，谢佼推荐了杨孟曦，四川分社营销平台的同志，据说有拍摄经验。
就这样，杨孟曦来到了前指。这是个纤瘦的女孩，二十岁出头。
“你会摄像吗？”老夏问。
“会一些。” 杨孟曦答。
“你有摄像机吗？是分社的摄像机吗？”老夏接着问。
“有，是分社的。”
老夏想了想，说，“现在成都没有别的音像记者了，你带着摄像机去映秀镇前方搜救指挥部，拍你看到的东西。”
“好的！”杨孟曦爽快地答应了。
第二次听到杨孟曦的消息，就是一开始接听到的那个电话了。当时我心想，这个女孩不会真的要上山吧？听说山路很陡，而且天气变幻莫测，随时有滑坡危险。一个女生，这么瘦！扛着摄像机！还要爬山！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过了几分钟，刘欣欣社长打来电话，说映秀镇已经让杨孟曦和我们的另外两名音像记者进山了。我为他们感到高兴，也在心里祝他们好运！
再一次接到杨孟曦的电话，是6月12日上午，电话的另一端气喘吁吁，她说自己正在下山，早上在一号营地通过对讲系统听到一些情况，需要报告前指。我仔细地听她讲情况，虽然知道她说的消息我们已经报道了，但还是原原本本地将情况记录下来。因为我知道，他们得到这些信息实在太不容易了。
又过了几天后，当大家坐在前指聊这次搜救直升机的报道，我们得知，10号当天，杨孟曦等记者走了5个小时到达1号营地，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拍摄到了救援行动的珍贵一手视频资料，而这时央视的记者还没有到达。
我们还了解到，海南分社的女记者赵叶萍也随搜救部队上山了。音像部女记者李杰10日也从绵阳长途驱车赶到映秀镇寻找失事直升机的军队指挥所，借用济南军区的直播车，成功地实现了10日晚22：00和东方卫视、上海卫视的连线视频直播，成为新华社从搜救失事直升机一线发出的首批视频报道。
女记者的突出表现的确让人刮目相看，连武警部队也不得不对她们“特殊照顾”。听音像部的同事讲，在从一号营地下山的路上，武警部队中途允许杨孟曦搭他们的车回到指挥部，而同行的男记者只能眼巴巴地目送杨孟曦下山，自己只好继续步行下山。
其实，通过前指电话了解故事只是整个第三阶段抗震救灾报道中的一小部分，还有不少故事没来得及记录。也有更多的记者，他们走进山区深入采访后便无法通过电话联系。但是通过他们发回的稿件和照片，我们知道他们还安全，他们时刻尽守着自己的职责。
6月10日那天中午，我在旁边听到老夏接的一个电话，“今天我不能在云南丽江传递火炬了，我有遗憾。但新闻是我的本职工作，我现在参加抗震救灾的报道，我觉得幸运大于遗憾。”
我想，能和这样一群敬业的新华人一起工作，我也是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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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廖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