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改革开放科技人才：“星期日工程师”风波

　　“星期日工程师”为啥尴尬——

　　旧体制禁锢，挣外快“烫手”

　　两万余名工程师，集中在星期天浩浩荡荡出城下乡，是一种何等壮观的人才、知识和技术流动的景象。

而其背景，却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对人才流动的禁锢以及收入分配制度的严格限定。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臭老九"们，虽然在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召开会宣告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但是技术创造活跃和用武之地有限之间的矛盾，固守本职拿死工资的尴尬和业余兼职靠技术挣外快的爽气之间的反差，让他们看到了希望，也承担着风险。

　　潘国明回忆说："上海缝纫机零件六厂的厂长我认识，关系还不错，所以厂里的几位工程师来吴江没有受到阻挠。那时候也是短缺经济时代，市场需求大得很，我们小厂弄点产品出来，也不会对上海的大厂构成威胁"。在潘的印象中，他没有给这些"星期天工程师"直接的现金报酬，"涉及到钱的主要就是报销个车票船票的，吴江是水乡，他们都很喜欢吴江的水产品和农产品，所以他们走时我们主要就送这些东西给他们，他们也不太计较，每次都开开心心的"。

　　如果知识和技术也是一种"物品"，不拿钱只拿土特产的"星期日工程师"，算是"以物易物"，在那个忌讳"挣外快"的年代，看上去风险要小一些。事实上，正如虞金明所言的"行情"，"星期天工程师"直接获取现金报酬是极为普遍的，而远超过这些人基本工资收入的兼职得来的钱，的确是有点烫手的。

　　1981年底，上海橡胶研究所助理工程师韩琨在担任上海奉贤县钱桥镇橡胶厂业余技术顾问时，开发出新产品救活了企业，却因接受该企业付予的3400元酬金被以涉嫌受贿罪起诉，还被抄了家。轰动一时的"韩琨事件"引起了媒体的关注。1982年12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救活工厂有功，接受报酬无罪》，掀起了科技人员业余兼职该不该拿酬金的全国性大讨论。最后，中央政法委一锤定音：韩琨无罪！

　　1982年春天，武汉181工厂的工程师、全国劳模韩庆生发明了中国第一台污水净化设备，可他没有因此在单位获得厚遇，反而在用这技术帮助乡镇企业脱贫时获罪，并坐牢10个月。

　　"两韩"的遭遇，生动地说明了其时整个社会思想解放的现状，一方面是新生事物新鲜观念生机萌动，"黑猫白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另一方面是既有体制和传统思维的禁锢，超出常规的做法是要受到惩罚的。

　　时过境迁，潘国明会否感慨，如果韩琨当时是来吴江当顾问，从他手上拿了3400块钱，韩琨定罪为"受贿"，他潘国明算不算"行贿"？

　　“星期日工程师”命运之变

　　从偷偷摸摸到光明正大

　　偷偷摸摸干兼职的"星期日工程师"们，低调了多年。终于，1988年1月，国务院专门发文，"允许科技干部兼职"，禁锢被彻底打破。一切都可以光明正大地干了。

　　解放日报曾报道过这样一个故事：原上海工业用呢厂技术人员胡汉荣曾担任太仓工业用呢厂技术顾问，1988年一个周六傍晚，他去赶长途车，发现被单位保卫科的人跟踪。于是向朋友打电话求助，朋友便教他："你从中门上车，等车一启动，就从前门下车，把'尾巴'甩了，坐下一班车去太仓。"

　　这位朋友名叫白海临，如今是上海星期日工程师联谊会（简称"星工联"）秘书长。星工联成立于1988年5月，为上海科技人员和急需技术服务的中小乡镇企业牵线搭桥。"星期日工程师"就此从幕后走向台前。

　　而无论是台前还是幕后，潘国明和他请来的"星期天工程师"们一直相处甚欢，相安无事。"最多时，100多位'星期天工程师'在我们厂里呐"，潘国明说，这些上海的工程师从80年代初一直干到90年代初，年近花甲后在上海办了退休，"就常年在我们厂里干了，又干个十年，二次退休，他们也都70多的人了，都回上海养老了"。而潘国明的缝纫机零件厂也早已从乡镇企业改制成民营企业，潘厂长成了潘董事长，但是对这些过去帮助过他企业的上海师傅们，潘一直铭记在心，"大家关系一直都很好，每年我都要到上海看望他们，送个红包什么的，他们也很开心"。扬子晚报记者

　　冯海青 苏州报道

　　[对话韩琨]

　　改革开放改变了我一生

　　记者：能谈谈在当"星期日工程师"前，您的工作情况么？

　　韩琨：那时候是计划经济，退伍到地方后，组织上在上海市橡胶研究所给我安排了工作，负责橡胶技术研究。

　　记者：您是怎么当上"星期日工程师"的？

　　韩琨：我曾经一直认为是对方三次登门来请的，是一片诚心打动了我。现在想想，他们三次登门都是有计划，事先谋划好的（笑）。我有个亲戚在上海奉贤县的供销社工作。有一天，奉贤县钱桥工业公司经理云清就找到我家来了，说他们想办一家橡胶企业，希望让我去当顾问，我没答应。

　　记者：后来怎么答应了？

　　韩琨：没过多久钱桥乡政府党委书记亲自到我家，说邀请我到奉贤去玩玩，其实想让我参观他们的工厂，我到那一看就更不想去了，很破烂的几间房子。参观了一会，就突然碰到他们厂的一位业务员，说他们想制作微型轴承密封圈，但大工厂嫌麻烦不给做，小工厂又没技术，很着急。我一听就来劲了，因为这个是我的老本行啊。我就开始给他们讲，这个密封圈其实做起来很简单，给他们介绍了应该购买的设备，厂房，还大致讲了讲管理。他们可就听进去了，没过多久我再过来看时，发现他们把设备都买了，厂房也建了，都是按我说的做。于是我正式接受了他们的聘书。

　　我是知识分子，第一次感觉有人这么重视我，做事情这么快，很感动。另外，他们按照我的想法花了50多万买了设备，如果做不好我就是罪人了，所以我当时就是想让他们知道，他们听我的听对了。于是我每周日从上海赶来进行指导，技术攻关，还给他们培养技术人才。

　　记者：没想过有什么风险吗？

　　韩琨：没太想，研究所里面领导都知道我在当"星期日工程师"，他们没有反对，后来我的密封圈实验成功了，他们还到奉贤去参观过，还曾有过合作的想法。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的知识有这么大的力量，很自豪。

　　记者：那后来的"韩琨事件"是怎么发生的？

　　韩琨：1980年，钱桥工业公司一次性奖给我3300元奖金。不久我就被几个便衣请到了上海市检察院，对方很客气，告诉我不用再去研究所上班了，每天到检察院去交待情况。

　　记者：都交待什么情况？

　　韩琨：比如在奉贤都拿过什么东西，吃过什么，用过什么。我说我收过3300元钱，他们问我钱在哪里，我想了3天没想出来，第四天检察院的人告诉我不用想了，他们调查清楚了，我把钱都给工厂里的技术人员分了。交待了几天实在没什么事情就把我放回了家。

　　记者：您的"韩琨事件"曾经在全国掀起了一个科技人员兼职大讨论，这些您怎么看？

　　韩琨：旋涡的中心其实最平静，我当时什么都不知道。从检察院回到研究所后，领导不让我做技术工作，改到车间里劳动去了。1982年12月23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接受报酬无罪，救活工厂有功"的文章，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安徽把我招过去到那里搞研究，于是在安徽我又搞了两个橡胶工厂，都很成功。我又回上海搞合作，在奉贤平安镇办起了一家橡胶厂，生产阻燃型船用橡胶件，列入了上海市星火计划项目，还和上海橡胶研究所的上级单位上海橡胶制品有限公司组建了"万里橡胶集团公司"，成为一个拥有近千名职工，年产值1．6亿元，年利税超千万元的县重点骨干企业。

　　记者：作为"星期日工程师"中影响最大的人，您怎么看？

　　韩琨：应该说，我切身地体会到改革开放真的能够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前，我们这些技术人员在研究所都是空着没事干。要不是改革开放我当了星期日工程师，我永远都不知道我具有开办工厂，让一个地区富起来的能力。改革开放改变了我的一生，应该说也改变了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人生。

　　新闻晚报记者 李宁源 上海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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