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戈特利布何以成为天才编辑

　　罗伯特·戈特利布何以成为天才编辑

　　“我不认为编辑是一种最具创造性的天才，那是非常难得的……人们从我身上发现的作为编辑的那些品质，譬如眼光啊，善意啊，品味啊，耐心啊，以及旺盛的精力啊什么的，这些都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对这些素质反倒不看重……我其实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保护和培育一个艺术家的才华。

　　——罗伯特·戈特利布

　　文/叶新 樊文静

　　编辑是躲在荣誉之后的、不被注意的艺术。编辑的劳动往往体现在作家的作品当中。戈特利布（Robert Gottlieb，1931-）可能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而在大西洋两岸的一代作家中，罗伯特·戈特利布却绝对是一个传奇。毫不夸张地说，戈特利布也许是近几十年来最著名、最具影响力的编辑。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戈特利布逐渐成为一位备受尊崇的编辑、出版人。他还是美国文坛的常青树，70多岁了仍然非常活跃。他以编辑出版约瑟夫·海勒的《第22条军规》起家，曾担任过西蒙·舒斯特公司的副总裁兼总编辑、克诺夫书局的出版人兼总编辑，还曾出任过5年的《纽约客》主编。在其50年的编辑生涯中，他编辑过不下1000本书。在由戈特利布担任过图书编辑的知名作家中，既有托妮·莫瑞森、V.S.奈保尔、多丽丝·莱辛这样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世界级作家；也有约翰·契弗、芭芭拉·塔其曼、罗伯特·A.卡洛这样的普利策奖得主；还有像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华盛顿邮报》老板格雷厄姆夫人、著名演员凯瑟琳·赫本这样的各界名流。而从他的写作生涯来看，说他是一位作家也并不为过。

　　比尔·克林顿曾评价说，“戈特利布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编辑”，这并不是一时的褒美之词。而从他50年的编辑生涯来看，要成为一个伟大的编辑，必备的几项素质缺一不可。

　　深厚的文字功底和饱满的工作热情

　　罗伯特·戈特利布1931年4月29日出生于美国纽约，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并获剑桥大学硕士学位。他的父亲是一位律师，母亲是一位教师，他曾经说过他父亲“最大的乐趣非常古怪，那就是能尽情狂欢，另外就是买很多书。”这为戈特利布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强大的阅读能力是源于天成还是熏陶已不再重要，让家人和朋友吃惊的是，他每天能读三四本书，还能一次持续16个小时不停地读。十几岁的时候，他一天就读完了《战争与和平》，上大学的时候他在一周内读完马赛尔·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一书7卷中的6卷。这种纪录在戈特利布的阅读历史中比比皆是。戈特利布能成就自己的编辑事业和写作事业，离不开他的这种日积月累。

　　1955年，在戈特利布申请西蒙·舒斯特公司总编辑杰克·古德曼的编辑助理一职时，古德曼问他为什么要做编辑，他回答说：“我从没想过干别的。”从那时起，戈特利布就将全副身心投入到了编辑事业中，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有他工作的身影。为格雷厄姆夫人修改自传《个人历史》时，戈特利布甚至一边改稿件一边赤脚围着格雷厄姆夫人的公寓走来走去；同样的，他还曾带着睡衣到克林顿的家里，与克林顿一起通宵工作，修改稿件。在编辑罗伯特·A.卡洛的《权力掮客》一书时，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卡洛每天早上都要到戈特利布的办公室和他商讨有关事宜。而每当卡洛傍晚离开时，还有一长队人在办公室外面等着戈特利布。

　　痴迷于工作的戈特利布对社会应酬一点也不感兴趣，除了与作者一起工作，他很少在私下与作者交流。卡洛曾经是戈特利布的同事，但他说他与戈特利布除了工作之外基本上没什么日常交往。

　　戈特利布曾经说过，他所修改过的文章比大多数人一生所读的文章还要多。他说他的成就主要来自于自己的努力。他总是开玩笑说：“在我的墓碑上应该写上：戈特利布，他已完成。（Robert Gottlieb. He Got It Done.）这绝对是我的动力，去完成它。”然而，他还说：“这就像是满足一种需求。我不会做完某件事后说：哇，我做完了，太棒了，我太高兴了；而是：噢，好吧，这个完成了，现在就进行下一个吧。”

　　在从业的50年里，戈特利布从没真正休过假，他认为自己只有10多天完全没有工作。可以说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除了他的编辑手法、精确的判断力、对自己品味的绝对自信之外，戈特利布最大的长处就在于他的这种热情。他喜欢什么，就迫不及待地要感动全世界都来喜欢，其实出版的精神就在于此。

　　独到的编辑眼光

　　世上有两类好编辑，其中一类就是好的策划编辑，能够帮作者寻定写作方向、分定章节次序、确定笔调主线，犹如舞台剧导演一样激发出演员最好的表演潜力。戈特利布当之无愧地位列其中。

　　在从事编辑职业的第二年，年仅26岁的戈特利布就因编辑约瑟夫·海勒的《第22条军规》而在出版界名声大噪。实际上，《第22条军规》原来的名字是《第18条军规》，不巧的是，利昂·尤里斯也写了一部名为《米拉18》的小说，同样准备在西蒙·舒斯特出版。相对于这位业已出版过一部超级畅销书（《出埃及记》）的著名作家，刚刚出道的海勒显然没有任何优势。戈特利布和海勒一起，几乎试遍了所有的数字组合。后来，戈特利布终于在一个辗转未眠的夜晚想到了22——22具有18或其他任何数字所不具备的主题意义。在《第22条军规》中，所有的事都是成双的。尤索林两次飞越位于费拉拉的桥，他的食物两次被下毒，书中还有一章“一个目睹所有事情两次的士兵”，讲的是一位自我感觉能体验所有事情两次的牧师……尤索林对快要死去的斯诺登说的是“那儿，那儿”，斯诺登唯一能回答的是“我能，我能”，等等。双数是一种文体工具，它能暗示事实的本质。没有东西是单独存在的、清晰明白的。题目由重复的数字组成（2代表双重性，又由两个2组成22），传达了一种《第18条军规》无法企及的意念。

　　戈特利布还建议海勒不要急于出书，应再花两年时间进行改写，这使这本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每次出版延后，戈特利布都会聪明地加以处理，他会利用人们的预期心理，偶尔透露一两段情节，登上诸如《巴黎评论》之类的刊物，吊足了大家的胃口。果然，这本书出版后大获成功，堪称当代的“黑色幽默”经典。而“第22条军规”也成了一个美国成语，被当成是专制权势的象征。

　　戈特利布广泛的阅读和对编辑工作的全心投入，使他能够即使不看作者的名字，也能精确把握其风格。早在上世纪60年代，多丽丝·莱辛就以《野草在歌唱》、《金色笔记》等享誉文坛，深得出版商的青睐。上世纪80年代初，莱辛陆续完成了两部长篇小说：《一个好邻居的日记》和《如果老年人能够……》。此时，她想试试出版商出版她的作品，是因为她的名气还是她的作品本身。于是，她化名“简·索默斯”，把它们分别寄给了她在伦敦的两个长期出版商。结果，编辑看也不看就退回了稿件。1982年，莱辛的代理人又把书稿拿给戈特利布，他一眼就看出真正的作者是莱辛。他说：“我刚一读就大笑了起来，因为这个笔调对我来说太熟悉了。”他不但答应这两本书不加声张地在克诺夫书局出版，还同意与莱辛一起保守秘密，静观事态的发展。果然，两本书问世后没有引起舆论的注意，销量极低，每本只有3000多册，和署名莱辛的著作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两年后的1984年，莱辛把这两部小说合二为一，改称《简·索默斯日记》，署上自己的真名出版，结果各种报刊争相评论，一时洛阳纸贵，也让原来的出版商大为尴尬。3

　　戈特利布还常以他的编辑直觉，就内容部署、情节设置以及选题等方面为作者提供各种建议。

　　克林顿回忆录初撰的时候，克林顿曾经交给戈特利布一份150多页的书稿，里面几乎记下了所有他认识的人的事，后来又有150多页他对阿肯色州政界的介绍和他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的社会交往经历。戈特利布对此的答复是：“好家伙！这些很棒。但有多少是你编造的？这简直是故事。你不能在书里乱编，要讲实话。”虽然克林顿保证这是事实，但这些看上去像小说的部分无一例外地被删掉了。

　　为作者提供图书选题是一项有风险的工作，但在戈特利布的指引下，畅销书、长销书频出。他给哈伊德·波托克推荐了《飘忽不定》一书的构想；他让安东尼娅·弗莱瑟写亨利八世6个老婆的故事；他劝说约翰·契弗把他所写的小故事集成一本有趣的书《约翰·契弗短篇小说选》，作者因此而获得1979年的普利策文学奖。

　　尽管很多编辑在对作者提出自己的想法时会遭遇挫折，但由于戈特利布自身的阅读经验，以及对作者写作风格的熟悉和对市场的精准把握，他总能让作者愉快地接受自己的想法，并一起把作品推向成功。

　　高超的编辑技巧

　　好编辑的另外一种是好的责任编辑，能够帮作者改正语法、纠正错字、补正资料。戈特利布作为一代名编辑，对作者稿件的修改是字字不漏。他能坚持自己的判断，不容易被作者所迷惑。同时，又能真诚而不失妥当地为作者指出不当之处，作者自然也会欣然接受。

　　回忆起《第22条军规》的编辑过程，海勒称戈特利布是一位大刀阔斧、铁面无情的编辑，他会大段大段地修改，甚至还有大约五六十页的一章被全部删除了。哈伊德·波托克的小说《抉择》则被删了300多页。最具代表性的是罗伯特·A.卡洛的《权力掮客》，最初送去的书稿长达100多万字，最后正式出版时被删掉了30多万字，大约相当于500多页。

　　格雷厄姆夫人的回忆录《个人历史》中的每一句话都经过了戈特利布的修改，他还建议她把该书的中心聚焦于她个人生活中有关人性的故事。关于此书以什么方式开头，《华盛顿邮报》的一些朋友建议格雷厄姆夫人采取一种特殊的记叙方式，这是新闻工作者常用的手法。但是，戈特利布却让她以父母的婚姻和她儿时的艰难生活这些简单的内容开头。该书于1997年出版，叙述简朴，更像是与格雷厄姆夫人的聊天，出版后不久便成为畅销书并获得普利策奖。

　　担任克林顿回忆录的编辑无疑是戈特利布编辑生涯中的一个亮点，然而他从不偏爱这一类的明星作家，他不惧怕威慑，不迎合、谄媚他人，他只是去掉他认为多余的部分。克林顿写的东西也逃不过被删节的命运。一旦克林顿对自己成长过程中的电影、橄榄球或摇滚乐文化谈得过多，这些偏离主题的内容就会被删掉。最终，这位著名编辑把克林顿的20多本手写笔记压缩成了957页的传记《我的生活》。在此书的感谢词中，克林顿说道，若没有戈特利布的帮助，“这本书可能会是现在的两倍长，却只有现在的一半好”。

　　雅俗共赏的文化品位

　　作为一名编辑，戈特利布同时追求高文化含量和低文化含量的作品，而且乐在其中。更妙的是，他两种都很擅长，这使他能集较高的文艺品位和独到的商业眼光于一身。他既不是一个咬文嚼字的老学究，也不怕被别人批评太商业化，他读好书也读滥书，只要是“好的滥书”。

　　在他的作者名单中，既有上述提到的诺贝尔文学奖和普利策文学奖得主，也有迈克尔·克莱顿、约翰·勒卡雷这样的以写推理侦探小说见长的畅销书作家，而各界名人的著作也被他不加排斥地收入囊中。

　　戈特利布工作之外的情趣也为他的编辑写作生涯添了不少光彩，他的两大爱好爵士乐和芭蕾舞对此贡献良多。纯粹为了爱好而出版的《品读爵士》一书，成了一本超过1000页的颇有价值的作品集，几乎涵盖了1919年至1996年期间所有有关爵士的话题和爵士音乐家。戈特利布将这些内容融合在一起，在他的驾驭之下重新整合，分成自传、报道、评论三部分，并分别为每一部分添加介绍和序言，使之成了一部思考爵士的佳作。

　　戈特利布自幼热爱芭蕾，大学毕业之后曾去英国做舞台剧导演，晚年不仅担任纽约芭蕾舞团的董事，还是《纽约观察家》杂志的舞蹈评论家。他出版了几本舞蹈界人士的图书。一代芭蕾大师乔治·巴兰钦的传记由他来执笔，他似乎是当之无愧的最佳人选。他的另一大爱好是收集20世纪50年代的女士塑料包，1988年他和别人合写的一本书《特别的风格：塑料包的艺术（1949-1959）》让它们重新流行了起来。

　　在1994年的一次采访中，戈特利布说：“出版业已发生了很多变化，其中一个变化就是如今很多编辑已不再编书。他们现在的任务主要是签订图书出版合同。”现在的许多编辑已不再自称为编辑，这项工作已经外包给一些廉价的编辑助手，他们甚至不再用“书籍”（Book）一词，在他们的工作中只有“选题”（Title）。戈特利布试图用自己几十年的经历来打破这一悲观的局面，在滚滚商业浪潮中艰难地保守文化底线，殊为难得。这也证明了一名伟大的编辑在成就文化中的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