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百年不遇的金融风暴正在席卷全球，全世界都在紧张地关注和评估这场危机，多方探寻遏制与化解的良方。经济危机与国防安全历来密不可分。回眸20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经济危机诱发冲突与战争，威胁国家安全，催动传统国家安全观、战争观的转变与创新，是全球化历史进程中一个发人深省的历史逻辑。人类对于历史的探寻总是包含着对未来的期待。在金融资本日益主导全球经济的今天，国际政治与利益之争呈现新格局，国防安全理念也将为之更新。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实现大视野、大战略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成为当代国防安全的重要课题。 全球化进程中经济危机与战争的历史审度 在人类发展史上，经济利益之争始终是战争的主要根源。
前资本主义时代统治阶级屡屡发动对外占领和掠夺战争，社会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附着于战争机器。16世纪以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战争史。西方殖民者操持着大炮和利剑，贩卖非洲黑奴，开拓亚洲殖民地，掠夺的巨额财富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原始积累。进入20世纪，经济在更大范围、更大程度上作用于战争领域。潮起潮落的全球化进程，始终伴随着多米诺骨牌式的经济危机、此起彼伏的世界大战和局部战争。经济危机诱发战争，威胁国家安全，成为20世纪全球化进程中最深刻的历史逻辑。1907年世界经济危机孕育了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29年世界性经济大危机直接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这些历史现象的背后，是资本主义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本质及其趋利避害的生存本能，以及由这种本质和本能催生的一种固化思维：当一场危机通过自身不可能解决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制造另一场危机。于是，军事力量便用来克服政治统治无法解决的经济问题，战争遂成为历史上资本主义世界转嫁经济危机、拉动经济最常用的手段之一。从冷战时期美苏带动的全球性军备竞赛与连绵不断的局部战争，到近年来被亨廷顿冠以“文明冲突”的几场世界局部战争的背后，同样能清晰地看到经济利益的强力驱动。
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政治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当代科技革命和新军事革命带来的战争成本空前加大，大大提高了人类遏制战争、化解危机的理性与能力，国家间的利益之争不再轻易诉诸战争与武力，国际间的合作趋势大大加强。我们期望国际社会的联合抵御，能够和平化解这场新的金融危机，进而催生大国间的政治融合，从根本上打破经济危机与战争行为相伴相生的历史怪圈，避免历史悲剧重演。但是，经济全球化只是改变了资本流动的方式，并没有改变其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本质，更没有也不可能消除国家间利益板块的剧烈碰撞。虽然当今把战争归因为“权力争夺”或“文明冲突”的学说风靡世界，但经济利益矛盾或经济安全问题，仍是潜在战争的深层原因。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也势必承担更大的安全压力，从而必须保持强烈的安全意识。
值得注意的是，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不仅引发了全球性经济地震，而且国防安全和军队建设也难避其锋。全球化中的经济安全与所有类型的战争密切相关，也必然影响所有类型的军事战略。如果危机持续恶化，各国用于国防建设的金融链条将面临断裂之忧，进而对“9·11”后形成的世界军事格局产生冲击，由此引起地区甚至全球军事态势发生更为深刻的变革与重塑。所以，我们必须对全球化中的经济安全问题始终给予密切的关注。
全球化时代的国防安全理念亟待创新 历史的发展常常波谲云诡。战争的巨大破坏力使军事实力超强者在战争面前也不得不有所收敛，人类转而寻求、开辟另外一个利益角逐的大战场。在这个战场上，人类的争夺与厮杀已不再单纯依赖枪炮和军队，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领域的“软”战争形态逐渐成为重要替代品，原本深深隐蔽于战争背后、充当着战争发动机的资本，由幕后操纵直接走向了阵地前沿。20世纪以来的一场场金融动荡与危机的背后，就是一次次触目惊心的利益大战。据资料介绍，美元每贬值10%就有相当于美国经济5.3%的财富从世界各地转移至美国。伴随着美元贬值在世界金融市场扬起层层波涛，大规模财富在了无声息中被掠夺或转移。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使东南亚一些国家百十年积累的财富在短短数月内被席卷一空，几十年苦心构建的经济体系迅速崩塌！这种表面平和、隐匿无形的“软”战争形态，虽然少了血腥，但却与“硬”战争一样残酷。北约的军事打击使南联盟生活倒退了七八年，而亚洲金融风暴却使印尼生活水平倒退了15年！在当代，金融实力同军事实力一样已经成为衡量国家强弱的主要标志。金融战线既是获取国家经济利益的主要商场，也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的重要阵地，确保金融安全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斗争的另一主战场。
历史上，人类战争形态、国家安全观始终伴随着国家利益格局变化和社会技术进步而演进。随着金融、贸易、恐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不断上升，国家安全形态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金融战、贸易战、生态战等非军事的“软”战争行为日益进入国家安全视野，国防安全斗争日益走向集束组合。然而，今天不少人把国际金融斗争仅视为经济领域的一种纯粹竞争行为，认为国际投机资金是游离于国家管理层和国际政治之外的“自由资本”；仍然固守传统战争观，不赞成把国际间在金融、贸易等领域的较量与“国家安全”相联系，以为这是对战争概念的泛化。殊不知，国家安全从来不是形而上的东西，它只忠实于现实，并且在利益的扩展与维护中不断发展。
应该看到，在高新技术飞速发展、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新时代，国际间利益格局的变化，催动着人类战争形态和国防理念发生着空前深刻变化：国家间主权与利益的冲突已不再局限于有形的国土疆界，日益向寂静无息、无影无形的“信息边疆”、“利益边疆”扩展，全方位的信息边疆攻防战将成为国防安全斗争的主要样式之一；国家安全威胁也不再局限于传统战争威胁，日益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并存；战争区域的前方与后方、手段的暴力与非暴力、主体的国家与非国家、军人与非军人等界限已经变得相当模糊。拘泥于传统的战争概念，固守传统的国土防御观，往往会陷国防安全与国家利益于危境。
加快提升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国防实力成为时代性课题 经过30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国家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已经展现，坚持趋利避害，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是推进国家发展利益的重要战略。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国家海外利益会越来越多，发展的外部环境会更趋复杂，能源、生态、信息等各种经济安全与中国现阶段发展的利害关联将日益强烈。加快国防力量建设，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已经成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乃至整体国家安全与发展的迫切需要。
按照“富国与强兵相统一”的战略思想，科学统筹经济发展与国防安全。实践证明，没有强大国防实力为后盾的经济繁荣从来都是脆弱的。在大国兴衰史上，富国被打败并由此衰落的史实屡见不鲜。近代中国遭受巨大屈辱的重要原因，并不是国家不够富裕，而是国防实力远远落后于人。孱弱的国防实力成为国家安全体系中最弱的“短板”，极大地制约了国家安全发展上的战略能力，从而使战败后的中国陷入百年衰落之中。美国人保罗·肯尼迪总结了1500年来大国兴衰的历史轨迹，认为“大炮”、“黄油”和“保证增长的投资”三者之间的平衡，是大国保持长盛不衰的必备条件。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我们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以深刻的历史意识，强烈的忧患意识，坚定不移地贯彻“富国与强军相统一”战略，在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强大的同时，集中力量发展国防现代化，努力实现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以强大的整体实力确保国家经济社会的安全与发展。
加紧研究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特点规律，着力提高我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逐渐占据国家安全斗争的重要位置，军队的职能和使命必将随之拓展，向复合型、兼顾性发展。全球化下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也要求军队承担更多相应的多样化安全任务。维护世界和平、保障海上战略通道畅通、打击恐怖主义、维护社会稳定、处置突发事件、应对自然灾难等等，都是军队无法回避的现实挑战，非战争军事行动日益成为国家军事力量运用的重要方式。这对我军的战略视野、军事能力建设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面对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并存，战争行动与非战争军事行动同在的新挑战，我军在狠抓核心军事能力建设的同时，要把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建设放在军队现代化和军事斗争准备全局中加以科学筹划和实施，加紧研究我军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特点规律，切实提高我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信心和能力，这是我军在全球化时代必须承担的对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责任。
时刻关注国防安全态势新发展，牢固树立一体化安全观，努力构建全民国防。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逐步呈现出国际化、多元化、突发性、多变性等诸多新特点，这就要求国防安全观必须顺时以动，因机而发，不断务实、前瞻的予以拓新，真正确立大安全观。在危机处理上，不能只专注于单一危机本身，应以全局的战略的思维和多维视角进行审视，尤其应在构建多元化国防力量上下功夫，把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军事等单元集束整合，努力构建一体化的危机预防与应对机制。同时，面对全球化时代军人与非军人的界限已经打破、传统战争与非传统战争的鸿沟几近填平、战场正在极度延伸等现实，应进一步建设和完善全民国防体系，实现大视野、大战略意义上的国家安全。这是当代国防安全的新课题，也是国民与军人共同的使命与责任。
(作者系西安政治学院军事历史与文化教研室主任、教授、军事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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