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人的帆船时代

　　沙船，小港李家

　　——宁波人的帆船时代

　　文/王耀成

　　如果你注意一下上海的市标，会发现它最突出的要素是一艘正在扬帆出海的沙船，还有一只巨大的螺旋桨。

　　沙船，是上海港最古老的船舶，把沙船突显在市标的正中心，说明这个城市没有忘记它的繁荣是沙船载来的。

　　宁波人什么时候来到上海？一般认为是在五口通商以后，尤其是太平军打到江南以后。其实，早在清乾嘉年间（1730—1820），大批宁波人就已离开家乡，来到更为繁华的港口城市上海谋生。1790年，旅沪甬籍缙绅们发起“一文愿捐”运动，即旅沪甬人每人每天捐输一钱，筹资成立了上海最早的同乡会馆——“四明公所”，就是明证。

　　如利希霍芬所言，早期旅沪宁波人很多从事“船夫、水手”等苦力。宁波小港的李也亭就是其中一个。

　　1822年，15岁的李也亭来到上海南市油码头曹德大糟坊兼酒店当学徒。南码头停泊着许多沙船，李也亭每天送热酒上船。

　　沙船是一种船体扁浅宽大，方头、方梢的平底船，这种船航行起来轻捷平稳，最大的好处是能坐滩，即不怕搁浅，“持沙行以寄泊，因底平稍搁无碍”，特别适宜航行于航道水浅多碛的北方沿海。正如上海的方志所说：“南北物资交流,悉借沙船。南市十六铺以内,帆樯如林,蔚为奇观。每日满载东北、闽广各地土货而来,易上海所有百货而去。”沙船贸易促进了上海的商业，奠定了上海的繁荣。

　　日子一长，李也亭与船工混熟了。船上老大见他勤快机敏，便怂恿他到沙船上做事。在沙船上当船工虽然工资极低，但允许附带货物，船主让出一部分舱位以供伙友带货之用。这是一种看似寻常、实质带有股份合作性质的极高明的经营方法。船家好说“同船合一命”，允许船工附带货物，船员也就成了这艘船的主人，如果遇到海盗或者大风大浪，船工没有理由不为自己的生命财产去搏命。这也说明沙船业确实是冒险的事业，但对于穷得只有一条命的人来说，却也不失为发财的捷径。如老天保佑，顺风顺水，平安无事，那么只消南北洋跑几个来回，便可赚得日后做生意发迹的本钱。

　　19岁的李也亭听从了船老大的话，辞去糟坊的工作上了沙船，把自己的生死祸福交给了大海。李也亭的运气不错，他上船的这一年（清道光六年，1826），正遇上清政府因为运河淤塞，把漕粮的河运改为海运，规定江苏各地的粮船均到上海交兑，然后直运天津、直沽。上海的沙船业适逢其会，正好大显身手。

　　漕粮乃“皇粮国税”，运送漕粮为军国大事，因而颇为优惠：每运一石漕粮，官府贴水脚(运费)银4钱，并补“耗米”8升，承运一船，往往可得银数百两。此外还规定，运粮沙船仅载漕粮八成，其余二成可听凭船家带货，并且享受免税优惠……好处还有很多，比如漕粮运到，返程时可自行揽货，所赚运费又是一大笔额外收入。

　　李也亭赶上了好机会。他头脑活络，具有宁波式的精明，每次所带货物都十分好销，几年下来居然积得可观的银两。宁波人还有一个特点：当伙计时做个好伙计，但一旦有机会就要咸鱼翻身做老板。李也亭赚得银子没有急于回到乡下买田置屋，而是倾其所有买了一条船。

　　李也亭成了船主，却仍然身兼伙计，依旧风里来浪里去，南来北往，利润也就分外可观。他的沙船也从一条变成两条、三条……数年之后居然发展到十几条，李也亭从船工变成船主，建立了船队，进而成立了自己的船公司。李也亭名承久，他把船公司起名为“久大沙船号”。随着船队的发展，李也亭又买进黄浦江边一块滩地，建起自己的码头，名为“久大码头”。

　　咸丰三年（1853），李也亭受命经办苏（州）、松（江）、常（州）粮道和浙江的漕粮海运任务。当时清军和太平军战事频仍，航路也很不太平，志书说，“督运者有难色，也亭所部船独先进，余艘从之。”李也亭紧紧抓住这个高风险但高利润的独特机遇，成为上海沙船业巨擘，也为李氏家族数百年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经营沙船需要相当的流动资金，为此必须向钱庄借入大宗款项。李也亭经常需要和钱庄打交道，并通过同乡、钱庄跑街赵朴斋得到钱庄放款。由此李也亭索性和赵朴斋合作自己创办钱庄，在上海陆续开设慎余，崇余、立余等多家钱庄。李也亭在经营沙船之外，又派生出一大产业，被公认为上海钱业巨擘之一。

　　李也亭一生靠海吃海，从一个宁波穷小子一变而为海上巨富，充满传奇色彩，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幕：同治七年（1868），李也亭60岁的时候，有一天忽然传来“久大”沙船队在海上遭遇飓风，全军覆没，损失惨重的消息。沙船队为他一生心血所系，得此噩耗，李也亭精神受到沉重打击，竟抑郁而逝。谁知灵柩还未回乡入土，死里逃生的一部分船只却又奇迹般地回来了。而且据说当时因为飓风，到达北方的船很少，南去的和北来的货物都很少，“久大”的船两头都卖得了好价钱，反而大获其利。

　　李也亭留给上海滩一个永远说不完的神话故事，也留下了一个庞大的家族。李也亭被李氏后人尊为“发财太公”，他和胞兄李弼安的乾坤两房，人财两旺，延续180多年，至今已历五代，有一百多位子孙散布在世界各地。在事业上，多业并举，大展鸿图，到19世纪末，李家除了拥有“余”字号钱庄近10家，还拥有“天、地、元、黄”四家房地产公司，自辟两条马路，“地丰路”(今乌鲁木齐北路)、“李诵清堂路”(今陕西北路)。此外，还拥有众多工商企业，经营范围涉及航运、金融、地产、仓储、码头及百货等行业。

　　李氏后人中也代有杰出人才。除经商以外，从第三代起，还出了一些投身政治、参加革命的人物，如第三代中，担任上海总商会会长的李云书、旅沪宁波同乡会会长的李征五及李薇庄三兄弟。同是第三代的李善祥，受抗日救亡运动影响，其子女大多投奔共产党、参加革命，次女李幼兰成为新四军战将、共和国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夫人。第四、五代则多有从事科教、文化艺术事业的杰出人物，如第四代有享誉民国画坛的女画家李秋君，第五代中有美国杰出的舞台美术设计大师李名觉，还有在美国建筑界有“小贝聿铭”之誉的著名建筑师李名仪，以及著名钢琴演奏家李名强，美国脑外科医生李名弘等。

　　与李也亭同时期从宁波来到上海的，还有镇海桕墅方介堂家族。与李家不同的是，方家以经营糖业、丝业起家，并开办了上海第一家钱庄。李也亭之后，来到上海的宁波人更多了，并且大都和沙船业有关，如慈溪董棣林家族，镇海庄市叶澄衷家族。叶澄衷14岁到上海，17岁在黄浦江摇舢板为生，后来虽以五金业起家，但也同时经营沙船业。

　　李也亭无疑是帆船时代旅沪宁波人中的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