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溢血患者3天花去1万多元医药费

　　新华报业网讯 46岁的崔六伢是来自高淳在南京的一工地上打工的农民兄弟，和其他在工地上为了生计打拼的农民工一样，他从早到晚地在工地上一身泥巴、一身汗挑泥浆，就为了挣取那每天不到40元的工钱。五一节后，老崔在南京市中医院检查时被确诊为肠癌，急需手术。

当得知手术费用大概要2万元左右的时候，想到家里的两个女儿时，曾一度打算放弃治疗的老崔还是选择了手术治疗，他指望手术成功后能继续打工挣钱。老崔靠着医务人员的捐款、医院在诸多治疗费用方面给予的减免，以及依靠他乡里的资助和借来的一万多元，老崔实施了手术。

　　老崔可以说是幸运的，而在浙江台州帮人洗垃圾的四川女工尤国英，遭遇就比他惨多了。

　　尤国英最近因突发脑溢血，被送进医院抢救，3天内花去1万多元医药费，经济窘困的家人无法再筹集医疗费，无奈之下，便在10月27日将尤国英送往殡仪馆。虽然后来由于殡仪馆主任的阻止和众多好心人的捐款，尤国英又被送回医院继续治疗，但这条“活人死葬”消息披露后，却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引起了一场大争论。

　　像这些看病看不起、吃药也吃不起的故事，在中国，每个人都能讲出几件，就连国家卫生部也不得不承认，由于经济原因，中国约有48.9%的居民有病不就医，29.6%应住院而不住院。

　　被争论的医改

　　“这半年，谈论医改的人多了。”一直从事医改研究的南京医科大学医政学院公共事业管理系的陈家应教授对记者说，“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今年7月公布了那份医改研究报告，可以说作为一个课题的研究，它本身的影响已经达到了，引起了大家对卫生的重视。”陈家应教授告诉记者，7月下旬他去一家社区服务中心做调查，在谈论时，一位医生提到了医改报告的事。“就连一个社区医生都在关注这个事，医改的社会影响是可以想象的。”

　　陈教授讲道，在给学生上课时，很多学生都会关注这个话题，但由于他们不是亲身经历，感受不是很深。而在给公共卫生硕士培训班上课时，他们都是在医疗卫生机构工作，因而感受更深。“我曾在班上做过一次有关医改的讨论，他们都有不同的态度，有的是赞成医改报告，有的则是反对，但有一点是统一的，即政府对卫生事业的投入不足，是导致目前‘看病贵’重要因素之一。”

　　同样，关注医改的还有更多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执业于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的王律师告诉记者：“医改需要平衡，让老百姓看得起病，医院也有钱赚，但现在没做到这个，所以医改很失败。”王律师还告诉记者，在就医出现医患纠纷时，病人或家属在申请事故认定上很难，因为它专业性很强，基本上是不成立的多，所以这类官司患者在很多方面都处于弱势，要打赢很难。而另一位从事工程预算的张先生告诉记者，老年人生病的多，我们的医改对老年人更应该多点保障。

　　在医改实行了20多年之后，中国的官方和民间能够就改革方向（而非具体的改革措施）进行严肃、热烈的辩论，这本身就是一个进步。“经过大家的讨论后，10月份一份医疗改革新方案又上报国务院，这说明大家的讨论促使改革在加速前进。”但陈教授认为，这个医改结论下得有点草率，虽列出了很多令人不满意的现象，但导致这个现象的原因、事实不足。如医疗服务市场化问题，国家所有关于卫生改革的政策均不支持这一倾向，我们应该清楚的是，导致公立医疗机构更多的走市场道路、注重经济利益，主要原因是医疗投入不足，政府补偿不到位。而医院要生存只能通过服务来收取利润，如医生开大处方。“医疗机构市场化，是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生活领域的反映，这与政策要区别开来，但在政策上，我们的公共医疗卫生不应该实行市场化。”

　　看病贵是切身感受

　　网上流传着一首题为《医改歌》的打油诗：“万家医院相继开，高楼大厦盖起来，富人有钱住进去，百姓门外多徘徊……”的确，现在医院是越来越多了，可看病是越来越难了——据有关调查显示，一方面，我国的卫生事业在高速发展，1980年我国卫生机构数量是18万家，到2000年时已经达到了32万家。但另一方面，一半以上的人认为，现在看病比10年前更难了，看病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也比10年前增加了。

　　靠着各方资助才完成手术的老崔，术后一个月，他再次来到医院，请主刀医生复查。据市中医院的樊志敏主任介绍：老崔的肠癌手术进行得非常成功，如今肠肿瘤已经被切除了，但手术后要进行及时规范的化疗才能保证治疗效果，像老崔这种情况的病情在手术后只要进行及时规范的化疗，存活的几率还是非常高的。

　　可是，面对6次化疗共计近2万元的费用，老崔又一次犹豫了，苦涩的眼神仿佛有着许多的无奈，他告诉记者：近万元的前期费用都是靠乡亲支持的，这些钱还不知道怎么还，接下来的6次化疗费用该怎么办啊？虽然南京市中医院医务人员已经非常关照了，在很多治疗费用上给予了减免，已经万分感激了，可是众多的昂贵的化疗药品费用医院如何减免啊！老崔告诉记者，家里能来钱的就是老伴在帮别人家种田来维持生计，还有就是圈养的4头猪了。可家里还有两个女儿要上学，而且他已经在想尽办法节省开支了。据医务人员介绍，原本像他这么重的病人应该要有家人陪护，但他老伴在这里呆了1天就回老家继续家里的农活和喂养家里的家畜去了，和他同病房的病友每天都有人来嘘寒问暖相比，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床头低头不语，别人的病床床头柜堆满各类滋补品，而他的床头柜空空荡荡……

　　而日前，记者得知，通过各方面的筹资、捐款，老崔已经拿到一笔化疗的钱，目前他一边在家忙农活一边接受治疗。而回想起曾经面对的压力时，老崔还是很无奈。“赶快把病养好，去打工挣钱。”这是老崔现在最大的愿望。

　　不生病、不上医院真好，这是包括老崔在内的很多看不起病的人的感受。可人的一生却偏偏是和医院有缘。

　　好几年没去医院的王律师，最近连续去了两个星期，因为他的亲戚动手术住院了。“我亲戚患的是肠梗阻，住了两个星期花了2万块钱。”王律师告诉记者，他的这位亲戚今年75岁了，以前在家做家庭主妇，没什么医保等等，是自费治疗，在医院也没什么关系可找。可治病这钱不能不花，2万块也得掏啊。而这2万块钱相当于老人女儿一年的收入。“现在真的是身体没病最好，谁愿意把钱花在这上面啊。”

　　无奈的医生

　　陈教授告诉记者：“一次我陪我弟弟去南京一家大医院看病，面神经麻痹，找了个主任医生，开了2张处方药，药费就将近1000块钱。”陈家应教授告诉记者，其实他也知道，那种药是可用可不用的，而且他弟弟的病吃点普通的神经营养药，花个四五十块钱也可治好的，后来他就没拿这个药，最后他弟弟的病也确是吃了点普通药就好了。在公众看来，“看病贵”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医院背离了公益性，转而纯粹追求经济利益。因而患者的费用也是成倍成倍地在增长。

　　而这种公益性的淡化，受伤害的并不只是患者一方，医护人员也觉得自己很委屈。陈教授谈到了一次他陪他父亲看病的经历。“我父亲患了肿瘤，去医院看的时候我们挂了专家号，可那位医生只问了几句话就让我们去做仪器检查，可检查来检查去也没有查出肿瘤的原发部位，可钱倒花了几千块。最后我们是去了一位老专家那，老专家明确告诉我们这肯定是转移癌，没有治疗的可能了，不要再给病人做仪器检查，让身体再增加痛苦。”陈教授告诉记者，现在很多医生为赚钱不顾病人感受拼命做这个检查那个检查，可到头来什么用也没有，他们明知道病人没得救了还要在病人身上多捞一笔钱。但陈教授也对记者说：“医生想着怎么去赚钱，他的道德已经发生了扭曲，但这只是一部分人，很多医生还是为病人考虑的。”

　　记者了解到，医院为提高医务人员的待遇拼命搞创收，但最终是少数人拥有了这部分资源，而普通的医护人员已经渐渐从昔日人们心目中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变成今天很多人眼中的“逐利者”。一家三甲医院的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其实我们医务人员也很无奈，病人对我们有警惕，不信任，医疗纠纷日益增多，而在医疗事故举证倒置上，医护人员为了保护自己，有希望的手术不敢做，各种检查一项不落。就这样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医疗费用越来越贵，病人愈发不信任，医患关系更加紧张……”

　　尴尬的医保

　　今年28岁，搞工程预算的张先生，自己不怎么生病，感冒发烧跑几步睡一觉就好了。可他担心的是他50多岁的父母。“他们一年医疗费才300元，不敢生病，生了他们也不去看。”

　　张先生告诉记者，现在的医疗保险规定定得太死，什么人都用一个制度，老年人生病的机会大，社会保障制度大家都一样，年轻人生病少，基本上用不上。

　　但我们说起码他们有医保，而城市人口的一半多人，他们还没有医保，靠着全是自己辛辛苦苦挣的钱。“对于穷人看不起病，解决的办法是，政府建立一个能覆盖所有人群的医疗保障制度。在基本的生存权上，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都应该是公平的，凭什么有钱的人可以有医保，没钱的人则没有呢？”陈教授告诉记者，现在的这个现象是历史和经济上的原因造成的，现在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全民医保的保障体系。

　　(江苏商报/何益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