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受害人不会去追究抄袭者，原因之一，就在于我国还缺乏一个对此类问题的适当处理机制，当事人维权成本太高。”某高校法律系主任说。
据了解，对于抄袭剽窃类纠纷，目前我国大致有三个受理机构：各高校学术委员会、版权局、法院。
此外，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协还有针对本系统的道德委员会。
“在现实国情下，学术委员会很难做到完全独立自主，假使学校对抄袭者有保护倾向，就容易出现"自己的刀难削自己的把"这种情况。”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校教授说，以两院为例，两院虽设有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但几年来虽有若干名院士被媒体曝光有学术不端行为，却从未见到哪个院士受到处理。
吉林省版权局版权管理处处长李长江告诉记者：“遇到这类纠纷，版权局只能调解，当事人不接受调解的，可到法院起诉。”
而法院方面则表示，受理这类案件时，法院通常会委托专家委员会进行鉴定，如果专家意见出现分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便相对较大。据媒体报道，抄袭者最后扳倒原作者的案例也曾有过。
实际上，从多数国人的行为习惯出发，不到万不得已，不会选择在法庭上刀兵相见。正如一位教授所言：“抄袭不是刑事案件，即使胜诉，不过判对方赔礼道歉、消除影响，顶多给你支付点稿酬，与维权过程中的付出相比，这点收益并不划算。”
“缺乏有效的裁判救济机制与惩处机制，导致受害人纷纷放弃维权之念。”一位专业人士认为，应当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版权局等部门牵头，成立一个第三方裁判救济机构，作为专门负责处理此类纠纷的常设机构，明确相关程序，为当事人维权打开一条通途。
与设立第三方裁判救济机构相比，建立一套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是杜绝学术腐败的内在力量。一些教授认为，明确标准、完善立法也好，建立裁判救济机制、加大惩处力度也好，都是治标，而造成抄袭剽窃现象泛滥的内因，是一切与论文数量挂钩的学术评价制度。
吉林大学教授张晶认为，学术研究是一项艰苦的智力劳动，不可能一蹴而就，对学术研究要有耐心，片面的量化指标，急功近利的考核体系，本身就违反了科学规律。
“学术评价引导科研资源的分配，对学术研究机构与研究人员具有"指挥棒"作用。建立科学、公正、客观的学术评价体系，对于促进学术研究健康发展、构建良性学术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几位教授建议，应强调论文质量，改变过度量化的倾向，把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结合，通过体系改革引导学者回归学术价值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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