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大剧院设计师保罗.安德鲁：自由是最重要的

保罗·安德鲁

法国戴高乐机场

　　国家大剧院是最重要的建筑

　　“水母”还是“巨蛋”？

　　这是法国媒体和中国人对国家大剧院不同的比喻，真叫人有些啼笑皆非。不过保罗·安德鲁倒是乐意对此作出选择，他自己也和中国人一样比较倾向于“巨蛋”的叫法，因为他说：“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把它当作蛋，从外观看剧院的穹顶像个“蛋壳”，而“蛋壳”里面就是“蛋黄”，是进出大剧院的观众们，象征着不断孕育的新生命。

　　安德鲁跨入这个“大剧院风暴”源于10多年前刊登在《China Daily》上的一则文章，政府决定竞标国家大剧院。

“那是一个星期六上午，我在上海，我和合作伙伴达米基叶讨论了那篇文章的内容。我说，我们应该参加这个竞赛，这将改变我们的观念，我们也会学到新东西。他非常同意我的意见。竞赛之初，我从没期望我会赢。如果我们足够幸运，通过了竞赛第一轮，应该能过第二轮。最后过了四轮这表明我们远不止是机场专家。如果我们没有参赛，那才是真的失败。”

　　在大剧院设计图纸需要进一步深入论证的重要关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基接见了他。安德鲁匆忙出发，急切中，竟然穿了两只不同的鞋，谈话过程中，朱总理突然将眼睛往地上看。窘迫的安德鲁以为朱总理看到了他两只鞋子不同的“熊样”，结果，朱总理一字一顿对他说：我们接受你的设计，会承担非常巨大的压力。我们给你这块土地，是中国最珍贵的黄金之地。全中国人民都会来品评你的作品。假如有一天，有51％的中国人赞同你的作品，你就成功了。

　　对于大剧院，安德鲁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一个月去一次工地。退休后的两年里，他都自费从法国飞到工地。为了从不同地点与角度拍照，安德鲁几乎走遍了长安街。一有时间，他就登上景山，或到紫禁城最高的平台上去看大剧院的外观。安德鲁十分明白大剧院所坐落的北京中心，是中国人价值观的诞生地，它花费了他10年的时间，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

　　然而，在一个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国度里，年迈的安德鲁还是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这些压力来自那些对大剧院的设计嗤之以鼻的人们，也来自政府变更的决策。

　　刚开始安德鲁也很容易动气：“看到媒体上报道我的消息，我就问我的助手那是正面的还是批评的，如果说是批评的报道，我会生半个月的气。”那些日子他像是陷在解释的漩涡里，“东方人跟西方人真的很不一样，比如，当看到大剧院音乐厅的穹顶上那些我亲手做的浮雕时，芬兰总理会赞叹说‘那太美了’，而来自韩国的官员则会问我‘那是代表中国的长江吗’——东方人习惯一事一物都要找出意义和解释，这点和西方人有很大差异。”

　　现在，安德鲁说他已经不再在意那些批评了，因为只要看到他设计的国家大剧院，就像看到一个梦想慢慢变成现实，再怎么累也觉安慰：“我越看就越喜欢这个大剧院，我想它是我目前为止最好的作品了，我甚至想在它跟前盖一所房子，让我可以住在里面天天看着它！”他说话时悠然神往的样子像顽童。某天，一位友人搭乘出租车去国家大剧院，司机不知道“国家大剧院”的位置，友人打手机问安德鲁，他在电话那头大声说：“你告诉他，就是那个‘巨蛋’(the　big　egg)，他肯定知道的！”

　　安德鲁说：“建筑艺术与其他艺术一样，有许多是跨越国界的、全人类的东西。每个国家的建筑都要从其他国家的建筑艺术中学习、借鉴，自己的艺术也会为别的国家所借鉴。对业主的意见，不能简单、机械地迎合，而要抓住其精髓，提出自己的见解。这样，你的方案出来之后，才会令对方恍然大悟似的回答‘我们想要的就是这个！’就像是一个小伙子对别人描绘他未来妻子的模样：棕色头发、蓝眼睛、小巧玲珑，而最后他却与一个金黄头发、黑眼睛、身材健美的女孩结了婚。为什么？因为爱情。原来的想象没有爱情，只是一种憧憬、愿望而已。”

　　曾经安德鲁也想要按照委员会当初对设计方案的要求：“一看就是个剧院；一看就是个中国的剧院；一看就是天安门旁边的剧院”来做他的设计，不久他就发现自己被苦苦地禁锢住了，设计出来的东西很不满意。后来“我明白了，思路要打开，不能受字面的限制。”

　　今天，每一个出入国家大剧院的人还是会对安德鲁的作品议论纷纷，观众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些人显得非常好奇和激动，连声夸赞大剧院“实在太美了”，另一些人却仍旧抱持怀疑，甚至说“他到底设计了些什么啊”。

　　面对这种情况，安德鲁总会拿出他的同行，那个当年在法国因为设计了卢浮宫前的金字塔而遭受骂名的贝聿铭来调侃、宽慰自己，仿佛有些同病相怜的味道，“我想争议正慢慢结束，至少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议论会慢慢走向正面。当年贝聿铭在卢浮宫前的金字塔也曾遭受过众多非议，还有很多法国建筑师写信给政府反对那个建筑，但现在，大多数人却认为那是个杰作。我想大剧院亦如此，需要多给它一些时间，相信假以时日，人们一定会接受它，并且欣赏它。”

　　安德鲁说中国文化自己恐怕永远也不敢说懂了。他曾读过有关老舍的一本书，讲老舍在英国伦敦和在北京的生活。这本书在安德鲁的头脑中描绘了这样一幅北京人的生活场景：人们安逸地生活着，天上鸟儿在飞，在空中划出一条弧线。安德鲁认为“这场景很传统，但其实也非常现代。”

　　在中国近10年，对于安德鲁来说是人生中太过重要的一部分。尽管他很快乐地宣布说，“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是中国人了”，可在别人眼里，他或许仍是个十足的“老外”——问他有没有学会说中文，他答“大约25个词左右”；问他喜欢吃的菜，西餐永远是首选；甚至这个懂酒爱酒的波尔多人，在提到中国的茅台时，仍会皱着眉头说“还是受不了”……

　　中国文化对人的熏陶从来都不是侵略性的，这种熏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安德鲁。“我甚至不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至少我的脾气比以前好了很多，我是容易发火的人，有时还会大吼大叫，但现在不会了，我从中国人身上懂得了克制，当然我的许多中国朋友有时还会说，你脾气太坏了。我则对他们说，我已经柔和许多了。”

　　每天晚饭后，如果有时间，安德鲁会沿着紫禁城外的护城河散散步，看看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在河边聊天，漫步或钓鱼的情景。看着紫禁城朦胧的灯光，他会由衷赞叹：“那光线真美，不是吗？看着“筒子河”里摇曳的树影，他会屏息静气：“比起建筑物本身，我甚至更喜欢这些倒影，因为它们是动态的，充满变化，让人着迷……”

　　我相信在我们看到的国家大剧院里，安德鲁已把一种“骨子里非常中国的东西”融入他的设计语言，所以才会有剧院外那一泓护城河般的方形水域，才会有那两扇酷似中国古老城门的剧院大门，才会有剧院内外那20多种深浅不一的红，才会有歌剧院穹顶上蜿蜒盘踞的“龙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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