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扶贫成就斐然(图)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

　　“30年来，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500万以下。”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范小建日前告诉记者。

　　来自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过去25年全球脱贫事业成就的67%来自中国。联合国2008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中称，中国通过深入有效的扶贫措施，已提前实现绝对贫困人口和饥饿人口减半的目标。

　　“中国的扶贫开发，是伴随着思想解放和经济发展的进程，在不断创新体制，完善政策，强化手段。”范小建表示。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农村还有2.5亿贫困人口。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建立、农产品价格的逐步放开以及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使农村贫困问题得到大面积缓解。

　　1986年，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到1992年底，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8000万人。

　　1994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开始实施，国家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开展大规模扶贫攻坚，力争用7年的时间，到2000年底基本解决当时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在之后的7年中，中国政府投入的资金1561亿元开始了浩大的造血扶贫世纪工程。

　　2001年，国务院宣布，经过七年的扶贫攻坚，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减少到3000万人，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下降到3%左右。除了少数社会保障对象和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劣地区的特困人口以及部分残疾人以外，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中央确定的扶贫攻坚目标基本实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有关专家如是评述。而在同一时期，世界贫困人口平均每年增加1000万。

　　2002年至今，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基本方针指引下，通过实施城乡统筹战略促进扶贫工作，目前已形成一个集行业政策、区域政策和社会政策于一体的“大扶贫”格局。

　　十个“一号文件”

　　形成扶贫事业的政策保障

　　“改革开放30年，围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中央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包括数个中央全会文件和10个中央"一号文件"。”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介绍说。这些文件记录了我国农村改革前进的步伐，也彰显出中央对“三农”问题和农村扶贫的重视程度。

　　上个世纪80年代初，5个“一号文件”启动了中国农村发展的第一个重要时期。主要拉动力是农民首创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极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集中释放了压抑已久的农村社会生产力，一举解决了中国人吃饭问题。

　　改革初期5个“一号文件”之后的一段历史时期，每年都要对“三农”工作进行研究，出台相关文件。特别是1993年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以后，每年都要召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这些文件归纳起来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发展农业生产，二是增加农民收入，三是保持农村稳定。”段应碧表示。

　　针对当时农民负担重的情况，1996年中央出台13号文件，有效地遏制农民负担日益加重的趋势。此间，中央还先后召开了3次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加大扶贫力度，基本实现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针对农村出现的“卖粮难”、农民负担加重、农民增收缓慢等矛盾，中央又连续出台文件，求解“三农”难题。如提出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提出并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90年代中后期提出在沿海发达地区和大城市郊区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等等。

　　正是在这些政策措施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的实践努力和理论探索，中央不断加深对“三农”问题的认识，终于在新世纪提出统筹城乡发展、“两个趋势”的判断、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战略决策，最终形成了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系统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体系。这些都成为各级政府积极促进中国扶贫事业发展的政策保障。

　　NGO与企业成为扶贫的重要力量

　　“中国扶贫模式已悄然生变！”对此中国扶贫开发协会会长胡富国有着深刻的体会。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NGO)、企业正积极参与到扶贫项目中，一改以往扶贫工作靠政府一手“包办”的局面。

　　“不久前，"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合作实施村级扶贫规划试点项目"如期完成，该试点项目由国务院扶贫办、财政部牵头，由江西省扶贫办委托中国扶贫基金会管理800万元政府扶贫资金，通过公开招标，选择中国本土优秀的NGO，在江西省3个国家级贫困县中选择18个贫困村，组织当地村民制定和实施村级扶贫规划的试点项目。是政府扶贫资源首次向NGO开放。”中国扶贫基金会段应碧会长认为，这是中国扶贫模式从政府“包办”向“政府—非政府组织”合作转变的第一步，也是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企业三类部门共同携手扶贫的一次成功尝试。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如何更好地瞄准贫困人口，并有针对性地采取帮扶措施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与政府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工作相比，NGO等社会扶贫力量在微观层面更具优势，更加讲究专业化和精细化，因此也更易瞄准贫困人口，并更易采取灵活措施保证扶贫效果。

　　近年来，中国政府对“草根扶贫”的力量日益认可也激发了民间力量参与扶贫的热情。2007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我国第一个以企业家为主体组建的、专门致力于扶贫开发的基金会——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在北京正式成立。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参与扶贫的NGO组织如同雨后春笋一样成长了起来。

　　与NGO组织同时投身到扶贫浪潮中的还有中国的企业家们。以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为代表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响应“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发起实施了一项名为“光彩事业”的开发性民间扶贫活动。如今，这一事业在中国一些贫困地区蓬勃开展。目前，联合国已将“光彩事业”作为一种新型的扶贫开发模式，在世界范围内推广。

　　从改革开放中率先得益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们，越来越频繁地在参与各种扶贫济困活动。有意义的是，很多的NGO组织联手企业在中国农村实行了参与式扶贫，让农民成为参与扶贫决策、实施和监管全过程的主体，在改变贫困村庄落后面貌的同时，也改变着贫困农民的思维和生活方式。

　　成就和挑战并存

　　“纵观改革开放30年来的扶贫开发工作，一方面，使贫困人口分享到了改革开放和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切身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切身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另一方面，促进了贫困地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为贫困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段应碧表示。

　　实践证明，扶贫开发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行动，是缩小差距、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战略举措，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

　　“尽管农村减贫成效显著，但我国扶贫开发仍然面临诸多挑战。”范小建表示。目前，我国还有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居住在自然条件很差，生存环境恶劣，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欠缺的地区。此外，贫困地区遭受自然灾害的几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五倍，脆弱性明显。

　　“今后中国将继续优化扶贫环境，努力促成区域、行业和社会政策进一步向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倾斜。”范小建表示，我国将逐步提高扶贫标准，使更多的贫困人口得到扶持。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实现扶贫开发和农村低保两项政策的有效衔接。完善财政扶贫资金与信贷扶贫资金管理体制，创新社会扶贫机制，推进扶贫工作法制化进程。(高志民;王泳) (来源：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