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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我在地方报纸上看到一则教育新闻，说福建某职业学校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毕业生100％就业。这在当前学生就业低迷的情况下，显然是有借鉴意义和推广价值的。于是，我打电话与该校校长联系采访，他先是说很忙，随后又借口采访需要经过主管的省劳动厅批准。
我只好给劳动厅办公室主任打电话，主任说这种采访用不着批准，校方可以自行决定。我把主任的意见告诉校长，他说没有上头的同意不能接受采访。
我不得不找分管宣传的副厅长说明情况，他表示欢迎采访，让我和厅宣教中心的相关人员联系。随后，宣教中心帮我出面联系，但校长依然说要厅里的书面通知才行。又一次请示相关领导后，让我先把采访提纲和记者证复印件传真过来，以“验明正身”。
当了21年记者，搞批评报道被采访对象严格“盘查”是常有的事，但搞正面报道被这么“踢皮球”还是第一次。报道学校毕业生就业好，只会对学校的形象有好处，可他们为什么不愿接受采访呢？我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就把这段的采访经历写了下来，发在博客上。
有人看了我的博客，把这篇博文推荐给劳动厅领导看。领导做了批示，那所学校的校长这才和盘托出——原来不少记者以采访为名，做有偿报道或推销专版广告，令校方不胜其烦。对于记者采访，学校是能推就推。校长还说，他最怕看到区号010（北京）的电话，这种电话多半是以各种名目来要钱的。
真可谓“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少数记者的不规矩行为，不仅影响了媒体的公信力，也败坏了记者的职业形象。我这才相信，社会上传闻的“防火防盗防记者”，并非空穴来风。
和我刚当记者那阵子相比，现在各种媒体越来越多，记者的人数也在成倍增加，但记者的形象越来越差却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在我们的职业群体中，不乏利用媒体特有的话语权谋私的。如今拿了钱给人家说好话的“有偿新闻”已经不再是新闻，够得上新闻的倒是“有偿不闻”了——被抓住把柄的人花钱请求记者不要写负面报道。近期炒得轰轰烈烈的山西煤矿“封口费”事件便是最新的一例。
当然，这其中有些是没有证件的假记者。但即便是持有记者证的真记者，也有“挂羊头卖狗肉”的。我认识的某报记者就是靠交了一笔“版面费”而获得记者证的，他的主要任务是拉广告和发行，记者的身份仅仅是为经营活动打掩护而已。更有甚者，在“买”了记者证之后，就以记者之名到处找官员或企业老板的茬，貌似为百姓代言，其实是拿百姓的诉求去和官员或利益集团搞交易，从中谋取钱财。这种做法与买官卖官简直没啥两样，但影响更为恶劣，因为记者代表社会良知，如果连良知都能出售，还有啥不能卖呢？
媒体行业乱像横生，既与媒体的管理层有关，也与媒体的生存状况有关。一家有职业操守的媒体，它的记者应该也是规规矩矩的。那些口碑不好的记者，他所在的媒体的形象一定不怎么样。目前中国的报刊总量有上万种，其中有些经营状况不良甚至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有的媒体从业人员便靠突破职业底线来勉强维持生计。对于这部分报刊，应该像企业那样，该破产的就让它破产。对于那些与身份不符的记者，就该取消从业资格并不再录用。这样，我们这个行业就会净化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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