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玉刚：航运家中的银行家

邓小平与包玉刚

　　在“S”形的航道上——包玉刚：航运家中的银行家

　　文/王耀成

　　从故乡的小河驶入商海

　　庄市，宁波和镇海之间的一个水乡小镇。庄市河无声地从镇中流过，把小镇分成南北两条庄市街。在公路没有开通的年代，小镇上的人们，是坐着航船从这里到宁波、到上海、到汉口、到天津、到其他地方的。小河几乎静止不流，有如一段凝思的历史。然而就从这条小河上，走出了6位两院院士，走出了包括上海“五金大王”叶澄衷、汉口头号富商宋炜臣、香港“影视巨擘”邵逸夫、“世界船王”包玉刚以及纺织业界的“非洲王”包从兴等数十位商界巨子。

　　出庄市街东北二三里，迎面一坐石头牌坊，便是钟包村。村子由钟家、包家、苏家等7个自然村组成。包家门前因有一小小的河汊，故又叫横河堰包家。1918年农历10月13日，包玉刚就出生于横河堰包家东七房。1931年，小学未及毕业的包玉刚就从门前的小河坐船离开故乡，到汉口父亲包兆龙的平和鞋帽庄学生意。

　　但是传统的制鞋业已经不能引起包玉刚的兴趣了，在汉口，他一边上夜校学习英语、会计和经营基础知识，一边寻找机会进入他所向往的金融业。终于在22岁那年投身于金融界，先在中央信托局衡阳办事处工作，后担任中国工矿银行衡阳分行副经理；抗战后期被调重庆，任工矿银行重庆分行经理。1945年抗战胜利，包玉刚回到上海参加接收上海日本帝国银行资产。后来帝国银行改造成为上海市银行，包玉刚任上海市银行业务部经理；第二年任该行副总经理兼业务部经理，直至大陆解放前夕。

　　略数平生得意事

　　有一位香港作家问包玉刚:“包爵士，你一生之中最难忘的是什么事情？”包玉刚想也没有多想，就说：“有一件，倒是我很引以为荣的。那是年轻的时候，在上海市银行当副总经理，我上面换了三个总经理，但(由于)我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不受政治影响，换他们，却没有换我。”

　　1949年2月末，包玉刚要求辞去上海市银行副总经理，他的呈请得到了市长吴国桢的批准，即于3月初乘坐中华航空公司的班机来到香港。父亲包兆龙已经在1948年的下半年，卖掉了民丰造纸厂，偕同家人先期从上海来到香港。

　　从22岁入行到32岁辞职，包玉刚从事金融业整整10年。这10年对包玉刚日后的事业发展，影响非常巨大。

　　说起来真是巧得很，包氏三兄弟都曾和银行结过缘：兄长包玉书早年从事药材业，后来就职于上海大陆银行，曾任淮海中路支行经理；弟弟包玉星也曾进入银行界，解放前任四明银行襄理。

　　其实岂止包氏兄弟，宁波帮中后来成大事业者，钱庄或银行出身的比比皆是。金融为百业之首，宁波的钱庄业曾一度执中国金融业之牛耳，有“南庄北票”之誉。以此观之，宁波商帮的崛起绝非偶然：繁荣发达的金融业，孕育和催生了名扬四海的宁波帮。

　　初到香港

　　初到香港的包玉刚，在和一家人团聚的喜悦消散之后，“一种被流放的感觉”悄然涌上心头。

　　那时包玉刚和许多从内地到港的人一样，总以为很快就会回去的，绝没有想到日后会在这个弹丸之地落脚生根。后来看看是没有机会回去了，才不得不从长计议。

　　包家虽然有数十万资财带到香港，但宁波人是决计不会坐吃山空的，生计终究是头等大事。说到择业，以吃过10年金融饭的经历和上海市银行副总经理的身份，包玉刚的首选自然是银行。

　　但他很快发现，在香港，他所熟悉的银行业，早已被汇丰、渣打和大通这三大英资银行所垄断。余下的一点残羹剩饭，也尽为广东人所分享。那时候，香港的英资财团根本瞧不起中国人，有香港“金融总督”之称的汇丰银行，甚至多年来还保持着这样的“惯例”：外国人进入汇丰银行，走正门，而中国人则只能从后门进入。

　　但是现在，包玉刚即使从后门也难以进去了。

　　既不能重操旧业，包玉刚和父亲商量的结果，决定先从贸易做起。包氏父子和几位从上海来的银行旧同事合伙，开了一家“新联贸易公司”，做起进出口生意来:无非和上海的朋友联络联络，卖卖内地的土特产，在大洋行和香港本地人之间的夹缝里求个生存。但是情况很快有了变化：由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对中国实行物资禁运，整个香港的进出口贸易一落千丈。贸易形势的恶化，使包玉刚的新联贸易公司越做越困难，甚至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面对严峻的现实，包氏父子必须另找出路。包兆龙认为大陆解放后，香港人口急剧增加，人多地少，地位特殊，经营地产业大有希望。包玉刚却主张搞航运，他认为香港有极好的港口，而且是个自由港，经营航运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包玉刚的意见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我爸爸说我傻，”多年后包玉刚回忆说，“他说，你对这船的生意根本就不识啊，怎么去做？本钱很容易就会贴掉！”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其实包兆龙的眼光也不错。试看今日香港的富豪，相当多是从地产业发财的。比包家早几年到香港的另一个宁波帮王宽诚开发园明山，甚至成了宁波帮精明发家的经典范例。但相比之下，包玉刚的眼光更为远大。不过除此之外，包玉刚之所以看好航运业，还有一个原因是看到时局变幻不定，他对香港的前途毫无信心。正如他1974年10月的一次演讲《香港、日本与航运自由》中说：“自古以来，航运业的一大有利条件，是可以自由遨游四海，随遇而安，轮船绝对用不着一定困住在任何一个地方。”言外之意，地产是固定的，死的，而船是可以移动的，活的资产。如果时局太平，可以用来赚钱；一旦风云变幻，则可以一走了之。

　　1955年春节后，父亲包兆龙终于同意他去订购第一条船。

　　金色的阿尔法

　　包玉刚在伦敦货比三家，用20万英镑从威廉森公司买下了一条20年代造的已经有27年船龄、载重8700吨的烧煤船，雄心勃勃的包玉刚按照26个拉丁字母的第一个字母，给它起名“金安号”——金色的“Alpha”——金色的阿尔法。

　　“金安号”在日本的浦和港交船，包玉刚把它一番修整后，随即租给了日本山光汽船公司，租期9个月。1955年7月30日，“金安号”正式起航，未来的船王开始了意味深长的处女航。

　　有人说包玉刚做事处处表现出严谨和条理，给他的船和他的女儿起名也一样。他的4个女儿的英文名依次是:Anne、Bessie、Cissy和Doreen。他的第一条船“A”字打头，以后BCDE……依次排下去。他当时也许这样想：能够把26个字母排满，那就是一支非常可观的船队了。可是到1959年3月，“金安号”32岁完成了历史使命，在日本大阪被作为废铁拍卖时，他旗下的船只数量已经早早超过了26个字母。于是从1962年开始，包玉刚改用“World ”和“Eastern”字系命名他的庞大船队。

　　第一张LC

　　当时航运业的传统做法，是“计程租”，亦叫散租。即根据货主的需要把货物运到某地，然后根据这一个航次结算运费。这样做的好处是运费收入高，而且“现得利”。在航运业繁荣的时期，甚至跑一个航次就可以赚回船只造价的1/3。

　　但包玉刚第一次租船就是“长租”。即把船租给一个固定的客户，而且租期是9个月，(这在包玉刚来说是最短的一次，最长的租期是12年)。长租虽然并不是包玉刚的发明，1930年美国航运大王Lupwig最早采用过这种方法，但包玉刚无疑是把这一种方式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且大获成功的人。

　　然而包玉刚的做法立即就遭到业界的嘲讽。

　　包玉刚这只“旱鸭子”贸然闯入航运业，本来就被认为是一种“冒险的行为”。直到70年代，香港和世界一些报章还在形容包玉刚当初“连左右舷都分不清”。美国《财富》杂志的一篇文章，题目就叫《称霸海上的中国旱鸭子》。包玉刚开始他的处女航时，美国的卢维克、有“金色希腊人”之称的奥那西斯和尼亚哥斯早已在海上称霸多时。同是宁波人的董浩云被称为“香港船王”，他比包玉刚年长6岁，但从事航运的历史却比他早了20多年。

　　包玉刚在伦敦买第一艘船时，有人曾警告他说：年轻人，航运业是个危险的行业，弄不好，你会把最后的一件衬衫也输掉。据说，还有人打过赌：如果包玉刚靠这条破船能成功，那么我愿意在香港码头上倒爬几个来回。

　　但包玉刚自有其如意算盘。因为他知道，航运是个投资巨大的行业，如果没有银行做靠山，要想凭自己赚来的钱发展自己的船队，几乎是不可能的。“其实我当时只是开创一个租船的新趋势”，这种“新趋势”的基本要旨是:把船租给信誉卓著财政可靠的租户，为期数年，这样凭借租约便可以向银行贷款，再增购船只，扩充船队。——这就是银行出身的包玉刚的精明之处。

　　不过在那个时代，要找银行贷款买船非常困难。人们常常抱怨银行“晴天送伞，雨天收伞”，但作为银行家的包玉刚却深深懂得与其抱怨银行，不如理解银行，并且投其所好。

　　就说贷款给船东买船的事吧，早年，银行不像现在这样热烈欢迎押船贷款，所索利率之高，足以表示他们认为风险太大。包玉刚认为“银行采取这种态度，当然有其理由，经营计程租赁船只，收入不能固定(有时甚至没有收入)，银行极难预测及控制收回贷款。为求安全起见，银行往往漠视船只的营利能力，只注意船只本身的价值(一直算到折为废铁的价值)”。包玉刚理解银行要的是安全、稳妥，“所以我一开始不但选择定期租赁办法，而且更注意租约保障，以确保固定收入，使自己和银行都能满意”。

　　包玉刚发现，按照惯例，定期租船都是每月预付租金，他想既是这样定额付款，那就不妨由租户的银行开出信用状(即LC)来代替。如果能开出LC，对包玉刚来说，那是“一石三鸟”的好事。“第一，银行能承认开信用状，租户当然便无疑问(换句话说，租金便更有保障)；第二，我立刻可以凭信用状用贴现的办法得到资金调度的便利；第三，我的银行有了信用状当更有安全感。”

　　他把想法告诉了香港汇丰银行总会计主任桑达士，谁知桑根本就不相信会有这等好事。事隔22年后，包玉刚回忆说，“他当时那种惊疑的神情，至今仍历历在目。那家银行在当时是从来不考虑贷款给华籍船东的”。据说当时桑达士曾经对包玉刚的一个下属说：“你们的包先生疯了。”

　　但是包玉刚做到了。在这件事上，包玉刚体现出了宁波帮那种“敲门直至门开”的执著坚韧。他到日本拜访了他的租户和租户的开户银行，恳切地陈述了自己的要求，并郑重承诺一定履行船东的责任和最好的服务。甚至表示，如果船只一旦失事，赔付的保险金归租户。经过数番周折，日本银行和租户再三研究后，终于同意开出一张75万美金的信用证。包玉刚赶紧返回香港，把信用证交给了桑达士。桑达士再一次吃惊不已，“那时香港这位银行家朋友，对我的成功深为佩服，他的银行不但根据船价加上租赁价值贷款给我，而且开始跟我建立合作关系，后来更扩大到若干成功的合作事业，我也成了该银行的第一位华董。”

　　这是包玉刚船王生涯的最最得意之笔。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这第一张LC，就没有后来的世界船王包玉刚。

　　包玉刚赶紧用这第一笔贷款，买进了他的第二条船。

　　俗话说“时来天地同努力”，包玉刚的迅速崛起有一部分要归因于他的“好运气”，因为他从事航运的第二年正好遇上了“苏伊士运河事件”，导致国际运价猛涨，而“金安号”正好租期届满，便以高得多的租费续订了租约。他利用这笔钱又购买了一艘旧船，然后还是用老办法，利用船租信用证获得银行贷款，再去买船。于是接着是第三条、第四条——简直是以几何级数猛增……到1957年，即他投身航运仅仅2年，包玉刚已是7艘船的船主了。

　　在世界航运兴盛的时期，包玉刚利用银行的钱发展船队非常顺利。“借得越多，资金越多，而收益及船队的规模也越大”，包玉刚用通俗的语言说，“假如你有一元钱，可以使它变为一百元。如果你需要付出一千万美元建造一艘船只，你可以向银行借取百分之百或更多的款项。”

　　银行家哲学

　　但大海不会总是涨潮，航运业也难免有山寒水瘦的时候。水满潮平时弄潮算不得好汉，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1978年3月15日，包玉刚应伦敦麦赞臣有限公司主席亨利·凯瑟克之邀，在一个私人集会上演说时讲了一个故事:

　　有两个朋友一起到电影院看一部西部片，影片开映之前，一个朋友提议打赌。赌什么呢？赌影片中扮演牧牛郎的明星会不会从马背上掉下来。赌会掉下来的人其实已经知道答案，因为他已经看过一遍。认为不会掉下来的人其实也已经看过这部电影，但他以为电影和演戏一样都是演员在现场表演的，他以为牧童上次已经掉下来过，这次该不会重蹈覆辙了罢。自然，他输了。

　　讲完这个故事，包玉刚的演讲进入正题：“航运业与其他行业并无不同，是有盛衰循环的。如果一定要说有所不同，航运业的盛衰循环也许更为变化多端。”说到这里，包玉刚话头一转：“但奇怪的是，大家仍然时常忘记盛衰循环无可避免的道理，也忘记这种循环对业内人士难免发生重大影响。”结果，很多航运家在形势好的时候大造其船，一旦经济衰退，航业萧条，好端端的船被迫当作废铁拆卖，这些船东痛心疾首、悔不当初。可是等到下次经济复苏，便“好了伤疤忘了痛”，故态复萌，把上次的悲剧又重演一遍。包玉刚把这归结为“人性的弱点”，人往往不愿意相信“好景不长”这个事实。

　　那么，应该怎样应对航运业的盛衰循环呢？在这次演讲中，包玉刚当众公开了自己的成功“秘诀”——

　　我本人扩展业务的策划方式，如果以刚才的比喻来说，一向力求安全稳固。好比坐在有篷顶保护的马车上做生意，避免掉下马来。这个“保护篷”，就是先要取得租船合约，才订购新船或购置旧船，而篷车的四个轮则分别为:

　　(一)租船要对船的种类，租约长短，及各类租约参差到期日期作合理配合；

　　(二)财务计划要周密而妥当；

　　(三)船队要现代化；

　　(四)岸上及海上对船只管理要完善，业务管理要完全严密控制；

　　包玉刚“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在大海上经营风险很大的航运，犹如驾驭着他的“带篷马车”在乡间小路上怡然漫步。但没有想到，“这种高度谨慎，已经证实成功的做法，引起妒忌及幼稚的人批评说，我不能算真正船东，‘只是’专门做航运生意的银行家。”

　　包玉刚说：“我对这样的称呼绝不感到惭愧，虽然也许有人认为我应当对此称呼感到惭愧。”

　　不但不感到惭愧，包玉刚倒是对此颇感自豪地称之为“我的银行家哲学”。是啊，有什么比钢铁一样坚实的成功更重要，更令人有成就感和说服力呢？毕竟，当世界航运业的大萧条风暴像飓风海啸般袭来时，那些讥讽过他的人所建立起来的“海上王国”顷刻间成了废铜烂铁，而包玉刚则把他的船队稳稳地开进了“避风港”。即使他把自己的船队从顶峰时期的200多艘、2000多万吨压减了一半，那也是“胜利大逃亡”而非大溃退。

　　那么，包玉刚的“银行家哲学”指的是什么呢？他认为，航运业与财务事业(或者说是金融事业)，现在比过去更息息相关。“如果说船东单凭经营船务做生意，不必兼理财务，我认为完全是幼稚夸张之说。”事实上，包玉刚正是把银行家的稳健保守和精打细算的作风带到了航运业，或者说，他是把海上庞大的船队当作“流动的银行”来经营，才获得这旷世未有的成功。

　　包玉刚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稳健作风呢？

　　一方面是银行家的本性使然，另一方面也是生存环境所迫。一位香港作家曾经问包玉刚:“一般船东都是‘海上冒险家’，但你却作风稳健得很。你为什么会这样？”

　　包玉刚答道:“第一件，我们中国人，跑到外面地方来，怎么吃得起风险？有风险，那么饭也没得吃，要做讨饭的了。第二，我的出身，是做银行的嘛。做银行的人，做生意总归是小心点的啰。”

　　他说：“唯一求存的方法是稳健行事。”

　　海上之王

　　1973年2月，美国《财富》杂志称包玉刚为“海上的统治者”。这一年，他签订了第150艘新造货轮的订购合同。

　　有一则故事，可以约略看出包玉刚的“海上雄风”。说的是1971年，从伦敦到普利茅斯的火车上，包玉刚遇到了一位英国绅士。绅士问他从事什么行业，包玉刚说我有一些船。绅士问有多少，然后又开玩笑地补充了一句:有奥纳西斯先生那么多吗？人们说航运，言必称希腊，说到希腊则必定说到这位大名鼎鼎的奥纳西斯，因为他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船王。但是这位绅士得到的回答却使他大大地吃了一惊——包玉刚回答道：有奥纳西斯和尼亚科斯两人加起来那么多。尼氏和奥氏一样都是世界船王，被人们并称为“金色的希腊人”。

　　经过这番对话，包玉刚知道了这位绅士就是后来的香港总督麦理浩，而麦理浩也知道了最大的世界船王原来不在希腊而在香港。这则传说的真伪可以存疑，但包玉刚当时已经是世界最大船王却是不争的事实。

　　1976年3月，美国《新闻周刊》以“海上之王”为题，在封面刊登了包玉刚的照片，从此他正式赢得了船王的美名。

　　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和多次经济衰退后，国际航运界也像一副牌局被无数次地“洗牌”，但包玉刚始终保持了第一船王的地位。

　　1980年航运界经历了第二次石油危机的无情冲击，可是在这年3月环球航运公布的“船队一览表”上，包玉刚的船队拥有船只202艘，2053万载重吨，这是包氏海上王国最辉煌的时期。

　　是年4月10日，包玉刚在香港总商会作《香港之航运业》的演讲时，他不无自豪地宣布:“香港船东所拥有的吨位已超过了希腊，而仅次于美国，高居世界第二位。或者说香港船东所拥有的总吨位，约有4500万吨，比英国全国所拥有的吨位还多。本人经营的环球集团所拥有船队能在这总吨位中大约占有半数。”

　　成功靠的是意志、机遇和信誉

　　在包玉刚跻身世界船王之列的同时，1973年他被美国首富大卫·洛克菲勒礼聘为“美国大通银行国际咨询委员会”会员。能够进入“大通”的，全是世界第一流工商首脑。他们中有“福特汽车”主席亨利·福特，“壳牌石油”总裁劳顿，“三菱”总裁藤野忠次郎等。这“咨询委员会”的主席是大名鼎鼎的基辛格博士，董事长便是“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本人。

　　包玉刚从1955年以一个“准船东”进入航运业，到被称为“海上的统治者”，到成为世界财经界顶级人物，不到20年时间。

　　二战之后，世界经济史上曾经出现过好多“奇迹”，如“日本奇迹”，“西德奇迹”。但最令人惊讶的是“香港奇迹”，而“香港奇迹”中更令人惊讶的是包玉刚所创造的“海上奇迹”。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问，包玉刚的成功有什么奥秘？

　　包玉刚在接受美国《财富》杂志的专访时说，他的事业发展并无奥秘，靠的是意志、机遇和信誉。他说：“社会赐给人的机遇是大概相等的，但每个人对机遇的运用是不可能相等的。他说：“你若不能驾驭机遇，好运气也会变成坏运气。”

　　九龙仓（九龙仓原系香港最大的货运港，1978年，包玉刚入主九龙仓，九龙仓现为香港十大地产公司之一，总资产上千亿）之役后，曾经有记者问包玉刚:“一个人，怎么可能在一夜之间，拿得出21亿港元现钞来？”

　　谁知，包玉刚的回答只是轻描淡写的两个字：信用。

　　“一般说来，我的信用有极好的记录。银行认为你这个人说的话一向算数，信用没有问题，那就好办了。”包玉刚说，“所以当初辰光银行一知道这事就自动愿意贷款给我。”

　　包玉刚认为，“在这个国际性的社会里，生活形式、行动，都和从前不一样。不过跳disco 管跳disco，这不是问题，但到商业道德这事情上头，还是老传统好……”包玉刚所说的“老传统”，指的是宁波帮商人多年恪守的一些商业道德和经商理念，包玉刚继承并发扬了这些传统。他常说：“签订合同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惯例手段，纸上的合同可以撕毁，但签在心上的合同撕不毁。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建立在互相信任上。”

　　恪守信用，言必信，行必果，使包玉刚在商海中如鱼得水。正如美国《新闻周刊》在那篇以《海上之王》为题的文章中所讲“包玉刚传奇般的勤奋和极好的经营信誉是他最大的商业财富。”包玉刚正是靠他的“勤奋”和“信誉”敲开了汇丰银行的大门。正如香港一篇文章所说，“桑达士最大的功绩，是发掘了包玉刚。包玉刚的事业，是凭借汇丰银行发展起来的。桑达士令包玉刚发达，包玉刚令桑达士升级，令汇丰银行跑赢渣打银行。”

　　包玉刚说，“你老老实实做生意，讲实话，干事规规矩矩，别人就对你有信心。事在人为，中国人对这四个字，就是从这里出来的。”包玉刚总是这样告诫公司下属：“对人不能欺骗，做事不可以乱七八糟，那么大家关系好，大家有实惠，生意就可以上去。不管是小是大，都是这样。”

　　可以说，是宁波人的精明，银行家的稳健，成就了一代船王包玉刚。

　　两个“舵手”

　　在香港会德丰大厦18层，环球集团总部包玉刚的会客室，整个一面墙上主人与各国政要会见的大幅照片分外醒目。而在这些照片中，包玉刚与邓小平两人的合影不但排在第一，而且是最高的位置，可见邓小平在包玉刚心目中的地位和两人不同寻常的友谊。

　　包玉刚和邓小平都喜欢在大海里游泳。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两个都是“舵手”：一个是站在世界地图前，指挥调度一支庞大船队搏击四海风云的船王；一个是在国家民族的危急关头拨转航向，把中国这艘巨轮引向改革开放之路的旷古伟人。世上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这两个“超级舵手”的手第一次紧紧相握的那一刻，就注定要在历史长卷上留下一个特写镜头。

　　包玉刚自从解放前夕移居香港后，曾经数次回国，但第一次与官方接触是1978年。1980年3月，六机部以部长柴树藩名义邀请包来访，在给国务院的报告的附件中说:“1978年包应廖承志的邀请，曾以私人名义来华访问，会见过廖承志、孔原、卢绪章等同志。”而这次包玉刚来京是和六机部谈合作造船的，这是包玉刚第一次正式访问祖国内地，他在北京受到了隆重的礼遇，包括华国锋、叶剑英在内的中国最高领导接见了他。

　　其实包玉刚最想见到的人是邓小平。是邓小平1977年以来关于中国船舶要打进国际市场的英明决策，把包玉刚召唤回来的。船王需要造船，如果国内的船厂能够造，那不是两全其美吗？事实上，1978年那次，邓小平是安排了要见包玉刚的，只是临时因事而失之交臂。

　　两个“舵手”期待中的第一次会面终于来临。

　　那是1981年7月6日上午，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邓小平快步迎向包兆龙、包玉刚父子，笑容满面地握着他们的手说:

　　“我们早就应该见面了！”

　　虽是初次见面，但他们立刻像老朋友似的欢谈起来。他们互相问候，还序了年龄。包兆龙86岁居长，邓小平77岁，卢绪章正好70岁，包玉刚63岁。邓小平拍了拍包玉刚的肩膀说：“还非常健壮！”

　　包玉刚向邓小平介绍了自己搞航运的经历，邓小平静静地听着，有时也提一点问题，而“如何发展中国的造船业的问题”就成了他们的热门话题。邓小平是殷殷嘱望，包玉刚则是满怀信心，邓小平非常高兴:“那好啊，你帮我们把这事搞起来嘛！”

　　会见不知不觉地进行了38分钟，该握手告别了，邓小平意犹未尽地说:

　　“过去我们没有见过，这次见到了。”

　　“是的，谢谢，感谢邓副主席的接见！”

　　对包玉刚来说，从这第一次会面他就深深感受到了邓小平的政治魄力和人格魅力，感受到了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的雄才大略和务实作风，而这一切都凝聚成了一股强大的向心力。从此，邓、包就常常见面了，有时甚至一年数次，有时是两家人亲如一家的欢聚。

　　说到邓小平的政治魄力与人格魅力，包玉刚忘不了邓小平和他谈起哈默的故事。原来，就在包邓见面的前三天，邓小平刚刚会见了哈默。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休斯敦，举世闻名的石油大王哈默先生慕名拜会了邓小平。邓小平对石油大王说:“中国许多人都知道哈默先生，你是列宁的朋友啊。苏联困难的时候，你帮助过他们。我们欢迎你到中国访问。”哈默说：“我很愿意到中国去，可是我年纪大了，坐民航飞机受不了，中国又不让私人飞机降落。”邓小平当即说：“这个很简单，你来之前先来个电报，我们会做出安排的。”

　　三个月后，哈默的私人飞机果然就降落在北京机场的跑道上了。这是一个无声的宣言：中国的大门向着世界洞开！

　　在别人看来是无法解决的问题，而在邓小平那里却如此举重若轻。这一点，包玉刚现在是切身感受到了。原来，就在1980年3月包玉刚来京谈合作造船时，华国锋和几位副总理都接见了他。包玉刚提出：我父亲和我本人愿捐赠1000万美元给国家旅游总局，用以在北京建造一座现代化高规格的旅游饭店和办公楼，建成后归旅游总局管理与使用。3月21日，包玉刚又亲笔给华国锋总理写信，再次表达上述愿望，并且小心翼翼地说：“我只有一个要求：纪念我的父亲，我父亲已经八十多岁了，饭店就叫兆龙饭店……”

　　但是令包玉刚父子始料不及的是：他们的热心肠遇到了冷面孔。多少年来我们习惯于政治思维。精神的“富有”掩盖了物质的贫穷;政治的自尊使我们只乐于“援外”而不接受“外援”。所以，尽管卢绪章为局长的国家旅游总局在1980年4月和1981年5月两次给国务院打报告，尽管国务院两次都批准了，但眼看包玉刚都要来了，他那张1000万美元的支票还是没有人敢接。

　　报告终于又摆到了邓小平的面前。小平发话了：“用他一个名字，也没有关系嘛，为什么不可以？人家有贡献也可以纪念啊！别人不同意，我来替他题字。”不久，邓小平批示：“兆龙饭店问题是政治问题，包玉刚捐献一千万美元，并非投资、合营，搞得不好，谁还来呀！请国家旅游局在北京最好的地方给包玉刚建一个饭店。”

　　包玉刚听到了消息，说：“好！那我马上把支票送过来。”

　　转眼就是包玉刚父子到京的日子。1981年7月3日，包氏父子一行9人来到北京，这是包兆龙老先生几十年来第一次来到自己国家的首都，住进了招待国宾的钓鱼台，一切如前所述，他们的手终于越过了维多利亚港湾，越过了人生的海峡，握住了那个被香港人昵称为“邓大人”的手。邓小平当面接过了包玉刚捐赠的1000万美元的支票，并且题写了“兆龙饭店”，后来还破天荒地为它剪了彩。一年后的1982年11月11日，包兆龙去世。他一定欣慰有个人终于帮他圆了为祖国做一点贡献的梦。

　　从1981年7月6日包邓初次相见，到1990年6月11日下午邓小平最后一次会见包玉刚，10年间他们会见了15次(包括集体会见)，有时候一年之内就会见多次，甚至一天之内就见了两次。

　　有人说，包玉刚正是在同邓小平的交往中，坚定了对未来香港的信心，从而促成了他的“弃海登陆”的重大转折。也有人说，邓小平则是从包玉刚的身上看到了“港人治港”的坚实基础，更坚定了收回香港的决心。不管怎么说，在国家民族的利益和前途面前，他们的心是相通的，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包玉刚衷心拥护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战略，衷心拥护“一国两制”方针；邓小平则热情赞许包玉刚关心、支持祖国和家乡的建设。

　　1990年6月11日下午，两位老朋友最后一次会面。一年后的1991年9月23日，亦即包邓第一次会面10年后，包玉刚阖然长逝。

　　第二天，邓小平即发了唁电深情悼念：

　　惊闻玉刚先生病逝，深为悼念。先生热心祖国建设，为实现“一国两制”身体力行，功在国家。希家人节哀珍重！

　　1997年2月，亦即距香港回归4个月，邓小平逝世。他和包玉刚都未能亲眼目睹香港回归祖国的那一天，但是如果地下有知，他们一定会为中华民族的这一盛大庆典额手称庆的！

　　魂归大海：檀香山“神殿之谷”

　　在檀香山的北部，距市区约五六十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名叫“神殿之谷”的纪念公园。园内满眼翠绿，风景旖旎，这里就是包玉刚的最后归宿。包玉刚的墓园在公园内占地最广，占了整整一座山丘，离他不远处是以“中国海景”名之的张学良夫妇的“张氏墓园”。

　　在包玉刚墓园用实木搭建的一座方亭里，是黑色大理石墓。墓碑上刻着：包玉刚，生于1918年，卒于1991年9月23日。——没有生前那一长串令人目炫的头衔和那一顶名闻四海的桂冠。

　　包玉刚就静静地躺在这里，面对着他的人生大舞台——无边的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