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忠梅：修改法律降低“民告官”成本

　　吕忠梅：修改法律降低“民告官”成本

　　楚天都市报消息（特派记者杨磊）“实施了18年的《行政诉讼法》的部分规定已经明显滞后了，最突出的问题是‘官本位’色彩浓厚，让一些当事人不敢告官、不愿告官。”湖北省高院副院长吕忠梅等30位湖北团的全国人大代表，向全国人代会提出议案，建议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为“民告官”营造宽松的司法环境。

　　老百姓为何不愿“告官”

　　据司法统计，截至2007年度，全国法院共受理行政案件70余万件，平均每个法院每年受理不到20件。在司法实践中，有不少法院全年没有受理1件行政诉讼案件。吕忠梅说，这种现状与我国13亿人口大国、行政机关承担大量社会管理事务的事实相比，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她从实践中了解到，不是老百姓没有行政争议可诉，而是他们对行政诉讼制度缺乏信心，表现为：当事人不敢告、不愿告，法院不愿审、不敢判，法院判决执行难，等等。

　　吕忠梅说，行政诉讼法1990年实行时曾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因为老百姓终于可以“告官”了，这在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然而今天，《行政诉讼法》的不足已经暴露出来，“民告官”现在不是不能的问题，而是成本可能过高。

　　为提出修改《行政诉讼法》议案，吕忠梅准备了3年。在她背后，还有湖北省高院行政庭的法官们参与调研。

　　有些案件法院为何不受理

　　在司法实践中，经常有一些“民告官”案件法院不予受理。

　　吕忠梅说，这是因为“民告官”的大门打得不够开。按照现行的《行政诉讼法》，你只能告具体的行政行为，却不能告抽象的行政行为。比如政府部门的规章，即人们常说的“红头文件”，就不能告。

　　举个例子，律师郝劲松诉铁道部涨价的案子，他不能直接去告铁道部涨价的文件。他为了告这件事，必须首先去买一张火车票，证明自己是买票以后一个具体权益的受害人，才能去告。而最终结果是即使告赢了，也不能从法律上推翻这个涨价文件。

　　另外，还有管辖权的问题。如一个地方的老百姓上访，地方负责人接待老百姓，说这个问题就依法定程序去办吧，法院怎么执行就怎么办，老百姓很高兴，就到了法院，而法院院长马上就会交待，说这涉及到我们地方稳定的大事，刚才接到了主要领导的通知，这个案件最好不要受理。本地政府有的案件由本级法院来进行管辖，那么这个法院是受理还是不受理呢？有些法院的零受案率，跟这个问题是直接相关联的。

　　想打官司，但找被告太难

　　找被告难，现在也是“民告官”案件较少的另一个原因。

　　吕忠梅举例说，一个住在湖边的居民，遭遇湖泊污染带来的众多问题，但是他却不能告批准排污的行政部门。

　　因为按照现在的《行政诉讼法》，你不是直接法律意义上的受害人，你就无权告。如果你是一个渔民，你可以告，但是告谁呢？环保局是发证的，水务局是管污水的，市政府是对环境质量负总责的。因为这个事情涉及到多个行政部门，这些部门会互相推诿，法律也没有明确到底该告谁。这些问题都为“民告官”设置了一个相对较高的门槛。

　　为此，吕忠梅建议，修改《行政诉讼法》，降低门槛，为公益诉讼铺平道路。比如，湖泊污染了，我作为住在湖边的居民就可以向批准排放污水的行政机关提出诉讼。另一方面，在找不到主管部门的时候，法律应该明确地方政府作为被告。

　　打一场官司至少要3个月

　　吕忠梅说，现在的《行政诉讼法》只有普通程序，没有简易程序，也是百姓不愿告官的原因。

　　她举例说，一个人交通违章，被交警罚款20元。他不服，要提出行政诉讼，按照《行政诉讼法》，至少需要3个月时间结案。吕忠梅说，这种情况下，一些老百姓不愿意“民告官”，认为太花时间和精力。因此，建议《行政诉讼法》增加简易程序，将公平和效率结合起来。

　　她说，现在的《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可以使用调解，过去这是为强调政府的权威性，现在提倡打造服务型政府，修改的法规应该增加调解制度，让行政机关和当事人能够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