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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35名律师发难要求直选 签名律师被解聘

  来源:《百姓》 特约记者 孙红

    呼吁书出来后,很多律师突然都感觉到自己对律协的不满似乎早就存在了,即将来临的律协换届选举成了发泄情绪的最好时机

  北京律师唐吉田没有想到,自己签名转发的一篇网文竟会带给自己这么大的麻烦。

  8月26日,唐吉田在一家社区论坛上发表一篇名为《顺应历史潮流,实现律协直选—致全体北京律师、市司法局、市律协的呼吁》的帖子。

  一周之后,他被自己所在的律师所告知,他被解聘了。

  35名律师发难要求直选

  唐吉田并不是唯一的发帖者。

  当天,包括唐吉田在内的35名北京律师,在网上发表了同一篇35人签名的呼吁书—《顺应历史潮流,实现律协直选—致全体北京律师、市司法局、市律协的呼吁》。

  呼吁书称,北京律协的产生缺乏合法性基础,律师协会章程和选举办法没有经过全体成员投票,并经三分之二以上人数通过,应属无效;律师代表不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大多由律师事务所主任或合伙人担任,北京律协成了“富人俱乐部”。同时,还要求降低会费,称现在会费收取过高,支出不透明等。

  帖子发出的同时,多名律师和媒体记者也收到同样内容的短信或者邮件。尽管跟帖者大多持支持态度,但响应签名者寥寥。

  9月3日,签名者之一律师程海与北京市司法局局长董春江电话约定见面沟通律协直选事宜,但在会面时间上,两人一直未达成一致。

  然而北京律协很快有了反应。9月5日在自己的网站上,北京律协发表《北京市律师协会关于少数律师呼吁所谓“北京律协直选”的严正声明》。声明措词强硬,称:任何人利用手机短信、网络等媒介,采取私自串联的方式,以推动民主选举为幌子,发表煽动性言论,在北京律师中制造谣言,蛊惑人心,试图拉拢不明真相的律师支持所谓“北京律协直选”都是非法的。

  该声明出来后,呼吁书中的签名又增加了21人。35名最早签名的律师立刻发帖称,“鉴于‘严正声明’全篇对我们的合法行为进行诽谤和威胁,我们强烈要求参与制作、发布这份‘严正声明’的人员公开赔礼道歉”。

  但很快,律协“严正声明”在北京律协网站和其他转贴网站上就看不到了。

  9月12日,北京律协在其网站上公布了起草了6年的律协章程征求意见稿。有知情人士说,这份章程之所以酝酿数年不出台,是因为律协总感觉不够满意。而现在突然推出,按照司法局董春江的说法是“工作安排”。

  9月13日,程海、张立辉、李苏滨、邬宏威四律师和董春江见面。程海后来回忆说,这次会谈是在较为平等的气氛下进行的,双方就直选技术上是否可行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最后的共识是对北京律协选举走向民主化没有异议,分歧在于何时和如何实现民主的方法和途径”。

  9月19日,北京律协会长李大进在中国律师网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对此事进行了回应。李大进说,他很理解呼吁书中提到的完善协会民主建设的想法,其中具有建设性的内容协会应该吸纳,但有些内容过于偏激,并且在网上公开,他感到遗憾。对律师关心的会费问题,李大进认为,在4个直辖市里,北京的会费标准处于中下等。会费主要用于业务培训等服务律师的项目中。

  9月24日,签名律师之一唐吉田起诉律协“严正声明”民事诽谤侵权,向西城区法院提交了诉状。10月7日,西城法院表示经研究后不予立案。

  9月25日,签名增至70人;10月15日,唐吉田说,签名者将近80人。他对签名人数的增加缓慢表示理解,因为律师们的饭碗“在他们手里”。

  签名律师被谈话或解聘

  在北京,作为会员的律师跟律协“斗争”公开化这还是第一次。

  1995年之前,北京市律师协会尚属司法行政机关管理,协会会长、副会长都由北京市司法局局长、副局长兼任。当时个人会员只有1700个,团体会员66个,协会注册资金20万元。1995年之后,北京律协管理体制发生改变,会长、副会长全部由执业律师担任,司法行政机关对协会的管理从直接领导改为宏观指导。

  2005年北京市实现了律师协会会长直接由律师代表差额选举,逐渐走向“行业自治”。到现在,北京律协已是第七届,会员发展到16000多名。

  《律师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律师必须加入所在地的地方律师协会。也就是说,所有执业的律师都是当地律协和全国律协的会员。

  正是由于律师和律协如此紧密的关系,这次律师呼吁律协改革事件,给签名律师的生存带来了许多不利。

  律师张立辉透露,呼吁书发出之后,签名律师都被所在区的司法局找去谈话,询问签名目的和动机。他所知道的已有3名律师被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劝离。而且朝阳区司法局律管科还召集该区19位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开会,要求这19位律师书面写出签名动机。

  9月8日,北京律师杨学林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9月5日,我被西城区司法局的领导约去进行谈话。事情的起因是我在一个35名北京律师要求律协进行直选的呼吁书上签了名。这引起了北京市司法局领导的关注,便委托各基层局找这些签名的律师谈话。

  而唐吉田则说,他的合同10月份到期,所里已经明确告诉他不会再续聘。

  但这些事情没有得到律协或者司法局方面的认定。

  记者在采访北京律协某副会长时,他提到律协不是反对提意见,而是那些律师提意见的方式方法不妥,明明有会长信箱等渠道,为什么不用?任何改革都有个过程,有不足的地方可以提出来,现在使用的这种方式不利于和谐。

  唐吉田说他们中有人曾经给会长信箱发过信,但最终石沉大海。

  一隶属于北京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的老律师说,他自己很佩服这些年轻人的上进精神。他说,反映问题只要没有触犯法律就不能称为不合法,也没有人规定提意见一定要通过哪些方式。他支持这些律师的想法,尽管所里发了通知让大家不要参与,他也没时间参与,可是从心里他是支持的。

  他认为,律师们对会费不满意是因为财务不透明,而进行直选,不管选上来的人是谁都会取得民间的支持。通过这样的活动,可以把律协不规范的地方提出来,促进其改正,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样的行动就是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感受不到“娘家”温暖

  按照签名者程海的描述,是一直以来,一系列有关律师遭遇围攻、殴打、被强行搜身、会见难、取证难,去寻求律协帮助而杳无音信的诸如此类的事件让他忍无可忍。他和张立辉都提到,在去年代理山东沂南一起刑事案件时,5位代理律师中的3位遭到当地警方的非法拘禁,给北京律协的领导打电话求助,没有任何回复。

  秦兵也提到最近一起关于律师权益受侵害的案件,被律协漠视,无路可走时,他跟几位律师费了很大的力气召集到100人的签名,这个案件的二审才判决发回重申,他说如果律协肯伸出援手,那召集到的就可能是300人的签名,那这个律师可能就被无罪释放了。他说,律协这样的态度让他感觉不到娘家的亲情。

  今年即将来临的律协换届选举成了这种情绪最好的发泄时机。这份呼吁书出来后,很多律师好象突然都感觉到自己对律协的不满似乎早就存在了。

  在记者采访时,律师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北京律协确实该改革了。一个是选举,一个是会费。

  律师秦兵说,他做了13年律师,其中包括几年合伙人,可从来就没人让他参加过选举律师代表,更别说会长了。年轻的王律师和李律师也表示,他们没有收到过这样的选举信息。呼吁书甚至称,北京大概有90%的律师,从来就没有行使过选举权。

  其实北京律协对选举有明确规定,比如北京市第七届律师代表大会的选举方式是每50名律师摊分一个代表名额,这样50人以下的小律师事务所就几个合选一个。

  之所以很多律师没有过选举经历,知情人透露,这是因为其所在的律所对选举不重视造成的。“律所说穿了就是私人企业,或者是一个人的,或者是几个人的,这些老板会想到那些打工律师的民主权利吗?他们自己还经常开玩笑说‘看那些小律师让我们剥削得脸都绿了’,这样他们经常做的就是几个合伙人一合计,就把代表决定了,或者干脆就主任直接当了。”所以,这位知情人认为,从这个角度讲,就不能把选举权的丧失全都归罪到律协头上。

  而签名律师们认为,造成这种局面,也是因为制度的漏洞给了他们这个机会,所以要改变律协是“富人俱乐部”的现状,就要从选举制度的改变入手,也就是他们提出的直选。

  唐吉田说,无论是重庆还是深圳,尽管名义上叫直选,但在他们看来,都是直选的过渡阶段,不是真正意义的直选,所以这两个地方做的并不成功。直选模式可以参照农村选举,村民都可以实现直选,而且很成功,律师们怎么就不可以呢?其实律师是个很小的圈子,比如在网上就可以选举出自己心目的代表,技术上不存在问题。现在的问题不是能否做到,而是想不想做。

  上亿会费律协拿去买楼

  会费过高,财务不透明也引起了律师们的共鸣。

  尽管有律师反映会费太高,尤其对于刚入行的“小”律师,占收入比例太大,可更多律师反映是因为财务不透明让他们不知道自己的钱花到哪里去了。王律师抱怨,一年2500元的会费体现的就是一年一次的体检。

  律师李苏滨说,按照财政部等规定,社会团体个人会员的收费标准才10元,现在律协对律师收2500元、律所收1万元是违法的。

  唐吉田等人在呼吁中谈到会费时说:“2000年经费结余为1000多万元、到2006年底净资产竟达到1.16亿元、现金6300多万元,现在的净资产应当超过了1.5亿元。律协是社会团体,不得进行经营性活动,收那么多会费存在那干什么?会费只要保证正常活动略有盈余即可,过高的收费标准导致律协净资产不必要地快速增长,给律师和律师事务所造成很大负担。

  然后就有人把这笔钱的去处与律协在安定门附近购买的新楼联系起来。他们算了一笔账:律协购楼款是1.1亿元,加装修费是1.3亿元左右,每年物业管理和各项办公费用支出在400万元到500万元,北京律协历经四届12年时间攒了大概6000万元,这只是购楼款的一半,每年还要还1500万元的贷款,要分5年还。就是说,律师们交的会费几乎都用在了这座楼上,而且这座楼与他们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

  据说这个新楼已经可以入住,可是很长时间了律协还没有搬过去,有人说是因为装修气味没有散完,也有人说是因为各部门在争办公室,房间不够用,总协调不好。

  一位资深律师向记者谈到这座楼时很得意地说,应该是自己递交的报告让律协决定买楼的。他曾经去日本考察过日本的律协,他们有自己的办公楼,很漂亮,而且自己只用了很少一部分,其他用来出租,租金就用来给律师们办事。所以他回来后连续加班写了那个报告,希望律协也有自己的产业,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效益给律师们谋取福利。他讲这些话时,显然不知道这座楼的利用情况。

  要资历还是效率

  “其实这就是一个内部矛盾,可是律协处理方式上的问题导致影响扩大化了”,一名自称局外人的知情人认为,要理性看待这次事件,“双方都要理性,毕竟那些问题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

  她笑称这次的事件是“穷人闹翻身”。她分析道,最近几年,年轻律师非常多,100多人的律所有八九十名年轻律师,可这些律师的收入跟老律师没法比,因为有空白点的时期过去了,要想在行业内占一席之地谈合容易。这样,年轻律师就感觉权利没多少,义务又一样不少,难免心里不平衡。

  但是,她认为,如果把那些年轻律师选上去,效果不一定好。因为律协产生会长往往有条件的限制,比如业绩、资格、入行时间等,这样选出来的往往是资深律师或者名律师、富律师,“了解这个行当才能去管理,刚入行的怎么行?”

  她说,在一些相应的制度没有改善的时候,对律协提出过高要求也是不现实的。

  “有些律师只想着律协帮他们维权,可是那些司法部门就一定听律协的吗?如果有律师出了问题,第一个挨批的就是律协会长。她认为,有些人认为律协的座位能帮会长们揽生意的说法太偏激,因为目前当上会长、理事的律师已经是大牌律师,往往身兼其他更重要的政治身份,不仅不需要依靠律协,反而帮律协无偿做事的时间和精力会让他们损失成倍的金钱。

  她说,不管怎样,能有“革命”总是好事,这说明律协已经受到重视,“真拿律协当回事了,大家都看重自己的组织了,也就可以期待它发挥作用了”。然而她担心“年轻律师对行业了解太少,对中国国情了解太少,最后可能适得其反。这是一个过程,可以缩短,但不能省略”,她引用深圳律协改革的例子,说那是“法国大革命式”的,建立了一些,可也破坏了一些,代价太大。

  律师唐吉田表示听过这样的说法,他认为“穷人闹翻身”是对这次行动的误解。他表示,青年律师生存难是个社会问题,但不是所有的青年律师都有这个问题,在这次参加签名的人中,有的收入就非常高,“我虽然执业时间短,但不至于没饭吃”。“我们不是针对律协某个人,而是现在律协的运作模式太落后了,现在已经到了制度转型的时候了”。

  他认为自己被律所解聘可以理解,因为“是理想总要有人去做事,去拉近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尽管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可必须要有人去做”,他的目的,就是要把律师们从看客变成参与者,“改变主要取决于我们自己”。

(责任编辑:ro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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