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权的司法控制原则

　　在当今社会，警察是国家维持统治秩序和社会安全的必要工具，任何一个国家、社会及人民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能够保障社会安宁和百姓平安的警察队伍。但是，与此同时，人们又往往害怕警察的权力过于强大会反过来侵害社会或者人民的权益，因此希望对警察的权力予以限制和约束。

　　这反映出人们对警察的矛盾心态：一方面需要足够强大的警察权力，以适应维护秩序、保证公共安全的需要;但另一方面又希望警察的权力能够受到有效地制约和束缚，以免侵犯个体的合法权益。

　　由于警察权在本质上属于行政权的范畴，奉行法治的国家和地区在对警察权予以控制和约束时，都是按照控制行政权的模式来进行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司法控制原则。

　　最常见的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控制方式就是行政诉讼，当事人可以在行政行为作出之后向司法机关提出请求，由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行为的合法性等予以审查并作出处理。这种控制模式对本质上属于行政权的警察权也同样适用。

　　除了这种事后监督模式的行政诉讼之外，另一种较常见的司法权控制行政权的方式是行政机关在作出某些涉及公民基本权益的行政行为之前，必须首先向司法机关申请，经过司法机关审查同意之后取得实施行政行为的许可证状等，才允许实施相应的行政行为。司法权对行政权的这种控制模式一般是适用于那些涉及到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领域，实际上这种控制方式主要适用于警察权的行使。

　　以司法权控制警察权，正是社会对警察权的行政本质和其天然的侵犯性进行深刻认识的结果，有着科学的理论基础。

　　首先，以司法权控制警察权符合权力分工和制约的需要。在治安管理和刑事侦查活动中，警察权是以行政权的特性运作的，以保护国家、社会和公民利益及维护社会秩序为职责，承担着治安行政管理和代表国家侦查犯罪、追诉犯罪的职能。在这一职责的驱动下，警察在履行职能过程中捕捉、搜集当事人违法犯罪证据的主观积极性非常强烈。更重要的是，警察拥有强大的国家权力，掌握着丰富的权力资源，警察权本身又具有单向性和强制性的特点，而行政相对人、犯罪嫌疑人等则处于被管理和被追诉的地位，他们的权利最容易受到具有强制特性的警察权的侵害。

　　根据“任何人都不得在自己为当事人的案件中担任裁判者”这一法律格言，对于为维护治安和追诉犯罪而采取的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如果允许警察自己作出决定并对当事人的不满和异议作出最终认定，则无疑违反了这一理念。

　　其次，以司法权控制警察权有利于保障公民人权。当代社会，保障人权和正当程序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国家权力行使过程中必须予以考虑的重要内容。而警察在行使职权时，往往是倾向于维护国家、社会的利益。无论是治安行政管理还是侦查犯罪，警察权不可避免地会影响、限制公民的权利。对于被管理者来说，在面对代表强大国家、拥有国家强制力的警察面前，特别是在被警察采取限制自由的措施之后，其必然处于弱者地位，权利更容易遭受警察权的侵害。从一定意义上说，警察扮演的是控告、追诉者的角色，不能由警察自身对限制、剥夺公民权利的行为是否合法作最终的裁决，因为“被控人面对具备法官绝对权力的追诉人，束手无助”、“控告人如果成为法官，就需要上帝作为律师”。而司法权从其本质上说应当是超然、中立的，控审分离、司法最终裁判等原则也为现代法治国家所公认。因此，以司法权来控制侦查权的行使，符合上述理念和原则，也有利于保障公民权利、维护人权。

　　警察权应当受到司法权的控制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时代潮流和趋势，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宪法及相关法律文件都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当然，由于诉讼制度和历史、文化及社会传统的不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规定也不尽相同。

　　1994年通过的《世界刑法学协会第15届代表大会关于刑事诉讼法中的人权问题的决议》第五条和第八条提出：“根据无罪推定原则，审前羁押必须根据法官命令才能实施，而且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做出决定。”“影响被告人基本权利的任何政府措施，包括警察采取的措施，必须有法官授权，并且可受司法审查。”“除第八条所述情况外，任何由警察采取的措施或起诉机关的关于强制措施的决定，均应在24小时内取得法官的认可。”

　　现阶段，我国法律关于警察权的配置还存在着一些不科学之处，司法权对警察权的控制和监督机制尚不通畅，有必要进行更深入、更大力度的改革和调整。

　　（摘自《程序正义之路》（第一卷），陈卫东著，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