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旭: 步入艺术的“自由王国”

　　引题：有人形容朱旭的话剧表演“真切感人，入木三分”，没错，在北京人艺，朱旭的名声叫得很响，许多舞台艺术形象，由于他演而成为永恒，很难再有人会超越他。在话剧舞台上朱旭堪称“当家老生”，在影视这个大屏幕上这样称他也不为过之，他在影片中始终惟妙惟肖地驾驭着一个个性格鲜活的人物。

　　提语1：在北京人艺的老一辈艺术家中，他是独树一帜，独具一格的。他就是他，同于是之、郑榕、蓝天野，都可以区分开来。

　　提语2：朱旭的表演富有很强的幽默感与艺术感染力，而且能够作到真实可信、自然流露，不显刀斧的痕迹。应当说，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

　　提语3：这一切的一切，都在支撑着朱旭那近似高人一筹、炉火纯青，“写意中有写实，写实中有写意，写意与写实相结合”的北京人艺表演方法。

　　朱旭: 步入艺术的“自由王国”

　　文/梁秉堃

　　前些天，笔者写了一个话剧剧本，想找朱旭听听意见支支招儿。在得知他目前没有排戏和演戏——包括电影、电视剧和话剧在内——的情况下，我把剧本交给了朱大爷（我们这样戏称朱旭）的夫人宋雪如，没有想到他依旧很忙，原来是蒋雯丽正在急等着拍一部表现自己以往生活的电视剧，正在请他帮忙修改剧本和扮演角色，以便能够及早开机，所以一时也就没有时间看我的剧本了。

　　虽然遗憾，但也只好如此。就在这个当口上，我接到了杂志编辑的约稿，希望写一位北京人艺的老艺术家，于是就有了这篇文章。恰好，如今已是朱旭从艺六十春秋之际，这是个不能不大书一笔的日子。

　　不知为什么，写朱旭我总会想起人艺老院长曹禺关于艺术建设的一番语重心长的话——

　　“北京人艺的一些成果，都是反反复复与困难、与矛盾、与复杂事物的斗争中取得的。理想的追求、韧性的战斗、整体与局部、集体与个人的协调，使每个成员逐渐成熟。这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经历。千百次探寻，千百次琢磨，才找到了‘自己的创造道路’。这才使我们似乎望见了戏剧艺术的‘自由王国’。”这是曹禺留给我们的财富，一份享受不尽的财富。我们每读一遍都会有新的发现，新的领悟，新的惊喜。

　　戏剧艺术是一个多元的艺术，在有了总目标以后，具体的作法既允许也应当是多种多样的。剧院在严格现实主义的总体风格下，各人有各人的艺术主张和招数，所谓“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像朱旭这样的老演员的表演方法更是如此。

　　在电视连续剧《末代皇帝》中的老溥仪；南方小镇上司马相如的后代司马寿仙；清凉寺里那位仙风道骨的一苇法师；还有电影《心香》、电视剧《武生泰斗》、《粉墨情痴》、《小楼风景》以及最近两年来大家所熟知的《洗澡》、《刮痧》等，每一部作品都为观众带来一个难以忘怀的形象。

　　表演艺术的点睛之笔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全国青年京剧演员大赛”颁奖大会上，朱旭作为话剧老艺术家被特别邀请出席，并且清唱了一段《甘露寺》的名段。事后，一位梨园界的老演员说：“朱先生的清唱本身可能还不那么完美，但是他却有神、有味，能够余音绕梁三日。这就叫做‘功夫’！”那么，这里的“有神”和“有味”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正如他在电影、电视剧和话剧里的表演一样，即举重若轻，游刃有余，挥洒自如，寓庄于谐，以及浑然天成的冷幽默。看来，触类旁通，艺术门类之间你我都是相通的、互补的。

　　当年，朱旭在莎士比亚的名剧《请君入瓮》里，扮演过一个“大混蛋”，观众可以通过表面的“混横不讲理”表现看到、想到人物背后深刻的内涵，精彩的表演受到了大家的交口称赞。同时，还有一位青年演员也扮演了这个角色，虽然在生活中他的身上很有几分与人物相似之处，但是表演却不见精彩，不能引起观众的联想和思索。一天，于是之对笔者说：“看见没有？XXX演的是一个生活的大混蛋，而朱旭演的是一个艺术的大混蛋！”

　　朱旭在美国名剧《哗变》里扮演一个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盛气凌人、能言善辩、自尊极强，以至精神失常、语无伦次、口出秽言、性格偏狂的魁格舰长。此角色最为犯忌的是，在舞台上没有什么行动作为，不用形象展现情节，事件是过去的全靠说出来，就这样要一口气“干说”出1800个字的长篇台词。开始，朱旭真的发了愁，没了辙。怎么办呢？美国导演赫斯顿告诉他：“魁格永远是正确的，永远是理直气壮的，没有乞求人家理解的时候，说这段台词的态度应该是——难道你连这个都不懂吗？！”

　　这就启发朱旭一步步接近了角色，最后终于驾驭了角色。首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观众听进去了，坐住了，产生了极大兴趣。演出结束以后，赫斯顿紧紧地抱住了朱旭，说：“谢谢！谢谢！”朱旭也由衷地对赫斯顿说：“我非常感谢你！”然而，又有谁知道，朱旭在生活中竟然是一个“口吃”的人！

　　《红白喜事》是一个反映当代农村生活的喜剧，朱旭扮演的三叔是一位农民成长起来的小知识分子，头脑里既有农民意识影响的狭隘观念，又有社会开明思潮影响的新颖认识。他在把握这个人物基调的时候，既要有点儿土味儿，又要有点儿洋味儿；既要有点儿粗俗浅显，又要有点儿高傲自负；既要有点儿认真实在，又要有点儿哗众取宠。对于这样一个从生活里走出来的，反差比较大的，语言相当风趣有味道的人物形象，观众不能不信，不能不笑，也不能不喜欢。

　　记得，在排练的过程中，剧本是边排边修改的，特别是全剧结束时郑老太太已经病危卧床不起，后事也已经准备妥当，在这种情况下，郑家兄弟们的台词应当既简练又深刻，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那么，这里到底应当怎样设计，内容是什么，形式该如何，大家议论纷纷，各抒己见，莫衷一是。

　　在热烈讨论的小组会上，朱旭往往是不大发言的，因为他性格比较内向，常常不想准的话，不想好的话是不肯说出来的。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找不到什么好办法的时候，他突然开了腔说：“你们听听，要由我来这么一句台词怎么样？”大家让他赶快说出来。他想了想说：“现在万事俱备，就等着咱娘咽气咧！”他的话音未落，立即引起大家含蓄的笑声和赞同的掌声。

　　导演林兆华马上拍板，就这样定了下来。一定意义上看，这个戏是以喜剧的方式给封建思想意识敲响丧钟的，这样一句台词正好给全剧的故事情节和思想内涵幽默地画了圈，点了题。而且，朱旭在具体处理上，在“现在是万事俱备”之后安排了一个小小的停顿，以引起观众的注意和企盼，然后再用非常轻松的语调、语气说出：“……就等着咱娘咽气咧！”应当说，这是一句想得深，说得俏的精彩台词，既有深刻的内涵，又有俏丽的形式；既让人容易记住，又让人不忍心忘掉。

　　“只要是朱旭演出，我必看”

　　一位著名戏剧评论家曾经说过这样很有斤两的话：“我对朱旭先生的表演，历来是一个崇拜者；不论话剧，还是电影，甚至电视剧，只要是朱旭演出，我必看。我喜欢他的表演风格，我欣赏他的台词的魅力，我更沉迷在他的表演的韵味之中。我不知道他是属于怎样一个表演的派别，又是怎样的传承，我认为在北京人艺的老一辈艺术家中，他是独树一帜，独具一格的。他就是他，同于是之、郑榕、蓝天野，都可以区分开来。他的表演有一种书卷气，但绝不是书呆子，也不是演什么角色都像书生，而是一种由内而外的修养，一种内蕴深厚的气质。因此，你听他的台词，其中的抑扬顿挫，都别有一番韵味和境界；而他的举手投足，绝对是具有分寸感的，具有尺度的；这分寸、尺度，同样来自对于人物的深切的体会。”

　　有许多观众对于朱旭是比较熟悉和喜爱的，仅仅就其演过的四部电影《心香》、《变脸》、《洗澡》和《刮痧》获得好评，便可足以证明。然而，人们并不大了解他还有着一个很长很深的话剧历史。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从话剧舞台走上电影银幕和电视屏幕的演员，他的“根”还一直深深地扎在舞台艺术里。

　　实际上，朱旭也是一位自从北京人艺建院起——1952年6月12日——就在剧院里演戏的演员，在这里贡献了他的整个青春和中年。那些年里，他先后在《悭吝人》里扮演过雅克大师傅、《名优之死》里扮演过琴师张先生、《刘介梅》里扮演过刘介梅、《女店员》里扮演过卫默香、《三块钱国币》里扮演过杨长雄、《咸亨酒店》里扮演过阿Q、《屠夫》里扮演过伯克勒、《哗变》里扮演过舰长魁格、《红白喜事》里扮演过三叔，等等。

　　应当说，他是从青年时代来到剧院，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实践的增多，逐步走向成熟和成功的一个演员，一个剧院的艺术骨干力量。然而，在人们注意到朱旭所塑造的舞台人物形象真实自然、性格鲜明、内涵深刻和生动有趣的同时，更多地欣赏他表演上的喜剧才华。

　　自然，这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在北京人艺大家都说，朱旭的表演富有很强的幽默感与艺术感染力，而且，能够做到真实可信、自然流露，不显刀斧的痕迹。应当说，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

　　抓住人物的矛盾

　　如果我们具有全面观点的话，应当说上面所述还不是朱旭表演上的主要特点。那么，他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这里不妨解读一下他在28年前写就的文章，看看其中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

　　文章的题目就很有意思，也很有独到见解——《形象的矛盾和演员的创造》。里边分作三部分来加以表述，即“抓住具体的矛盾，可创造出不同个性的人物形象”；“抓住人物的矛盾，能使演员沿着特定的轨道探索人物形象，使形象具体化”；“深化形象的矛盾，会使形象更鲜明”。

　　首先，朱旭说出了立论的根据：“事物是千差万别的，生活中的人也没有完全一样的，可惜在我们舞台上却常常出现雷同的人物。‘四人帮’有一套把人物模式化的理论：‘三突出’、‘高大全’等等。他们阉割生活，炮制模式的主要方法就是砍去人物形象自身的矛盾，否定人物的性格特点。”

　　更为有趣的是，他竟然从一个儿童观众看戏的启发而谈起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抓住具体人物的矛盾，可以创造出不同个性的艺术形象来。”

　　大约是在1958年的春天，笔者和朱旭同在剧院组织的一个演出队，由田冲和朱琳率领到北京郊区农村去巡回演出《刘介梅》。朱旭就扮演主角刘介梅。有一天晚上，我们在野台子上进行露天演出。在演出当中，朱旭于不经意看到了这样的情形——天上刮着西北风，不断有沙尘袭来，几个小观众趴在台口上看戏，孩子们的小脑袋上全是土，像一座座泥塑摆在那里。当戏演到地主硬是把得了大肚子病的刘介梅赶出门外，刘介梅和父亲抱着祖宗牌位，大声哭喊的时候，有一个小孩儿异常激动地扬起脸来，他的小脸蛋儿上泪水冲出了两道沟，他抬着头一边抽噎着，一边大声叫骂：“操你妈！地主。”就是这样一个形象使朱旭印象深刻，久久难以忘怀。

　　怎么会呢？

　　朱旭解释道：“这个孩子的语言、外表和他那纯洁的心地是不统一的、矛盾的。但是，他的形象有很强的感染力，我总忘不了。 在‘四人帮’横行的那些年月里，我们演出过一个农村戏， 英雄人物的衣服也与其他人物不同，特意用毛料子做的，他的语言也都是‘经典式’的。 我想到了那个孩子的形象，如果按照这样去‘提高’，他将要变成什么样子呢？ 大概是一个身穿毛料制服的英俊少年，两眼发出严肃的目光，举起左手，高呼：‘打倒地主阶级！’那些年，这种不伦不类的形象在舞台上是屡见不鲜的。”

　　正是由于受到这个形象的启发， 朱旭联想并提高到一个理念的认识：“个性，是指人物性格的特点，也可以说是人物矛盾的特殊性的表现。‘四人帮’反对人物形象自身矛盾，他们用以反对的论点是——难道烈士就义的时候一定要动摇吗？难道写无产阶级领袖人物一定要写缺点吗？似乎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的矛盾了，他们根本不懂得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

　　千百次地探索

　　朱旭不论扮演的角色是大是小，都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不断深入地探索了这个命题。

　　他在《三块钱国币》里扮演的穷大学生杨长雄。按照作者丁西林先生的解释，此人“能言善辩、见义勇为，有年轻人爱管闲事之美德”。但是，杨长雄最后竟然被阔太太吴某讥讽为“说话不通”，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故意打碎了对方的一只花瓶，有理真的变成了没理，无奈之下只好赔出三块钱国币。通过这个人物表现出的矛盾现象——庸俗有理，正义不通，确乎是可以发人深省，耐人寻味的。

　　他在《名优之死》里扮演的琴师张先生，这个角色戏很少，几乎没有什么正经台词，但是他非常愿意扮演。因为张先生是一个有矛盾的人物形象，是个心里有话没有说出来的人物。朱旭认为对于演员来说扮演这样的角色却是非常过瘾的事，因为通过抓住人物特定的矛盾就会使人物形象一下子具体起来。

　　朱旭在《蔡文姬》里扮演的左贤王，这个角色突然要与相爱很深的妻子蔡文姬“生离”，处于极端痛苦的矛盾之中，乃至由于受不了这种痛苦，竟然表示要把全家（包括自己的妻子和一儿一女）都统统杀掉。此人显然受不了一点点委曲，也可以说是心胸有些狭隘，然而，左贤王又是一个深明大义的英雄好汉，为了民族和睦的伟大事业，最后依然送走了蔡文姬，作出了重大的牺牲。朱旭喜欢左贤王这种性格，也就是强悍粗犷的脾气与细腻周到的感情结合在一起，认为这是相反相成的大开大合，正可以极大地满足演员在创造人物上的需求。

　　他在《女店员》里扮演的小职员卫默香也是一个丰富而复杂的矛盾体。此人是一个受过“洋教育”的大学生，又是一个老北京的“旗人”，在头脑里某些现代意识中掺杂着封建思想的残余，看不起家务劳动又必须让老婆通过家务劳动伺候自己，既洋得有趣，也土得出奇。从第一次上场中，这种大反差、大对比、大矛盾就都表现出来了。

　　爱人卫大嫂竟然要走出家庭去当副食商店的售货员，一刻也离不开妇女照顾的卫默香立即觉得天要塌下来，世界简直要大乱，必须找人去述说，必须找人来“救火”。然而，当朱旭扮演的卫默香见到旁人的时候，正经事还没有出口，礼貌却照样不能减少，而且不论是鞠躬还是问安，都要一本正经地进行，丝毫马虎不得。于是，一切进行得很慢很慢，这是急中有慢、慢中有急，因急而慢、因慢而急，让观众看上去不能不感到有趣，不能不笑个不停。

　　等到全戏结尾的时候，朱旭扮演的卫默香也被下放到副食商店接受劳动锻炼，而且是站柜台卖水果。此人十分快乐，十分兴奋，所有的积极性都在那笨手笨脚地捆绑苹果中，在那好不容易捆包起来又“哗啦”一下子让苹果滚落满地中表现出来，同样还是大反差、大对比、大矛盾。

　　而这一切的一切，都在支撑着朱旭那近似高人一筹、炉火纯青，“写意中有写实，写实中有写意，写意与写实相结合”的北京人艺表演方法。

　　在总结自己的宝贵表演经验的同时，朱旭把自己多年的艺术实践，上升到理论层面。

　　我想，这不正是曹禺先生所讲的“北京人艺的一些成果，都是在反反复复与困难、与矛盾、与复杂事物的斗争中取来的”吗？这不正是朱旭“千百次探寻，千百次琢磨，才找到了‘自己的创造道路’”吗？

　　朱旭在表演上的炉火纯青，使观众真正体验到了艺术家步入“自由王国”的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