瓮安黑恶势力在地方资源开发过程中“崛起”

　　《瞭望》文章：染黑的瓮安版本

　　瓮安黑恶势力在地方资源开发过程中的某种“崛起”，特别值得中西部地区警惕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6月29日始，贵州省公安厅从全省抽调280余名侦查专家、骨干组成专案组，以强大阵容开展专案侦查、缉捕逃犯、深挖幕后、打黑除恶等工作。

　　专案组的调查显示，瓮安部分帮派成员参与打、砸、抢、烧行为，甚至有组织地运送汽油、凶器等到现场，对事态升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有足够证据说明，黑恶势力是这场群体事件的组织者和策划者。

　　从当地干部群众的反映看，当地治安混乱，重大恶性案件高发，黄赌毒问题严重，群众严重缺乏安全感，黑帮横行，确是不容回避的事实。更值得探讨的是，瓮安黑帮横行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6·28”事件后，瓮安最大的黑恶势力团伙“玉山帮”所有头目和骨干成员全部落网，组织体系被彻底摧毁。一朝覆灭的“玉山帮”，其20年“发展壮大”的历程值得中西部农村治理借鉴。

　　借开矿“暴发”

　　据贵州省公安厅打黑办民警介绍，“玉山帮”成立于1988年。

　　按当地习俗，家有红白喜事都愿聚拢一帮人造声势。为此，1988年，玉山镇农民韩波、卢宝霖等人聚合20余人成立了“兄弟会”，经过10年时间，到1998年，成员也仅40人左右。1999年，兄弟会举行了隆重的结拜礼和入帮仪式，吸收了长期在外诈骗钱财的玉山镇李发之、郭旭明、余兴祥等人，推选出以李发之为首的10个“大哥”级头目，其他数十人互称兄弟。因入会成员以玉山镇人为主，就改称“玉山帮”。

　　2002年初，“玉山帮”主要头目李发之、郭明旭、余兴祥等人因诈骗案在甘肃落网，韩波、卢宝霖等人成为实际“领导”。

　　起初，“玉山帮”成员主要靠诈骗、抢劫、赌博、地下高利贷、在娱乐场所当“打手”、暴力垄断客运市场、开“黑餐馆”等手段非法敛财，但规模仍较有限。

　　2004年，由玉山镇政府主导的一轮矿产资源抢采闹剧，为“玉山帮”壮大培植了“黑色土壤”。

　　刚被免职的玉山镇原党委书记胡德模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瓮安县部分地区属于构皮滩电站库区淹没区，当地矿产资源丰富。为能在2009年泄洪前抢采资源，黔南州国土资源局和移民开发局曾在2002年发布“对库区矿产资源实行抢救性开采的通知”，提出要加快对辖区磷矿、硫铁矿、铅锌矿等资源的开采。

　　玉山镇党委、政府“如获至宝”，大开招商引资和矿业开采之门，无须办理证照，甚至无须开采手续，只要随便挂靠在某个有证矿山之下，就可随意开采。2004年底，仅一个玉山镇就有20多处磷矿、硫铁矿等矿山，不仅浙江、福建等外地老板前来淘金，当地农民和一些“有钱人”也纷纷投身资源开采。

　　在这轮混乱的资源抢采闹剧中，韩波、卢宝霖等“玉山帮”头目也嗅出了千载难逢的发展“商机”。他们一面靠吃请等手段拉拢乡镇领导干部，一面依靠暴力、恐吓等手段，强行收购矿山，并逐渐垄断矿石销售和运输市场，靠低买高卖等手段非法牟利。

　　伴随资源价格暴涨，“玉山帮”迅速壮大积累了雄厚经济实力，在当地声名显赫，帮派发展达6个层次，帮派成员数千人，渗透进瓮安县城和诸多乡镇。

　　“黑帮派”戴上了“红帽子”

　　“玉山帮”从几个无业青年结拜发起的小帮会，积累起“雄厚”经济资本后，即看上“红帽子”，帮派成员不断争取成为党员，帮派头目争当村长、支书。

　　“玉山帮”头目卢宝霖2003年6月27日被玉山镇中火村党支部发展为预备党员。

　　“这并不是村里的主导思想，主要是乡镇领导极力推荐”，中火村支书简敏云说。卢宝霖读完高中后就很少回家，但他在外“做生意”，能找钱。乡镇领导经常到他开的红灯笼餐馆吃饭，对他印象很好，他和原乡纪委书记刘汉发还结为“干亲”，领导多次向村里提出这样有能力的人应该发展为村支书。2002年初卢宝霖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简敏云说，其他程序基本上就是走过场了。

　　“玉山帮”另一头目韩波的父亲王文郁也被乡镇领导任命为村支书。

　　胜土村支书、村长罗玉禄告诉本刊记者，2004年10月，镇里突然让前任支书在打印好的辞职书上签字，任命当时已经67岁的王文郁担任村支书。但王文郁为人比较霸道，并不为村民所拥护和信任。

　　“6·28”事件后，韩波被公安机关抓获，王文郁向村委会递交了辞呈。谈到自己为何担任村支书，王文郁说，这多半是因为韩波和乡镇领导关系很好，“当时杨书记（时任玉山镇党委书记杨俊松）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就算凭着私人感情帮我一把，也要当这个支书啊”。

　　除此之外，据专案组调查，“玉山帮”其他骨干成员陈健洪、穆志春、冉义明等也都先后入党，一些党政干部、企业职工、教师、学生等也陆续加入“玉山帮”。

　　治理真空滋生“毒瘤”

　　本刊记者调查发现，黑帮盛行使瓮安形成“帮派文化”氛围。除了成型的黑恶势力，还存在大量的类黑或有向黑恶帮派团伙转化趋势的民间地下组织，诸如“姨妈会”、“杀猪协会”、“运输协会”等形式的组织。这些组织最初是出于互帮互助建立起来的，但发展过程中被黑恶势力利用或黑恶成员本身就以团体成员参与，在实现和维护团体利益的过程中手段逐渐出现了与黑恶帮派类似的性质。

　　如玉山镇“杀猪协会”，没有在民政部门登记，其成员采取威胁等手段，统一宰杀、收购、出售生猪，不准经营户以低于“协会”定价出售猪肉，还不准政府建立生猪集中屠宰点，导致玉山镇杀猪费用6至10倍于正常价格、猪肉价格比县城还高出1至2元，老百姓对此怨声载道。

　　群众深受黑恶帮派和这些类黑组织危害，通过正当渠道无法保护自己合法权益，也“以黑制黑”，效仿成立自己的组织，在手段、行为上也向黑恶势力性质发展，形成了“帮派文化”不断蔓延的恶性循环。

　　黑恶势力横行，恰恰因一些基层政府治理功能弱化，黑恶势力填补了社会管理的灰色地带，替代了政府管理。受访的多位当地干部说，“霸权”压过“政权”，黑帮盛行放大了政府管理“暗疾”。

　　暗疾之一：社会治理的结构缺陷为黑恶势力留下了生存空间。事实证明，黑恶势力多存在于市场、矿山等资源较为集中，而地方管理脆弱无力的地方。在市场运转的规则、矿山秩序的维持等诸多关键环节，政府“失语”，黑恶势力填补了空白。记者调查发现，玉山镇众多矿主为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开矿空间，宁愿与强取豪夺的“玉山帮”达成协议吃“哑巴亏”，也不愿向政府投诉。而一些乡镇干部坐享财政收入和个人口袋“双丰收”，对黑恶势力视而不见，在一些乡镇，资源开发的秩序和规则实际由黑帮制定，而不是政府维护。

　　暗疾之二：畸形社会需求导致了犯罪市场的产生。长期从事打黑工作的贵州省公安厅打黑除恶办公室民警毛明俊说，众多黑恶组织发展正是填补了社会管理的“灰色地带”和“地下经济”，比如大街小巷遍布歌舞厅、洗浴中心、按摩中心、赌场、酒吧等，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地下钱庄、高利贷组织等，这些社会边缘产业多是黑恶势力发展的最初土壤。对此，一些地方政法机关长期打击，却打击不力，助长了黑恶势力犯罪的嚣张气焰。

　　暗疾之三：干部任用和基层政权建设存在漏洞。一些黑恶势力的“黑老大”头戴“红帽子”，也有的黑恶势力出钱寻找“代言人”，表明干部制度存在漏洞。毛明俊说，先渗透经济领域，再渗透政治领域，这是黑恶势力发展的普遍规律。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团伙在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后，就会进一步要求在政治上得到庇护。他们以黑敛财、以黑护商、以商养黑，或捞取政治资本寻求红色保护，或拉拢腐蚀干部寻求黑后台、保护伞，实现以官护黑；或染指地方基层政权，干涉操纵基层选举，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玉山镇一些党政干部明目张胆地将黑帮头目扶持为党员、村支书，如不对这些黑恶势力重拳打击，任其发展，当地群众将永无宁日。□

　　延伸阅读：《瞭望》文章：“集体行动”的特征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单光鼐介绍，我们现在所指的“群体性事件”包含在西方学界所指的“社会运动”这一宏大领域之中，可以用诉求、组织化程度、持续时间、与制度的关系四个维度将社会运动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其一，“集体行为”。特征是聚集的群众没有明确诉求，更多的是情绪宣泄；组织化程度很低；持续时间很短，在几个小时到十几个小时之间平息；它骚扰秩序，但对现行制度仅伤及皮毛。典型代表是万州事件、池州事件。
    其二，“集体行动”。特征是有明确诉求，但议题单一、仅涉及局部或地区的问题、且具体，如征地拆迁补偿金、调查孩子的死因等；组织化程度稍高，社会群体利用既有人际网络，如血亲、姻亲、宗族、同学、同乡等渠道，低成本进行社会动员，其间也有一些非正式组织参与；持续时间稍长，比如汉源事件前后持续了一个多月，但诉求满足后能较快平息；它表现为制度扰乱，挑战破坏既存秩序，对现行制度的不合理之处要求修改。比如汉源事件后对移民征地补偿补助标准的调整。
    单光鼐分析，瓮安事件前半段，符合集体行动的特征；后半段，符合集体行为特征。但瓮安事件的暴力程度和对抗性，相比以往的群体性事件大大增强了。他认为，我国近年来发生的大大小小群体性事件都还处于集体行为和集体行动阶段，尚属广义社会运动的初始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