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理工终身教授：金融改革滞后拖累中国经济

　　"如果中国也在上世纪90年代进行股票改革、金融改革，会出现十家世界级的公司，这个可能性会很高。"

　　"面临金融危机，中国仍必须进行金融改革。"

　　----黄亚生

　　■新快报记者 梁小婵

　　黄亚生1985年获哈佛大学学士学位，1991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1987年至1989年间任世界银行顾问，同时任教于密歇根大学。1997年，加入哈佛商学院，任商业、政府和国际经济副教授。黄亚生教授的研究重心为政府政策和制度问题，尤其是机制转换时期社会主义经济研究和东亚经济研究。已出版的作品包括：《中国通货膨胀和投资控制》和《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等。

　　“中国在哪个方面都比印度强，除了金融体制；印度在哪个方面都比中国弱，除了金融体制。”1月17日，以研究中印关系出名的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终身教授黄亚生在岭南大讲堂上表示，印度经济在宏观经济上不如中国经济，而且存在着地理、教育、妇女、种族等诸多问题，但是在金融体制和政策方面却比中国更具优势。6年前，黄亚生发表的《印度能赶超中国吗？》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关注，如今面对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黄亚生对印度经济能持续高速增长表达了乐观态度。

　　中国投资占比太高

　　上世纪50年代期间，北韩南韩以三八线为界。北韩工业基础好、自然资源丰富、有良好的工业体制，南韩农业比工业强，自然资源缺乏，不少人认为30年后北韩将成为经济强国。而事实上，北韩由上世纪50年代人均GDP总值相当于现在加纳的水平，现今已经接近西方水平。“这是三八线的区别，北韩向苏俄投降，南韩向美国投降”，黄亚生认为，体制在经济发展上非常重要。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产业政策呼吁学习南韩体制，而至今都没有学好。“韩国金融体制，私人企业的贷款从来没有中国低”，据官方资料显示，中国私营企业占贷款的30%-40%。“老跟过去比较，金融体制比过去进步，但是横向比较，远远落后其他国家”黄亚生表示，中国私营企业有很大进步，占GDP总规模相当于印度、巴西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水平。

　　“我觉得惋惜的是，农村医疗、卫生发展等原本是中国的优势”。黄亚生表示，像中国一样，投资占GDP的50%以上的现象非常少见，“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和平时代少见的，而就算南韩历史上最高水平是1990年投资占GDP的39%，其后一直回落。”黄亚生认为中国虽然标榜“东亚模式”，但实质上在投资、经济上与东亚模式有巨大的区别。

　　土地一级市场须开放

　　搞房地产，很多问题取决于怎么去拉动。回想到中国城市化进程这么快，为什么没有产生巨大的财富效应？因为财富并没有跑到普通居民、农民手中，这就是为什么没有拉动内需的原因。在土地一级市场，只有政府一个买家；在二级市场，只有政府一个卖家。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这个“公司”是最棒的，但这也是问题所在。

　　我出差住的饭店，都很不错，北京君悦酒店每晚200美元，汉城同样的房间每晚500美元。中国君悦饭店本来应该每晚收500美元的，但因为他们用便宜的价格收购土地，所以一部分获利应该分到（原住）居民手中。但中国缺失这样的过程。

　　反思这个问题，就是一级市场必须开放，政府是一个买方，而开放商可以是另一个买方，这样原本住在这里的居民就有很高的谈判水平。政府还必须定出一个最低价。

　　我认为，面临金融危机，中国仍必须进行金融改革。与美国不同，中国不是政府管得太少，而是管得太多，中国的经济不够自由，而不是过度自由。

　　印度速度提速东亚速度

　　不少从印度回来的经济学家都表示，印度的条件很差，经济很差。在行业上，总有不少人认为“印度制造业不行，中国行；中国软件业不行，制造业行”，黄亚生反驳这种观点，他认为“印度的制造业、软件在高科技上都很强”。

　　而问题是，印度可以生产出世界很高水平的药物，却不能生产出衬衫、袜子等。虽然印度政府意识到基础制造业的不足并拼命想改善简单加工业。

　　事实上，最近几年印度经济发展迅速，GDP增长由“印度速度”提速到“东亚速度”，在1961年至1978年间，印度GDP增速为3.4%，1980到2003年都维持在5%左右，而2004年到2006年增长到8.91%，2007年以来更是得到了9%。多年来虽然中国的GDP总值高于印度，但是距离已经在缩小。那么印度的高速增长能否维持呢？

　　在1964年、1967年期间，印度GDP也达到较高增长速度，主要原因是气候问题，印度属于热带国家，其后变化多端，农业占GDP的60%以上。但是现在印度靠的是软件和医药行业。世界卫生组织每年从全球医药厂家购买便宜的医药以救助非洲贫困地区，其中印度、中国和巴西等国家的企业是主要来源。印度有100多家企业符合医药疗效质量的标准,而中国只有两家公司。

　　中国印度两国体制不一样，黄亚生认为，体制并不能保证经济高速发展，也不能让经济增长减缓。其他的还有很多原因，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文盲跟种族问题。

　　早10年金融改革，中国能出世界级公司

　　“如果中国也在上世纪90年代进行股票改革、金融改革，会出现十家世界级的公司，这个可能性会很高”。黄亚生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早印度11年、12年，而印度的金融改革早中国11年、12年，并因此培养出不少大型的世界级企业。

　　自从1991年爆发金融危机，印度被迫进行金融改革，开始金融私有化和允许外资进入金融业。而世界级的公司也在这个时候诞生。世界著名的印度软件公司INFOSYS，在1981年成立，6个创始人毫无政治背景，上世纪80年代的收入才10几万美元，而贷款高达100万美元。此后在在1993年孟买股票市场上市，成为第一批市场定价的公司。黄亚生认为，1993年上市对IN-FOSYS有多个转折点，股票期权留住了优秀的人才，上市资金用以建立“INFOSYS校园”吸引世界级的人才，并对企业进行成功营销。

　　在融资方面，根据世界银行调查报告，中国80%以上中小企业、私营企业表示，获得贷款非常困难，与俄罗斯、乌克兰情况相似。而认为贷款非常困难的印度企业有50%，与马来西亚、泰国等相似。据世界经济论坛调查，印度在13项管理指标平均水平上高于中国。从宏观数据看，中国领先印度，而从微观上看，中国在关键的指标上落后印度。

　　经济软件决定未来竞争

　　黄亚生认为，经济的腾飞要求国家具备不错的软件措施，因为经济自由、金融开放、国家有了资源，才可以投资硬件，“目前面临经济困难，要建更好的铁路，我认为，这是非常错误的。”黄亚生表示，只有软件提高，才有经济发展，有了资源，才能建高速铁路。“高速铁路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高速铁路差也不是印度经济差的原因。”

　　此外，在外国直接投资问题上，印度获得外资只有中国的10%，但在行业上分布集中。“中国的任何企业都有外资，1998年去江苏调查，发现连豆腐厂都有外资”，黄亚生认为中国各行各业都有外资的注入，这是不正常的现象。一般本土企业在行业上有劣势，才要注入外资，而一旦有优势，会输出资金。相比之下，印度每一分的外资都投入到高科技产业。

　　黄亚生把中国外资进入归结为金融现象，而不是技术现象。外资在中国行业分布均匀，很多流入研发能力较低的行业，对本地的研发技术没有影响。而大部分企业需要外资，主要是无法获得银行贷款，而不得不以付出更为昂贵的股本成本获取外资。

　　黄亚生还表示，剔除金融危机的因素，衡量一个国家长期的、持续性、有助于人民福利的经济增长，取决于政府管理质量、企业发展等微观因素。因此，他对印度未来30年能否保持高速持续发展表达了乐观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