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视角
易延友
最近，湖南郴州一民事诉讼当事人彭北京在网上公开向郴州中院院长及执行局局长发出决斗要约，声称以死相拼，言语中充满了对我国司法乃至法律的愤懑与绝望。对此，有人为我国司法的权威受到极大的挑战而深感不安，进而提出应当设置“藐视法庭罪”，对类似行为进行惩处，以儆效尤。
笔者对彭北京公然挑战司法权威的做法不以为然，对于主张在我国刑法中增设“藐视法庭罪”的观点，却也不敢苟同。笔者认为，在我国目前的司法状况下，暂时不宜设立藐视法庭罪，理由如下：
首先，我国虽然没有设立藐视法庭罪，但并非没有惩处藐视法庭行为的机制。在英美法上，藐视法庭的行为具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直接的藐视法庭，即在主持审判的法官面前发生的、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二是间接的藐视法庭，通常发生于法庭之外，常包括不遵守法庭命令等行为。直接的藐视法庭通常会被认定为犯罪，并且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法官可以直接对行为单处或并处罚金或不超过2年监禁刑的惩罚。间接的藐视法庭行为如果得到认定，既可能遭致刑事处罚，也可能引起民事处分。民事处分又包括两种：一种是救济式措施，一种是强制式措施。救济式措施是指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法院命令时，受法院命令影响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判令被告人赔偿其因不履行法院判决而造成的损失。强制式措施则是指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法院命令时，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采取强制措施强迫其履行，例如将被告人监禁直至其履行为止。在我国，对于英美法上直接藐视法庭的行为，通常在各诉讼程序法中予以明文禁止，并且规定了警告、训诫、责令退出法庭、罚款直至15日以下拘留等惩罚措施。虽然对于法庭上发生的严重违反法庭秩序行为的惩罚在力度上可能不及英美等国，但是15日以下的拘留对于一般性的违反法庭秩序行为，其警诫效果应当已经足够。对于证人作伪证、律师指使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等，在英美法上也被视为藐视法庭的行为，在我国也可能构成犯罪并受到刑事追究。对于英美法上间接藐视法庭的行为，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既可以构成抗拒执行判决裁定罪，从而受到刑事追究，也可以构成民事上的妨害民事诉讼行为而被处以司法拘留。因此，现行体制基本上能够覆盖英美制度中的藐视法庭行为。虽然惩罚力度不尽相同，但是法律的精神已经大同小异。
其次，设立藐视法庭罪将对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构成极大的挑战。在英美国家，对于直接的藐视法庭行为，法官通常可以无需起诉而直接对被告人定罪并判处刑罚。但是，法官的这一权利被认为是维护法庭权威所必须，而英美法系法官的权威又是通过多种渠道获得并逐步加强的。具体而言，法院的权威主要来自但不限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法官的精英化，其强调的是法官的个体素质，包括法律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等方面，其中前者是法官树立法律信仰的前提，也是法官被当作法律之化身的基础条件，后者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法官的个人魅力，从而加强了法官的权威；二是程序的正当化，即强调法律程序的公开、公平和公正，为此确立了一系列的原则，诸如无罪推定、反对自我归罪、有权获得律师的有效帮助、有权与提供不利于己证词的证人当庭对质、有权申请法庭强制传唤有利于己的证人出庭作证等。我国近年来在上述两个方面均作出了一定的努力，例如实行统一的国家司法资格考试，从而提高了法官职业的准入门槛；又如在刑事和民事诉讼中推行对抗制改革等，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主义因素得到加强，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条件得到改善。但总体而言，我们离法官的精英化和程序的正当化还有一定的距离。法官仍然没有被视为法律的化身，程序也与诉讼当事人权利保障还有一定差距，尤其是刑事诉讼中对被告人权利保护方面仍然有所欠缺。迄今为止，法院剥夺或者变相剥夺被告人辩护权，或者对辩护律师法庭辩论的权利不够尊重的现象依然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贸然设立藐视法庭罪，并且也赋予法官临机处断的权力，那么，有可能出现刑事案件被告人的权利尚未得到维护，辩护人或许早已锒铛入狱的事情发生。从这个角度来说，确立藐视法庭罪或许并不恰当。
法院权威的树立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根本在于法院自己要尊重法律，信仰法律，实现公正审判，切实保障人权等。在法院及其法官自身尚不能以法律为信仰对象的情况下，自然也很难作为法律的化身获得普遍的尊重。因此，“决斗挑衅事件”的发生固然削弱了法院的权威，但是，这一权威却无法通过确立藐视法庭罪的途径获得恢复。相反，在法院本无权威的情况下，盲目赋予其更多的权力，将有可能使其进一步丧失权威。也因此，法院权威固然重要，权威的建立却必须另辟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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