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者北川董玉飞

　　自杀者北川董玉飞

　　■本刊记者/吴伟（四川绵阳报道）

　　压垮董玉飞的不是房屋预制板的重量，而是灾区重建过程中超载的心灵

　　第144天后，幸免于“5·12地震”的北川县藏羌汉子董玉飞依然走了。

10月3日15时，他被从绵阳赶来送衣服的妻子李发现死在单位为其租住的农舍内。

　　现场目击者称，董玉飞的脖子上紧紧缠绕着一根长约一米的灰白色“鸡肠带”（一种宽1～2厘米，四川农村常用来捆扎物品的白帆布带），带子的一端绑在一张高度不到一米的木床头，四肢平伸仰卧在床上。这个曾被同事谑称为“棍子都打不死”的壮汉被绳子勒死了。

　　遗书仅五六言，是留给弟弟董卓锴的，大致如下：“卓锴弟：抗震救灾到安置重建，我每天都感到工作、生活压力实在太大??我的确支撑不下去了。我想好好休息一下??我走后，父母和嫂子只有难为你一人多加照顾了??跪别父母、岳父母。”

　　北川警方判断其死于自杀。现场勘验的刑警说：“他这样自杀很专业，估计专门研究过。” 董的两个膝盖有淤血，膝盖和裤脚沾有黄泥。自杀前，他或许曾在野外某个地方跪了很久。

　　董玉飞是震后第一个被公开报道的地震幸存者中的自杀者，也是第一位自尽的北川官员。

　　他的遗体已于5日在安县桑枣镇火化，骨灰下葬地点是他的出生地贯岭乡。

　　截至本刊发稿，董玉飞的妻子、农业局干部李，及其弟、现任北川白什乡乡长的董卓锴仍拒绝接受媒体面访。董卓锴在电话中向《新世纪周刊》表示，家属在等待县里的善后处理结果。

　　董的父母在参加完告别仪式后迅速返乡。

　　10月10日，北川县委首次对这起自杀事件做出官方说明，认为地震中独子遇难、工作任务繁重、抑郁症是导致其最终选择轻生的三大主要原因。巧合的是，这一天正好是第17个世界精神卫生日。

　　心理专家分析，这位10月才满39岁的北川农办主任生前可能患有因地震引发的创伤后反应应激障碍（PTSD）。心理学临床经验表明，重大灾难发生后，约有25%的受灾人员会从暂时性应激状态转向PTSD。

　　身为地方基层干部的董玉飞逝世后，身上背负的“稻草”散落一地。压垮董玉飞最后的那根“稻草”，或许将永远是个迷。

　　亲情的真空

　　“‘董大爷’跑到过道上抱起一根钢的下水管道，咋看到楼边的一棵桂花树在突然往上长咧，等到跑出来后才晓得以前的2楼变成1楼了。我在空地上盯到‘董大爷’那会儿，脸上灰扑扑的，只看得到两只眼珠子在转，样子非常滑稽。鞋子都没穿，脑壳顶顶高头还在飙血。”

　　“董大爷”，是董玉飞曾长期担任领导的北川农业局职工对他的昵称。农业局内部习惯将称谓随着年龄倒着叫，64岁的“小伙子”刘远斌在农业局办公室兼住房客厅内脱了鞋，双腿交叉坐在单人沙发上，描述着“董大爷”5月12日那天的逃难场景。

　　恰逢上班时间，‘董大爷’和同事正在谈工作。第一下，他们没动，北川的小地震频繁令大家习以为常；第二下，猛的来了，两人赶紧往外逃，结果，同事死了，董玉飞侥幸逃生。

　　北川县农业局的原办公楼有四层，虽然早被评估为危楼，但农业系统没钱，一直也没新修。“80年代初的老房子了，农民施工队修的，虽然破旧，但建筑材料是用够了。现在哪去找钢制的下水管道？”

　　董玉飞出事当天下午16点，农广校校长刘远斌和农业局副局长赵其洲一同去了自杀现场，亲手将“董大爷”1米8的大个儿抬到了运尸车上。那天，“赵局”抱着“刘校”一阵痛哭。

　　董玉飞与李年仅12岁的独子董壮在地震中不幸罹难。震后，董玉飞忙着组织救援力量，没顾得上立即营救儿子。两天后，他才去认领了董壮的遗体。

　　任科伟，在县农办临时办公室的座位就在董玉飞的左侧后方：“董壮的同学后来告诉董玉飞，他的孩子地震当时是跑出来了，但他跑回楼里面去救同学的过程中教室塌了。”

　　小学即将毕业的董壮成绩相当优异，当时已被一家绵阳的私立中学录取，不仅减免一定的学费，还提供生活补助。

　　董玉飞极少在人面前提起丧子之痛，包括与他关系最好的同事。

　　地震后，北川人忌讳问别人的家里情况，如果实在被问及，一般就简略带过，而且绝不回问。北川县长经大忠向《新世纪周刊》介绍，震后北川的三口之家完整率只有10%。

　　这意味着，失去董壮的痛苦只有董玉飞和李 默默承受。弟弟董卓锴自顾不暇，他在地震后失去了妻子和儿子。

　　董玉飞的父母一个羌族，一个藏族。身份证上，哥羌族，弟藏族。

　　震后，根据北川县委、县政府的要求，所有机关干部都写了“抗震救灾24小时纪实”。

　　董玉飞生前提交给县委组织部的纪实手稿仅一页A4纸，记载了他从地震发生前约1小时，到6月12日一个月间的工作。

　　纪实中，董玉飞只字未提儿子，里面出现了唯一一处省略号：“有人告诉我，曲山东校（原文为‘小’）区救出学生??”

　　曲山小学东校区，那是他儿子董壮上学与去世的地方。

　　地震后，酒量尚可的董玉飞突然戒酒。大家也不再劝酒，都理解董玉飞正在为再生一个孩子做准备。“正常的话，他们可能就是打算在春节那会儿吧”，任科伟说。

　　但是，这个愿望却中途泛起了波澜。

　　位于绵阳市区的404医院为绵阳市第二大综合性医院，隶属于电子工业部，是北川农业系统的定点体检医院。

　　斑驳的医院外墙装饰面和楼梯间深深的水泥裂痕记录着这里曾遭受过大地震的肆虐，底楼的施工工人在电梯间前忙着用铲子将一些水泥拢作一堆，路人纷纷掩鼻而过。

　　11楼肾外科38号病床，9月24日至29日，这里收治的住院病人正是董玉飞。出院记录上记载，董玉飞患有不算严重的慢性前列腺炎。

　　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实行轮班制，无人与这个普通的病号建立深刻的个人关系。大家都是在公安局前来复印病历时才知道此人的身份。

　　主治医师吴明辉依稀记得治疗期间董玉飞的精神状态不是很好，他的妻子来过两三次，还有一个朋友，绝大多数时间他是一个人，闷了就看电视，住院期间董专门去他办公室聊过几次病情。

　　董玉飞自杀事件也已成为近期医护人员关注的焦点。

　　“（他）一再地问护士要药品说明书和具体治疗方案，很少遇到病人要输液药品说明书的。护士吓了一跳，以为是找麻烦的来了。他看得很仔细。”

　　“他经常唠叨‘咋个得这个病啊’、‘治不治得好啊？’‘治不好，真的不想活了’、‘咋个输了几天了，症状还是没有缓解啊??’”

　　吴明辉介绍：“这种病也不算大病，但是很难治愈。引发因素主要是憋尿、炎症扩散、过度疲劳、烟酒和性生活过多、不协调等。40%左右的病人会有性功能减退的症状。这种病症状虽轻，却很讨厌，主要是尿痛和射精痛，病人心情可能会因此忧郁。”

　　生前，董玉飞对生病住院的情况讳莫如深。农办和农业局的同事只知道董玉飞住院了，但却不知道具体得的什么病。

　　任科伟说：“我们曾给董主任打过电话，想去医院看看他，他坚决不同意，还说自己好了，已经出院了。”实际上当时董玉飞仍在住院治疗，“住院期间他也一直在打电话、发短信过问这边的工作情况。”

　　农办的同事曾国和9月26日还收到了董玉飞的短信：“谢谢关心。主要是心情问题，身体都是些小毛病，无大问题，这段时间你们辛苦了!”

　　工作的困顿

　　北川人肖昆，在县委里一间类似车间的、有五六个部门办公的大办公室内接受《新世纪周刊》采访时，给人感觉他的精神随时都有可能崩溃。这位27岁的小伙子5月10日刚与在县民政局工作的女友举行完婚礼，第三天便失去了娘、新娘和丈母娘。

　　他是董玉飞生前忠实的“小弟”，从农业局到农办一直追随其下。“熟悉他的人都晓得，董主任的组织能力极强，是个责任心极重的人，一个完美主义者。”

　　肖昆欣赏这个能包容他在工作上与其顶嘴而一点不生气的上司。

　　今年6月，董玉飞因在抗震救灾期间表现突出，被国家农业部和国家人才资源部授予抗震救灾先进个人称号。他是当地受到表彰的三个科级干部之一。

　　“5·12”地震后，董玉飞身兼五职：农村工作办主任、农房重建办主任、救灾办主任、新农村建设办主任，并协助群众安置办工作。

　　县委农办主任这个职务与董玉飞此前担任的县农业局局长级别一样，都是科级干部。

　　与直接担负具体工作的农业局相比，县农村工作办公室的主要任务是为党委统筹、协调、调研、布置县农业局、林业局、畜牧局、水务局等与农业口有关的一切部门的工作，相当于农口的“口长”。

　　赵其洲评价：“如果不是地震，正面临调动的董玉飞的职务会比现在好。后来农业口急需懂行的人统领协调，董玉飞在5月20号左右就走马上任了。”

　　包括其他的4个职务，在灾后迫切的产业重建过程中，每项工作都极其繁重。

　　这些部门的办公地点分散在几处，临时县委办公楼里有，微机房里有，董玉飞布置工作时得分头跑。

　　任科伟说：“关键是手下没几个兵，很多事情得老董自己扛下来。想一想，和五个部门相关的会议都要开，那么多单位需要协调，上上下下都要打点，老董不累才怪。”

　　“各种会议经常开到晚上11点以后，这只意味着上级领导已部署完了，但老董还得回到办公室继续消化，到了白天再给下级布置任务，或者亲自出去协调。”

　　“董主任的工作时间表通常是早上8点开始工作，到晚上6点下班，中午很少休息。开会时间另算。”

　　除了各个办公室的本职工作，董玉飞还担负着本系统遇难者家属和一些遇难学生家长的心理安抚工作，尽管他自身也需要心理救援。

　　仅在县农业局，地震后就有10名遇难职工，以及33名亲属需要慰问与抚恤。

　　像董玉飞这样的北川干部们不仅无法像普通灾民那样获得救助、宣泄不幸，每天还得强打起精神聆听灾民的实际困难，忍受突然爆发的情绪，并鼓励灾民战胜眼前困难，重建美好家园，尽管他们自己都并不清楚未来的家园在何方。

　　赵其洲说：“正是因为当初表现得太好了，上面的领导就把我们高估了。人毕竟不是铁打的。”

　　当时的北川县农办，除董玉飞外还有9个人，其中几个还是暂时借调的。其他办公室的情况大致也差不多，领导和办事员身兼数职乃是常事。

　　据北川官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死于地震或失踪的北川干部达466名，占全县震前干部总数的23%。

　　在震后远远大于以往的党政工作强度面前，北川不得不增补干部。北川县委宣传部的材料显示，中央组织部选派8名、四川省委选派6名、绵阳市委从其他区县选派了102名科级干部来补充北川。

　　北川现有17个县委常委、26个副县长、47个副县级干部，一把手是副厅。自然，这也意味着基层工作的头绪变得纷繁复杂，尤其对负责协调的中层干部而言。

　　即便有一些来自各地的人员支援，但担任重建主力的本地干部仍感觉力不从心。

　　除农办主任董玉飞，原擂鼓镇党委书记李正林和陈家坝乡党委书记赵海清在震后也因病先后住院治疗。这两处是“5·12”地震和绵阳“9·24”雷暴雨灾害受灾最重的地区。

　　据称县上某领导前往擂鼓镇视察工作时，发现担负着两万名当地群众安置问题的李正林已处于前言不搭后语的精神状态，于是将其替换下来住院治疗。李正林的母亲、妹妹、侄女在地震中遇难，父亲早逝，其本身还有肝病史。

　　正在绵阳修养的李正林回绝了《新世纪周刊》的面访要求，只通过短信说：“就是太累了，以至于累得直不起腰，不得不住院治疗”。

　　尤为重要的是，北川的中下层干部表达了一些比工作带来的身体疲劳更令人苦闷的精神困顿。

　　震后，根据专家建议，除已毁损的北川老县城外，其他的北川灾民均须回迁到当地临时搭建的帐篷和板房内。回迁的动员工作必须由本地干部来做，董玉飞、李正林、赵海清等一些北川干部，均去过绵阳九州体育馆等临时安置点劝说灾民回迁。

　　赵其洲说：“人算不如天算，没想到专家说安全的地方又遭了9月24号雷暴雨引发的泥石流，刚刚盖好的房子又被冲垮了。你想想，那么大的雨，那么大的雷，又加上泥石流塌方，身在其中你肯定也会以为世界末日到了。”赵其洲在“9·24”后亲往过陈家坝乡察看灾情，这里的部分灾民也是董玉飞生前动员回来的。

　　由北川县委提供的“9·24特大洪涝地质灾害”受灾情况数据显示，从9月23日至26日，擂鼓镇全境5911户共17690人全部受灾，死亡6人失踪10人。其中柳林村的近500间板房被泥沙掩埋的深度达到了1.5米。

　　肖昆说：“像他那种责任心的人，绝对很内疚! 当初（回迁）是上头下了令，下面必须执行，而上头又是听了专家的意见。”

　　7、8月间，董曾向同事流露过对上级某些地震处理方式的担忧。

　　赵其洲后来在给朋友的短信中这样写道：“虽知其不可而执行其决定，是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死，此心此情，岂人世所堪？其所以投缳也。”

　　相比董玉飞，赵其洲是幸运的，家里没有人因灾去世，工作也没董接的多，自我评价也没董那么认真负责，但他的情况也不乐观。

　　刘远斌在客厅扯着嗓子笑：“2002年我在九寨沟也想过要杀人呢，后来忍住了。你（赵其洲）有没有抑郁症啊？”

　　“我有啊！医生还给我开了证明，抄裤子荷包里遭洗白了，扔了。”5月底，给赵其洲开出医疗证明的是擅长精神科的绵阳三医院。

　　“哦，我那会儿才从北川回来”，刘远斌吃了一惊。

　　生活的艰辛

　　董玉飞之死促使北川当地不得不修改干部的轮休制度。此前，北川的干部只有周六可以休息。另外，“9·24”的突然来袭还使得北川的干部们失去了国庆长假的休整机会。

　　10月10日，与发出董玉飞自杀事件官方说明的同一天，北川县委办、县政府办发出100来字的《关于调整作息时间的通知》：“为了保护干部职工的身心健康，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从即日起，北川实行正常双休日和新的作息时间，即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2：00，下午2：00—5：30为正常上班时间。

　　同时，北川县委组织部正制定针对全县基层干部的异地轮训计划，在地震中失去子女、配偶的干部将是心理干预辅导的主要对象。

　　10月11日、12日，北川迎来了震后的第一个双休日，但客观条件的限制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双休的效果。

　　《新世纪周刊》记者连续两天在“办公室”找到了县委农办、县农业局的相关人士。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北川干部都无家可归。

　　县委、县政府的所有单位都分散租住套间民房，办公室就是家，家就是办公室；睡的是集体宿舍，起床上班后，见到的还是卧室里的那些人。

　　由于住房紧张，基本是同性共挤一大间。事实上，地震后的夫妻性生活是北川人的一个大问题。董玉飞与李，同北川的绝大多数夫妻一样处于分居状态。

　　虽然董玉飞拥有一间农办为其租住的单间农舍（这也为其自杀行为埋下了某种伏笔），但隔壁就有两个男同事。李几乎没去过董玉飞的临时宿舍。

　　李所居的农业局女职工宿舍是一个位于底楼门口的10平米房间，门外就是刘远斌们蹲坐的“办公室兼客厅”。房间里挤了3张大床，1个电脑桌和1个衣柜，住了7个女职工。男职工宿舍内还摆设着适合夏季使用的军用行军床。

　　夫妻俩单独相处的唯一可能，就是周六休息时一同回到绵阳的朋友家中暂住。

　　县里其他单位的居住状况也与此相近。

　　北川县委组织部的临时办公点设立在一座小丘下的公园内。已是10月中旬，半两重的蚊子还成群结队游弋在房间内。

　　彭虹媚和她的5个女同事们在双休日也只能挤在离接待室一墙之隔的女职工宿舍内上网聊天，里面摆了3张高低床，还有一些电脑设备堆放其间。这里没有其他消遣活动。

　　四川人所钟爱的麻将暂时被北川遗忘了。

　　“没有心情打，即便上头不下禁赌令也是如此。当然，也没地方打。”

　　桂正溪的老公地震前去世，生前曾是农业局的干部，夫妻俩和董玉飞夫妇经常在牌桌上鏖战，现在不仅是三缺一的问题了。“老董牌品很好，再输都是笑眯眯的。”

　　赵其洲、刘远斌也是董玉飞曾经的老牌友。刘远斌还记得“董大爷”特别喜欢唱歌，尤其是《送战友》，“没想到先送‘战友’的是我们。”

　　自从北川的行政中心由完全损毁的曲山镇搬到安县安昌镇后，这边的房租也由过去的100元出头涨到现在的300多元。

　　“我一个月拿到手的工资才780元，县委食堂吃饭每天要15，一个月就是450，省不掉，因为没地方做饭。如果还想租房子，就得花掉300，一个月还剩30块钱够喝水啊？”肖昆甚至觉得没有租房的必要，一个人待着心里更不好受，还不如休息时在办公室的电脑上打扑克。

　　县农业局临时办公地一进门就贴着一张职工工资表，董玉飞的妻子李本月应发工资 1236元，扣除住房公积金后的实得工资是917块1毛2。农业局的最高工资是农技师的1700元，比局长还高。

　　此外，县农办副主任王光琼工龄30年，工资1500；县委关爱办桂正溪工龄25年，工资1200。

　　按这种工资水平，董玉飞生前的月工资水平应该在2000元以内。

　　肖昆说：“北川人不算富，但以前绝对算中国人里幸福感比较高的一群。现在这种幸福感完全被地震摧毁了。以前吃完晚饭后，我会和朋友、亲人一起逛街，但现在不逛了，自己一个人逛着逛着就想哭。”

　　肖昆身上的单衣是别人捐助的，地震发生时他只穿了件T恤跑出来。许许多多的北川人与他一样的遭遇。

　　气温随着月份数字的增大而越来越低，解决灾民的冬季保暖问题正是北川政府目前面临的一道紧迫任务。

　　“很多人都想死，但没有他那种勇气。”

　　迷茫的前途

　　董玉飞身亡后，赵其洲收到了许多亲朋好友的问候短信。他向记者展示了其中一条：“是的，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这些天满眼都是他的影子。要说，我有时也真的想死，因为这种日子太艰难了。主要的问题来自精神，前途无期，宁不绝望？”

　　如今，安县的原机关驻地安昌镇主街上，刻有“北川”字头的门牌数量差不多快超过“安县”字头的。

　　但“北川”现在还不熟悉安昌的地形。在农业局的客厅里，赵其洲穿着布鞋跺来跺去，用比划的手指头与三个同事争辩着桑枣镇的地理方向：“就是那个弯弯转过去啊，方向就变了??”

　　镇上“天龙宾馆”，前台女服务员微笑着接受了记者称其为“北川人”的叫法，安昌已从行政上由安县划归北川。这个目前镇上最好的宾馆墙壁上爬满裂痕，董玉飞辞世当天这里曾接待过前来吊丧的李。

　　只是，目前安昌还未能使北川人充分展开建设想象的空间。2002年，担心地震威胁的安县将县城由安昌成功迁至靠近绵阳的一块大平地——花镇。

　　未来的北川新县城选址至今依然未定，新县城的备选地主要有北川南部的擂鼓镇、安县邻近北川的永安镇、安昌镇，以及呼声较高的安昌东南黄土乡的板凳桥村。

　　擂鼓镇是唯一属于原北川县境的选址，当地干部对这个选址也反弹最大：水源不足，空间局促，并处于活跃地震带上。

　　北川县委农办副主任王光琼就董玉飞自杀事件提出了个人的四点解决建议，在物质与心理支持、落实待遇、宣传鼓动士气之上的首要方案，就是尽快落实新县城选址，以安定人心。

　　肖昆说：“去哪儿不能挣比一个月780块多的工资？但我不能出去，出去就是逃兵。责任感、使命感让我和这里的多数人一样留了下来重建家园，只是希望这些精神的财富不会随着时间逐渐被消磨到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