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角七号》：那些流淌过岁月的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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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角七号》：那些流淌过岁月的情书

　　■本刊记者/罗屿

　　一部小成本文艺片《海角七号》，却在台湾票房直超《赤壁》、《色·戒》，甚至被当作台湾电影复苏的希望

　　2007年杨德昌的过世，让喜欢台湾电影的人一片迷茫。

不知道台湾电影的风光会不会像云一样飘走。上世纪80年代，有杨德昌、侯孝贤，还有摄影师杜可风，他们组成了台湾电影“最好的时光”。而今，杜可风成了王家卫的专属合作人，杨德昌也走了。很多人觉得，曾经的美好，或许永不会回返。

　　今年秋天，新晋导演魏德圣的处女作《海角七号》，给台湾电影带来了一丝希望。一部小制作，却成为台湾60年来最卖座的华语电影，超过了《色·戒》与《赤壁》。另外，它在台北电影节、韩国釜山电影节、夏威夷影展上也都有所收获，并将代表台湾角逐第81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侯孝贤在看过“海角”后曾感慨说：“如此真诚的影片若不卖座，台湾电影的未来真不知在哪里了。”

　　不批判，不讽刺，不怜悯

　　20多年前，罗大佑在《鹿港小镇》里唱着“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没有霓虹灯”，而《海角七号》则以男主角阿嘉的那句 “我操你妈的台北”开始了。二者间，是种类似的情绪宣泄——城市化进程日益加深，从而导致了人心的压抑与迷茫。

　　“海角”的故事很简单：失意的乐队主唱阿嘉(范逸臣饰)从台北回到家乡——台南小镇恒春，做起了兼职邮差。一个写着“恒春郡海角七号番地”的邮包，因为地名已不存在，被他随便丢到床下。来台湾发展的日本少女友子(田中千绘饰)被派到恒春任公关联络，负责协调日本巨星中孝介的恒春演唱会。

　　在乡代会主席(马如龙饰)极力争取下，以阿嘉为首的几个乌合之众临时组团为演唱会暖场。练习过程中，友子与阿嘉不打不相识，渐生情愫。友子在阿嘉房中偶然发现了寄到海角七号的信，发现那是60多年前台湾光复时一位日本老师被迫遣返，不敢向他暗恋的台湾学生示爱，在去世前写下的7封情书，由他女儿按日据时代旧地址寄来台湾。友子和阿嘉决心将信送到老妇手上，而本不被看好的临时乐团也在演唱会上奇迹般地一鸣惊人。

　　导演魏德圣在拍片之初，想法并不宏大。他说，只想给观众讲个好故事，收回成本，再闯点小名声，就满足了。虽跟随杨德昌多年，一直做他副手，但魏德圣说，自己做电影，顶多算个新人。

　　正是这种心态，让魏德圣拍片秉承了杨、侯的文艺气质，但相对而言却更大众化，调子也很欢快，他站在平民的视角，朴实地歌颂着台湾的小人物，对白生活化，还时不时加些幽默桥段。他灵活地运用方言，去除了观众既熟悉又害怕的台湾腔。

　　他没有以艺术家和社会学家的身份，俯视众生的悲惨和困苦，他说，自己没到那个高度。他只是把原原本本的生活，以他的视角拍给你看，精华、糟粕，全盘托出——“生活中，它们本就是一体的。”他不批判，不讽刺，也不怜悯，而只是“同情”——同其所情，感同身受。因此，他的片子不苍凉，不酷烈，而是带着真诚与温暖。

　　他会借助片中人物，娓娓道来：生命就是在寻常的日日夜夜间，一点点，一涓涓，流走的。抑郁与欢愉，人所共有，只看你怎么选。这种基调，就像他的影片：平易，简单，所有人都能看。但是，有些人却可以看得很深，非常深。《海角七号》从始至终，没一句让你顿彻顿悟的哲理。而你在看过之后，却会多了些风从云，影随形，花树自开水自流的平和与释然。

　　魏德圣的平民情怀与积极心态，多少和他的经历、性格有关。今年40岁的他，被台湾媒体称作“傻子导演”。为了拍片，总是到处借钱，却很少借来。拍摄“海角”前，他原本打算用2000万美金，拍一部名为《塞得克巴莱》的大制作。他自掏腰包250万台币，拍了5分钟样片，只为向投资人证明：他是有能力的。只可惜，没人信。

　　无奈之下，魏德圣拍了小成本的《海角七号》，当作投石问路的一张名片。拍片的5000万台币中，台湾政府给了500万辅导金。剩下的，他背着妻子把房子拿去贷款，弄到了1500万。其他都是东拼西凑借来的。那时，他的朋友接他电话，一定是：“有没有200万？100万也行。”魏德圣说，自己就是在赌，输了，大不了慢慢还。

　　红得莫名其妙

　　魏德圣觉得，自己其实挺幸运。台湾民众给了“海角”将近100分的好成绩。但他清楚得很，其中有50分，靠的是运气。“今年的台湾，正处于政治混乱和经济不景气的低荡期，每个人的心中都有遗憾与苦闷，无从排遣。《海角七号》来的恰逢其时，它刚好传达了‘追求梦想永不放弃’的精神，自然成了人们情感宣泄的出口。某种程度上，就像当年林志玲的爆红，红得莫名其妙。”

　　片中角色乐队主唱阿嘉，一身理想，可越朝目标努力，就越会被理想狠狠羞辱，他甚至想要放弃；老邮递员茂伯，弹得一手好月琴却一辈子没上过舞台；米酒推销员马拉桑，每天面对歧视，却仍奔波不停。他们就是你身边的某个人，或者就是你自己。因为认同，所以有了共鸣。而片中那些失意人，最终能够快乐地面对生活，宽厚地面对歧见，勇敢地和生活和解。对民众而言，就像是一剂强心针。

　　有人甚至觉得，片中那个临时组建的平民乐队，也是台湾社会的投影。长期以来，台湾人的孤岛意识，让他们觉得风雨飘摇，无根无依，于是更渴望证明自己。电影中的乐队，恰好也是这样，他们不专业也不正规，但一样拥有梦想，并在努力后，赢得了掌声。

　　贯穿影片的7封情书，全部出自魏德圣之手。他是在阅读了很多名家情书后，用旧体书信格式写成。文字清新，有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湾文学的质朴与娴雅。对比今天的台湾：明星绯闻、政治作秀、充斥着骚乱与不安，这与很多人心中那个羞涩、婉约的岛屿有着天壤之别。如果艺术是种唤醒，或许《海角七号》也能像片中那些流淌过岁月的情书，唤醒当下台湾的宁静、抒情与感怀。

　　有人觉得，《海角七号》的出现，预示着台湾电影第二次“新浪潮”的来临。魏德圣说，要形成潮流，必须像潮水一样，一波接一波。他真的不敢说，下一波是不是还能冲得那么高。从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到杨德昌的《一一》，台湾电影的境况，不是一部片子就可以改变的，它已伤过太多导演的心。之后的路，是众志成城，继续奋进，还是各自为战，小富即安。这是所有台湾影人共同面对的难题。

　　在台湾做导演，其实是个挺不容易的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他们几乎都是靠着新闻局的电影辅导金过日子，而辅导金数量、名额有限。导演们几乎只有0.1%的时间去考虑电影本身，剩下99.9%的时间都在找钱。即便拿到辅导金，也只有二三百万台币，根本无法拍完一个影片，拍不完还要受罚。拍完之后，如果没钱做推广，进入市场仍是死路一条。

　　《海角七号》的出现是个好苗头，至少有观众愿意为华语片坐进电影院。或许，新闻局也会因此增加下一届辅导金的数量与名额。当然，这还都是未知数。但魏德圣笑说：“有希望总是好。”此时的他，脑中大概浮现的正是《海角七号》中的一景：一片海，一片没有烟雨的天空，而后，镜头久久停留在一个女孩微笑的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