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9日，美国《财富》杂志公布了2008年全球500强排行榜。在中国石化、国家电网、工商银行这些“中字头”入榜名单之外，人们首次看到了联想和平安这两家非国有企业的身影。
这两家企业杀入这份全球商业最权威的财富榜单，被媒体解读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第一次”。
完全从市场中摸爬滚打进入“第一军团”的联想和平安，显然有着别样的心情。
联想从11人、20万元注册资金起步，24年发展到今天，柳传志被认为“忍了常人所无法忍”；从13人成立的公司发展20年到今天，马明哲在回顾平安成长史时，也称“布满荆棘，充满挑战”。
改革开放30年，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交织就像这份榜单一样让人感慨：30年，到底改变了什么？
从国有财产到国有资本 2005年10月，宝钢成立董事会，并依照公司法改建为规范的国有独资公司。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对此评价说：“这是国资委成立以来最大的新闻，意义非同一般。”
在他看来，以前国有企业改革多数是方法上的改进，这次是从体制、制度上的改革。
回顾过去30年，伴随着争论，国有企业改革方法上的改革试过很多，通过“摸着石头过河”，走过了一条迂回曲折的路。
首钢原厂长周冠五，是改革初期的风云人物。财经作家吴晓波形容，“周冠五从长相、气派和作风上，都像人们心目中的改革典型：仪表堂堂，声音宏亮，爱梳一个光亮的大背头，个性坚毅张扬，好做惊人事”。
那时，国企改革开始了第一次重大试点。1979年5月，国务院宣布，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8家大型国企率先开始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
周冠五被推上了舞台。他提出了承包制，“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包全留，欠收自负”，并用非垄断企业的方法管理这家垄断企业，工人的积极性迅速被激发出来，改革后的前3年，首钢利润净额年均增长45%，上缴国家利润年均增长34%，到1989年，首钢实现利润年均增长依然保持13.5%，是当时全球钢铁公司年均利润增长率的2.4倍。
首钢的业绩，一度让人产生幻觉，以为国企的痼疾在于内部管理无序和自主权不足，只要解决好这两个问题，它们是完全可以在产权不变革的前提下完成改造。
但事实证明，承包制并未根本解决问题。自主权下放之后，周冠五与主管部门之间的矛盾日益扩大，最终，周冠五因其子周北方(时任首钢总经理助理)涉嫌特大经济案件，离开首钢领导岗位，从此淡出人们视线。
马胜利，被称为中国承包第一人。1984年，马胜利出任石家庄造纸厂厂长，1987年，马胜利为了发展企业，吸收了横跨全国10多个省市的100多家企业，组建成立“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他一人担任了100多个分厂的法定代表人。由于集团企业太分散，集团的发展出现了诸多困难，且累及与之息息相关的大本营。1995年，马胜利被免职。
马胜利的失利对那种“一包就灵”、“一改就灵”的改革理念是一种沉重打击。
1988年，万向集团创始人鲁冠球在一次研讨会上表示，“承包应该是全权承包，应该将自主权充分交给企业，如果没有人事权、投资权，企业就无法到市场上竞争。”
在1993年之前，国有企业改革的启动，基本上都是围绕收和放这个层面来进行，收权和放权、搞承包制、双轨制、还有一些比较小型的放权的改革。
1992年7月国务院发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宣布全面落实14项自主权。在决策层看来，该给的自主权已经全部下放了，接下来就应该是企业八仙过海，到市场上去各显神通了。但事实却让人非常沮丧，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在竞争中一触即溃。
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承包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具有本质性缺陷，即它在把部分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交给承包者以后，企业产权的界定不是清晰了，而是更模糊了，发包者与承包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双方侵权的行为更容易发生。承包制没有也不可能使企业获得充分的自主经营权，也不可能实现政企分开和企业间的平等竞争。它不但没有改革现行体制，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现行体制，加大了改革的难度。
一大批风云人物退出舞台，“在各种看似不同的个人因素背后，国有企业选择的改革路径是他们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厉以宁说。
直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这是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提到“产权”二字。
而在这一年，经过十年酝酿的公司法也开始实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江平回忆说：“1983年制定公司法时，股份制的企业还没有，当时制定公司法考虑的是国有公司如何规定，即如何实行双轨制。一方面存在大量国有公司，另一方面为将来可能成立股份公司提供设定的依据。那时还没有一个现代意义的公司，只是有国有公司，1993年的公司法体现了更多改制的精神。”
这部法律为市场经济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1994年，国务院开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1997年又提出了国企扭亏目标。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若不根本改变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机制仍不会有根本转换。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适时提出：“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了“混合所有制”。
国有企业经过30年不断改革探索，从承包制走向股份制，江平说：“从国有财产到国有资本的变化，这是根本性的变化。”
从货物市场到资本市场 1984年，人们称之为公司元年，这一年很多日后有名的公司创办，包括柳传志、王石、张瑞敏等一批企业家都在这一年创业。
那时，企业只有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联想集团开始也是中科院计算机所的全资国有公司，同国有企业和其他民营企业一样，联想也走过了一条曲折的产权明晰之路。
起初，联想的人事都是中科院来任命，董事会成员中也有国有资产代表，公司职工代表，科技专家，财经专家。但中科院和公司的资产到底是什么关系？从1989年柳传志开始想这一问题，直到1993年开始启动改制，2001年终于完成，初步突破了“国有民营”体制的限制。
那时，国有股占65%，员工持股35%，成为股权改革的典范。后来中国很多企业进行股权改革的时候，都试图参照“联想模式”，却迄今无成功的案例。
柳传志当时说：“联想现在是国有控股公司，虽然这种体制对联想的市场行为已无太多影响，但这只是暂时的，联想改制还要继续往前走，直到完全变成一个市场型公司。”
1992年春天，中科院、体改委、新技术区、科委的人连续不停地找柳传志，希望能够促成联想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那时，愿意对联想进行投资的人数不胜数，但无一例外地，均遭到柳传志的拒绝。
柳传志对此算得门儿清：“凡是要投资的人都认为他们投一块钱和我们的一块钱一个价。我们可不这样认为。因为我们公司的声誉在那儿、经验在那儿，这些东西国外非常理解，只要股票一上市，一块钱股票外边要二十块钱的时候，大家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现在咱们怎么舍得我拿一块你拿一块对半分呢？”
其实，并不是太多人对股票市场看得那么清楚，但资本市场从大不了“推倒重来”开始尝试，到今天股票已经成了“经济的晴雨表”、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从货物市场到资本市场，可以说是改革开放30年的标志性事件。”江平说，“股份制的成功就是公司制的成功，股份制的改革方向就是公司的改革方向。”
被称为“厉股份”的经济学家厉以宁称，“在深沪交易所诞生之前，新中国证券市场走过了漫漫十年的萌芽期，但那还不算是规范的形式。中国股票市场的真正开始是在深圳。1988年深圳特区就尝试对一些企业进行股份制改制，选择了5家企业作为股票发行上市的试点。”
对于柳传志而言，仅让股票上市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变成能够与IBM比肩的“蓝色巨人”，至少“动一动就要对中国的计算机行业本身产生点震动”。1992年，联想没能在深圳上市，1994年却意外地在香港上市了。
有人分析柳传志坚持香港上市的原因，一是在香港，联想如果上市便成为公众公司，任何行政命令都不能随便插手其内部业务，“联合交易所上市”及“我们有股东大会”是最好的挡箭牌。二是确实想规范化管理一家公司，上市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尤其是2004年，联想集团收购IBM的PC业务之后，新联想的管理架构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原来联想的CEO杨元庆被任命为新联想董事会主席，而柳传志则被任命为董事会非执行董事，“联想无论是股东构成还是公司的高层管理团队和运营范围，都是一家跨国公司”。
沪深交易所于1990年建立，虽然资本市场的建立，相当长时间也是为国企脱困服务，但毕竟大大推动了企业股份制的改造。
“直至股权分置改革完成，中国的股份制才算真正走上了正轨。”厉以宁评价说。一批公司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的要求，建立了与国际接轨的公司治理结构，并开始与跨国公司同台竞技。
从行政管制到公司自治 最近，企业国有资产法在审议中，国资委的定位到底是单纯的出资人还是赋有监督管理职能，又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讨论。
回首国有企业的30年改革历程，政企分开、政资分开一直是关键。1998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机械、化工、内贸、煤炭等15个以主管行业内企业为主要职能的专业经济部门被改组为隶属于国家经贸委的“局”，并明确不再直接管理企业，被认为是改革最彻底的一次。
企业，不论是哪种所有制形式，放松行政管制、强调公司自治成了公司立法中的最大特点。
清华大学教授王保树认为，这方面的变化很大。1993年公司法总则中有一个规定：“公司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按照市场需求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宏观调控它不着眼于调控某个企业，而是对整个经济的调控，写在公司法里好像是对每一个企业的调控，这一条文表现了管制的强度，新公司法予以删除，并突出了公司章程的作用，增加了许多任意性规范。
“从这些条文的修改看得出来，确实是把公司的发展首先看成是股东自己的事情，由股东来决策，体现了公司自治的精神。”王保树说。
过去企业事无巨细都要汇报，想生产个新产品都需要批准，上个新项目都有数位“婆婆”管着，如今更多靠董事会、股东大会决策，强调公司平等，删除了对具有国有背景的公司的特权性规定，摆脱了1993年公司法是“国有企业改制法”的负累。
放松管制还体现在放松资本制度上。1993年的公司法被学者认为“规定了全世界最严厉的资本制度”。比如，最低资本限额规定的10万元，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要1000万元，并规定了虚假出资的严厉的刑事责任。
虽然这个严格的资本制度可能和上个世纪80年代皮包公司的盛行有关，但毕竟制约了企业的自由设立。新公司法降低了注册资本，允许设立一人公司，在很多的制度和规则以及立法理念方面，被认为将“引领21世纪公司法改革的世界潮流”。
但综观整个公司所在市场经济环境的立法，江平认为，在市场经济的自由和秩序两个方面，我们国家自由不够、秩序也混乱。
自由和秩序是建立市场经济最根本的要素，自由主要是指三大自由：财产自由、契约自由、营业自由。
江平说：“在财产自由上比如拆迁、征收等问题，契约自由上存在煤价是市场价但电价管制等价格扭曲现象，这些问题说明市场自由方面的法律制度仍不够，国家干预和市场自由多大范围内结合值得思考。
“从市场秩序看，市场的发展速度和秩序是不相称的。”江平说。最近，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斌曾透露，中国目前经济发展速度位居全球前列，但是中国的市场秩序却只排在全世界120多位。”
江平表示：“市场秩序主要存在三大问题：商业欺诈、商业贿赂和商业垄断。商业欺诈，包括质量、安全、信用等问题；商业贿赂在中国已经成为潜规则，几乎没有哪个行业不存在这个问题。机会面前应该人人平等，但现在花钱买机会的现象很多，谁有钱谁有权，就可以买到更多机会；还有垄断问题，这些都需要加强立法和执法，这将是今后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建设更大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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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吴晓波《激荡三十年》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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