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吴敬琏谈市场经济体制改革30年

　　人民网2008年12月3日，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30年”为主题做客“人民议事厅”与网民交流。

　　主持人:欢迎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来到人民议事厅，就改革开放30年来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与完善与我们进行交流。作为市场经济的推动者，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最早因为对市场经济鼓与呼，被称为“吴市场”，近年来又因为不断呼吁法治建设而被成为“吴法治”，其中的转变，发人深省。吴敬琏认为，法治为市场经济提供制度支撑，规范政府行为，保障公民权利。好的市场经济本身就意味着法治。为了把改革推向深入，吴敬琏认认为还要在提升法治观念、建立透明的法律体系、完善司法体系等方面继续推进。

　　中国经济改革中最重要的举措是“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

　　主持人:作为市场经济的积极推动者，您见证和亲历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全过程，现在回顾这个过程，您觉得有哪些重要的举措？

　　吴敬琏:首先是商品价格的基本放开。按照一九八六年拟议的配套改革，是以“先调后放”、实现商品市场的自由价格制度为重点的。这项对于形成市场制度极其重要的改革虽然没有能够在一九八七年如期推出，但在一九八八年以后的宏观经济紧缩即“收拢货币”的条件下和在一九九二年改革的新高潮中却顺理成章地实现了。这意味着商品市场的基本形成。

　　其次，是根据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从一九九四年开始了以财政、税收、金融、外汇等方面为重点的改革。这一改革所取得的成果，为宏观经济管理奠定了基础。

　　再次，根据上述《决定》和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人大常务委员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一九九五年开始了在国有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工作。一九九七年的中共“十五大”，特别是一九九九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除极少数需要由国家垄断经营的企业外，所有国有企业都要进行股份化改制，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在股权多元化的基础上，改制企业（绝大多数是国有独资集团公司下属的二级企业）大多按照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搭建起公司治理的基本架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在一九九九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明确“多种形式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后，开始了根据“三个有利于”的原则“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的工作。根据“十五大”决定，这项工作包括三项主要内容：一是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缩小国有经济的范围；二是努力寻找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多种公有制实现形式；三是鼓励个体私营等非公有经济的发展，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调整所有制结构的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内容，是“放小”，即“放开搞活”国有中小型国有企业，包括“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在世纪之交，大部分国有中小企业和基层政府所属的乡镇企业通过股份合作制、整体出售、公司化等多种方式实现改制。这为民营经济增添了一大批生力军，成为中国经济走向繁荣的最坚实的基础。

　　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

　　主持人:经过这些改革，您觉得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实现了吗，具体有哪些表现？

　　吴敬琏:应该说在二十世纪末的时候，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它的主要表现是：第一，以民营经济为主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格局的形成。这种所有制格局首先在沿海地区形成，然后逐步向内地延伸。它促使这些地区的经济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涌入；第二，商品市场初步建立，要素市场开始形成，并在资源的配置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三，宏观经济管理体系初步建立。这一体系的基础在一九九四年的财税改革和金融改革中开始建立，使宏观经济管理当局有能力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总量手段调节宏观经济，并在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五年反通货膨胀和一九九八至一九九九年反衰退中发挥了明显的作用。

　　在市场制度的推动下，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经济总量的高速成长。在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中国的经济总量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GDP增长十六倍，经济总量占世界第四位，进出口总额由世界排名第三十二位跃升为第三位。中国已成为保持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第二，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在改革开放前的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七年的二十年中，中国普通居民的生活水平，粮、布、住房、食用油等基本消费没有任何提高。而在最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一九七八年的三百四十三元提高到二○○七年的一万三千七百八十六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一九七八年的一百三十四元提高到二○○七年的四千一百四十元；第三，减贫取得很大的成效。农村最基本生活未能得到保障的贫民三十年中减少了两亿多人。世界银行发表的减贫统计表明，一九九○至二○○二年世界减贫人口的90%是中国实现的。　　应推动法治的市场经济

　　主持人:您因为坚持改革的市场经济取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被称为“吴市场”。近年来又不断呼吁法治建设，又有人称您“吴法治”，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转变？

　　吴敬琏:在我国改革的早期阶段，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不少市场取向改革的支持者都认为，只要放开了市场，就能够保证经济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而没有认识到市场的正常运行是需要一系列其他制度的支撑的。没有这种支撑，市场经济就会陷入混乱与腐败之中。缺乏这种认识,对于改革深入以后,社会无序和失范的现象反而愈演愈烈的状况就会感到迷惑。钱颖一教授曾经对于好市场经济与坏市场经济的区分作了分析，他指出，在目前的世界上，宣称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占了绝对多数，但是建立起规范的市场经济的国家并不多。许多国家仍然在无规范的、由权力支配的市场经济，或者叫做坏的市场经济的陷阱中挣扎。原来实行计划经济国家进行市场化转轨，弄的不好，也往往掉进这种坏的市场经济的陷阱。

　　转轨国家落入这种陷阱的概率很高的原因是：改革是在保持原有行政权力体系的条件下从上到下推进的，在利益结构大调整的过程中，某些拥有行政权力的人往往有方便的条件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如果一个国家建立了有效的民主制度和法治环境，抵制权力资本的能力就会强的多。反之，在行政权力主导下，一个国家虽然也能够在一段时间内取得某种程度的经济成就，但终究会因为法治不行而落入坏的市场经济。这种经济至少存在三个问题：第一，政策的随意性增大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导致经济活动缺乏效率；第二，政府官员的行为缺乏规范和约束，导致权力的滥用、腐败和社会不公；第三，公民的基本权益缺乏保障，公民缺乏安全感和从事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使经济缺乏长期的活力。

　　主持人:从维护市场经济良好运行的角度，您觉得要提倡法治？

　　吴敬琏:对，所谓好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公正、透明的游戏规则之上的，即法治的市场经济。　主持人:所以十五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

　　吴敬琏: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是同时也要看到，在我国实际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建立法治的进度还比较迟缓，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在另一方面，公权不彰、社会失范、腐败蔓延等情况使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受到威胁。特别是我国加入WTO意味着我国政府承诺与国际规范接轨，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进行运作。如果在国内不实行法治，就无法实现这种接轨，从而引起种种国际纠纷。

　　法治建设首要任务是提升理念

　　主持人:您提到我国法治建设的进度还比较迟缓，原因在哪里？

　　吴敬琏:首先并不在于立法速度无法加快，或者司法人员素质不够高，而是在于法治理念的缺乏。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只有法制，法律制度的“法制”，而且主要是刑法制度，而没有法治的国家。所谓“法治”，是一种源于古代、到近代才逐步完备起来的治理制度安排。它的最基本的内容，是符合于公认基本正义的法律的统治。这样的法律在社会中占有支配地位，任何人不能超越其上。而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却总是把法律当做一种可以由自己任意摆布、用以统治人民的手段和工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说法已经提出十年了，但是与法治格格不入的旧思想仍然存在，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从我国传媒发布的政府文件的外文译文中屡屡将“法治”错译成“rulebylaw”（用法律来统治），可以看出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多么广泛和深远。许多官员不把自己放在受“法”所“治”的地位上，并且严格地依法行政，却把法律看作贯彻自己的意志的一种手段和工具，甚至完全撇开了法律的规定，用不为公众知晓的“内部文件”、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政策规定”乃至“首长指示”来进行治理，甚至以此来谋取私利。这是首先必须抓紧做好的基础性工作，也就是在干部和群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中树立法治观念。法治观念是当代先进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意味着体现公认争议的法律体系，首先是宪法（基本法），高于所有人的意志，政府和政府官员的权力也要由它来界定，受它的约束。

　　其次要依据国家宪法建立透明的法律体系。所谓透明，就是要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有公民的广泛参与，把政府决策和运行的程序和方式通过法律做出具体、清楚和有效的规定，法律必须要让受调节者普遍知晓，法律不能追溯行使，等等。在确保法律反映民意的同时，也要充分征求专家的意见，使之符合法律的技术性要求。

　　第三，要完善司法体系，实现独立审判和公正执法。在执法方面，需要有高素质的、独立的法院系统，所谓独立，是指法官遵守宪法的原则，并按照符合宪法原则的法律规定，依靠理性和案例积累，独立作出判决，而不受任何权力的干扰。

　　第四，要通过法治切实保证公民的基本权益，包括财产权、生命权、人身自由权、隐私权和言论自由，切实保证政府在执行自己的职能时遵守法定程序，防止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以国家利益的名义侵犯公民的基本权益。市场经济的活力来源于每一个公民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而公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能否充分地发挥又取决于他们的基本权益是否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主持人:您在一些场合反复提到，法治首先要做的，或者说法律首先要规范和界定的，是政府以及政府工作人员的权力边界，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力不受侵犯。

　　吴敬琏:根据三十年的经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在于政府自身。所以，要继续把计划经济时期的全能型政府改造成为专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这就需要政府官员出以公心，割舍那些与公仆身份不符的权力。政府改革的任务，不仅是要减少和消除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行政干预，使市场机制有可能充分发挥基础性作用；更艰巨的任务，在于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法治环境。没有这样的制度平台，就难以摆脱公权不彰、规则扭曲、秩序紊乱、官民关系紧张的状态，难以使经济和社会生活进入和谐稳定的正轨。

　　六大改革的努力方向

　　主持人:您曾经有一本影响深远的著作，《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时至今日，在改革开放30周年回顾之际，您认为下一步的改革应该从哪些方面继续推进？

　　吴敬琏:我认为，改革的实际推进需要从以下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实现尚未完成的产权制度改革。

　　二是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非禁即入”的法治原则。市场经济的原则是“非禁即入”，只要没有法律的明文禁止，都可以自由进入，当然，为了社会的利益有时候需要设立“行政许可”，即设立进入限制。九十年代曾经按照中央要求进行全面清理，取消了一些行政审批，但是近年来五花八门的审批项愈来愈多，必须坚持“非禁即入”的原则，彻底清理，坚决取消各种各样不合理和不合法的行政许可。

　　三是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完成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当世纪之交国有经济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应当进一步对国有大型企业改革进行攻坚的时候，改革的步调明显放缓。不但在股权结构上一股独大和竞争格局上行政垄断的情况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变，在某些领域中还出现了“国进民退”、“新国有化”等开倒车的现象。这种趋势必须扭转。中共“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必须贯彻。

　　四是加强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反垄断执法和资本市场的合规性监管。对于目前在商品和服务市场上仍然存在的大企业垄断的情况，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以破除在资本市场上，被称为“政策市”、“寻租市”的痼疾并未得到消除。因此，必须端正思路，摈弃行政干预市场的做法，加强合规性监管，才能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成长。

　　五是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一九九三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全覆盖、多层次的新社会保障体系。十几年过去，这项极其重要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进度需要加快。

　　六是政治改革必须加快。宪政、民主、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上层建筑保证。“十五大”提出建设法治社会主义国家和“十六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口号以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容不得我们延宕和等待，必须从建立法治起步，加快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