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0月9日，青白江川化厂区，20多岁的青年女工杨军等几十名“百日红”竞赛中的优胜者，披红戴花走上主席台，接受当时的省委领导杜星垣等的颁奖。奖金50元——这比杨军当时一个月的工资还多。
就是这一年，推行农村改革的同时，四川在全国率先开始工业改革：扩权让利。
在原来“统收统支”基础上，允许企业完成年终计划后，提留少量利润（约总额的7%）由企业支配，也可给职工发奖金。
四川化工厂进入四川省第一批、也是全国第一批国有企业扩权试点6家企业名单。
此后，厂长负责制，企业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最终，现代企业制度扑面而来。30年风雨，已成为上市公司的川化集团仍然勇立潮头。
个案中或许蕴涵着未来一个时代的答案。
本报记者 梁现瑞 黄里实习生 罗美多
序曲
禁锢：51.5元的月工资“原地踏步”15年
1979年，四川化工厂组织科长、39岁的陶孝伯迎来了人生的大喜事——第一次涨工资，月工资由51.5元涨到了57元。
四川化工厂1978年10月进入四川省第一批、也是全国第一批国有企业扩权试点的6家企业名单中，次年的涨工资直接让全厂职工得到了改革的“实惠”——万余职工中有百分之三的人升了一级工资。
29年后的今天，2008年10月27日，68岁的陶孝伯坐在川化集团办公室接受记者采访，还记得起当年那种欣喜若狂的心情：“我是幸运的！每个月多了5元5哦！之前有15年没升工资了。”
陶孝伯1964年大学毕业，到中共中央西南局组织部工作，月工资就是51.5元。1969年他被下派到四川化工厂的合成氨生产车间当一名操作工，后来又回到工厂组织科，逐步升任科长。
其间的1974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四川化工厂从日本引进了一套年产30万吨合成氨和48万吨尿素的化肥装置工程，这是当时全国引进的13套同类设备中的第一套……1976年进口设备建成投产，川化产能产值成倍增长，效益大增。
然而，人世沉浮、企业成长的背后，却是持久的静止——职工收入与企业运作制度犹如一潭死水。从1964年到1979年15年间，陶孝伯的工资一直在51.5元上原地踏步。
工资零增长，人员也几乎是零变动。陶孝伯记忆颇深，“厂里要提拔一个车间副主任，或调一个人进厂，都要经过成都市化工局和成都市委组织部的重重审查。”
为此，陶孝伯在组织科做得最多的事，就是为了人事变动，从青白江赶车进城，跑“局”跑“部”。当时交通不畅，来回一趟要花整整一天。“反正厂里面基本没什么权力。没有财权，利润全部上缴；没有人事权，连提拔个副科级干部都要上级批准；没有自主生产权和销售权，所有产销指标全部由政府计划部门与物资部门决定。”
陶孝伯对工资的记忆，原来，联结着对那个年代国有企业管理体制高度集中、管得过死、企业缺乏经营自主权的反思。
主曲
扩权：生产能手拿到50元的“巨额奖金”
1978年10月9日，青白江川化厂区，彩旗飘舞。在雷鸣般的掌声中，20多岁的青年女工杨军等几十名职工，披红戴花走上主席台，接受当时的省委领导杜星垣等的颁奖。
这是因为杨军他们在当年全国七大化肥厂开展的第二次“百日红”竞赛中成为优胜者。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奖金要多许多。以杨军为例，她得到了少数人才有的特殊奖50元——这比她当时一个月的工资还多。
这次隆重的颁奖，源于1978年10月四川省委在全国率先开展的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的改革——四川化工厂、宁江机床厂、重庆钢铁公司、成都无缝钢管厂、南充丝绸厂、新都县氮肥厂等6家企业列为试点对象。试点的内容是，在原来“统收统支”的基础上，给企业增加一定的留利的权利，允许企业完成年终计划后，提留少量利润（约总额的7%）由企业支配，也可给职工发奖金。
打破坚冰，来之不易。就在改革前夕的1978年4月，四川化工厂在第一次“百日红”竞赛之后，准备对超产较多的职工进行奖励，每增产100元发给0.72元的奖金，却因不合当时制度，50多天后才勉强获上级批准。
企业的干部职工要求“松绑”的呼声很高，而《四川日报》第一时间表达了来自基层的心愿。
当年第二次“百日红”竞赛结束之际，《四川日报》于9月27日刊登了一条“工作研究”，直指当时企业管理体制的弊端：按规定，对一个职工实行两种以上奖励办法，要经中央主管部门批准。我国十几万个企业，哪一个单位能够把他们的情况都了解清楚……这个问题不能解决，企业浪费现象将继续。
文章刊出后引起了强烈共鸣。“简直是说到我们心坎上了。”陶孝伯回忆说。
风起青萍，上下同心——几天过后，四川省委在全国第一个启动了工业改革，川化成为全国第一批6家改革试点企业之一。
历史总有着一些耐人寻味的巧合。1978年春，距离川化不到50公里的广汉金鱼公社（今金鱼镇）的农民推行“定（包）产到组”，1978年秋，川化实行将生产指标“定到车间”：在全厂完成任务的前提下，厂对车间考核计分，按原定编制人数考核计奖，减人不减奖；而车间的奖励权限扩大，由车间考核个人，实行按岗位任务、成本指标和工时考核计分。“这样做一是奖金差别扩大至六七元，能较合理地体现出劳动质量的差别；二是凭数字说话，解决了评奖容易发生的扯皮、不服气等麻烦。”在陶孝伯看来，“本质就是定产到车间和组。”
曾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冯举指出，从扩大企业自主权着手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渐进式调整各方的利益关系，充分调动企业、个人等各方积极性，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发展
制衡：用人上厂长与书记有分歧就搁置再议
1985年初，陶孝伯成为四川化工总厂（1984年9月更名）的党委书记。由于对生产管理一直不熟，所以他心里忐忑不安。
上级领导的一番动员最终打消了他的顾虑：“现在你这个书记只管思想政治了，生产业务由厂长来负责。”
确实，之前半年，川化已被确定为全省厂长（经理）负责制的试点企业。更早之前，川化像其他国企一样实行党委领导，一直党政不分，常常是“抓政治”胜过“抓生产”。
开始于1984年的厂长负责制，将工业改革的矛头第一次对准了“党政不分”的弊端。眼光放得更广阔，可以发现，早在4年前，1980年夏季广汉县向阳乡就全国第一个摘下了“人民公社”的牌子，成立乡人民政府，在农村基层尝试“党政分开”。
到1985年底，全省各地实行厂长负责制的企业已达625家。然而，厂长负责制在激发微观经济主体焕发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引发各方争议。查看1985年前后的《四川日报》，报上不乏纷纭声音：《厂长“组阁”后党委怎么办?》《实行厂长负责制会削弱民主管理吗》《厂长权威与民主管理》……争议不无道理。从后来的实践看，由于一些企业内部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厂长负责制最终畸变为“厂长专制”，一批企业“穷了庙子富了方丈”。
“幸运的是，川化在民主决策这方面做得很不错。”陶孝伯回忆，当时厂长负责生产上的大事，而他这个党委书记主要管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但对于企业的重大事件，党委还是发挥了原有传统作用，大家民主决策。陶孝伯在川化当了15年党委书记，他的经验是：厂长与书记要互相尊重互相支持。提拔生产行政上的干部，厂长有权提名，经民主程序任用。“如果对备选人厂长与书记意见有分歧，就先不急于任命，搁置起来，再听取各方意见或交集体讨论。”
由于管好了用人权，用好了人才，尽管市场景气度有周期性变化，川化也遭遇过产品滞销之痛，但是建厂52年风雨走过，依靠集体智慧一次次化险为夷，不断发展壮大。“在国企大面积亏损的上世纪90年代，川化从未停发过工资。因为信誉好，银行上门来求川化贷款。”陶孝伯的话，透出自豪。
高潮
变革：迟到了五年的股份制改造
“船大难调头。”这是厂报记者鄢渝葵在一次市场调查后的直观感受。1990年前后，川化产品在四川攀西一带销量剧降，市场占有率一度从90%以上回落到40%左右。调查后发现，滞销原因是川化生产的小颗粒化肥不能适应当地的干热河谷气候，肥料一到作物的叶面上，经太阳炙烤就会“烧苗”。而同期市场上的一些新产品更贴近消费者，夺走了许多市场份额。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带着“计划经济印痕”的国有大型企业，弊端凸现，竞争力下降——自1992年到1996年，全国国有企业破产达6232家之多。
新的变革——股份制改造，进入川化人的视野。1995年，川化集团决定将其优质资产——年产1.2万吨的三聚氰胺分厂上市融资。
“最初决定是在香港上市，首次发行3000万股。”陶孝伯回忆，最终没办成，“一是因为资产太大而股份限额太少，二是各方伸手讨要原始股的太多，没法满足。”再加上后来的亚洲金融危机，香港上市就搁浅了。不
过，后来种种迹象表明，在国内上市的条件日趋成熟。“为此，公司决定，放弃在香港上市，转而在国内上市。”经过一系列准备，2000年9月26日，川化1.3亿A股在深圳交易所成功上市，募集资金8.034亿元。
继1984年成立总厂、1995年成立集团之后，川化在2000年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迈出了最重要的第三步——股份制改造，由传统的生产经营型企业跨入现代资本经营型企业。
尾声
科学发展观引领下继续改革向前
今天回头看川化，有一事绕不过——2004年的沱江污染事件。当年2月18日，川化集团旗下的第二化肥厂二车间的两台环保装置发生故障，导致沱江污染。
事故发生后，川化人痛定思痛，在2004年一年中用于环境保护的总投资就达4130万元，相当于过去十年这方面投资的总和。川化走上了工厂与环境、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的科学发展之路。
回望历史，与30年前参与第一批工业改革的企业相比，川化人是可以骄傲的，30年来持续不断的一次次改革，赋予了企业克服困难冲出逆境的力量，至今企业仍勇立市场经济的潮头。
记者翻开《当代四川简史》，发现1978年起四川在全国率先进行工业改革，一路行来风起云涌：扩权让利，缴利改缴税，厂长负责制，企业承包制、租赁制，内部优化组合，股份制……可是，当年最先改革、曾名噪一时的企业，许多竟难以寻找了。它们或被转卖、或被兼并、或主动破产，连厂房带招牌都不见了踪影。能够存留至今活得好好的，并不多见。
“为什么他们没能发挥先人一步的优势，没有持续走向更大的辉煌？”记者感慨。
“不怕慢，就怕站。”对此，原四川省政协副主席、著名经济学家辛文有清晰的认识，“四川企业不乏改革创新的勇气和智慧，但部分企业缺乏那种坚持改革的韧性。”
在他看来，市场环境变化莫测，企业发展的速度自然有快有慢。慢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满足于已有的成绩已有的模式，停滞不前。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时的勇气值得嘉许，而恒久坚持变革，兴利除弊，与时俱进，是更加难得更加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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