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改革开放科技人才：“星期日工程师”风波

菀坪缝纫机厂

韩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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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改革开放初期，科技人员业余兼职是个敏感的话题，远超工资的酬金是不是“受贿”——

　　“星期日工程师”功罪风波

　　今天，“招才引智”已成为各地在招商引资的同时加快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而科技人才的灵活流动以及他们凭着提供自身的知识和技术服务从需求方获取报酬，也早已是人们见惯不惯的常态了。

但是在将近30年前，在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很多国营单位的科技人员是在偷偷摸摸的状态下，向乡镇企业提供服务并收获报酬的，这些在职人员往往是星期六下午到乡镇企业，星期日干活，周一又出现在原单位上班，史称"星期日工程师"。

　　在“星期日工程师”现象中，科技人才的命运亦是值得关注的焦点。当时绝非个别的极端案例中，上海和武汉都有收取报酬的科技人员被原单位告发，最后以"受贿罪"送上法庭并判刑。他们随即被平反，而中国也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某种意义上，知识的命运在市场经济中找到了新的方向。

　　“星期日工程师”何以兴起——

　　有事做,有钱挣,有面子

　　从上海驱车沿着申苏浙晥高速到紧邻上海青浦区的江苏吴江市，如今不过半个钟头而已，一天打两个来回都挺方便。30年前，上海的"星期日工程师"到吴江去，要么在周六下午搭上慢吞吞的长途车，要么到十六铺客运码头，坐一夜的船，穿越密布的水网到达吴江的很多乡镇，那里，有着极度渴望他们星期天能出现并提供帮助的简陋小厂。

　　是的，这些来自大上海的工程师也只有在星期天能出现在包括吴江在内的苏南乡镇上。那个年头，尽管路上要吃些辛苦，但工程师们的情绪都是不错的。有一种概括性的说法是，上海的工程师们下乡一是有事做，二是有钱挣，三是有面子，这比窝在国营单位里拿死工资可强多了。

　　"我是八级技师，当时跟工程师待遇差不多吧，月工资五六十块钱，养家绝对是够了，要是再肯跑一趟乡下，去一次赚个一百多块是很正常的"，今年60岁的上海人虞金明没赚过这个"一百多"，但他清楚得记得当时的"行情"。虞1986年来到吴江菀坪缝纫机零件厂担任技术厂长，之前他任职于从上海整体搬迁到西安的中国标准缝纫机公司，休假回上海的时候会去菀坪的联营协作厂里技术指导，"我不是星期天工程师，去也算是出差不收钱的，但那阵子厂里星期天请上海的师傅过来还是挺多的"。

　　如今已是私营企业老总的潘国明，1982年时正担任刚刚创办的吴江菀坪缝纫机零件厂厂长。他还清晰地记得当时从上海缝纫机零件六厂下乡来帮忙的每一个工程师的名字，"黄明昶，王友生，陈邦良，方健，当时都是30多岁的人呐，有技术，精力也好，一到星期天他们就从上海过来了"。潘国明说，当时工业缝纫机设备制造在国内才起步，国营大厂有技术优势，"我们的厂原来是公社的碾米厂，看准了缝纫机市场好，就转成缝纫机厂了，但是技术、设备和市场销售都不在行，好在有熟人搭桥，请来上海师傅了"。

　　"他们带技术资料过来，帮我们把关零件生产的工艺流程和工艺标准，每个师傅都有专长，有搞热处理的，精加工的，测量的，都是一把好手"，潘国明至今提起这些人来仍是津津乐道。

　　当时的中国，国内科技人员号称有800万名，其中1/3闲置无事。新兴的乡镇企业则人才短缺，苏、锡、常地区因而占尽了上海"星期日工程师"的便宜，成为上海智力及技术技能资源的强辐射区。回顾"苏南模式"中七八十年代萌芽和勃兴的大批乡镇企业，一方面催生了上海为数众多的"星期日工程师"的诞生，另一方面其发展也正得益于这些短期流动的科技人才。1988年第16期《瞭望》杂志的报道称，在上海，这个人群在鼎盛时期估计有两万余人。

     联合报道：扬子晚报、新安晚报、辽沈晚报、羊城晚报、华西都市报、北京晚报、钱江晚报、新闻晚报、山西晚报、大河报、楚天都市报、今晚报、齐鲁晚报、新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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