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杰孚：心脏调“音”师

　　他从小有两个梦想，做一名救死扶伤的白衣战士，抑或做一位教书育人的灵魂工程师。如今，已年过半百的他却将两个职业融合在了一起，一边治病救人，一边授业解惑，为心血管疾病临床、科研及教学作出了贡献。

　　在他看来，能够使患者摆脱病痛的折磨，能够带出更多优秀的医学人才，是他一生最幸福的事情。

　　杨杰孚领导的北京医院起搏电生理团队已为近2000例患者植入各类起搏器，包括预防心脏猝死的埋藏式除颤器及治疗顽固性心力衰竭的三腔起搏器，并在多个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杨杰孚：心脏调“音”师

　　文/本刊记者 晓超

　　采访北京医院心内科副主任杨杰孚那天，北京正经历着2009年的第一场瑞雪。上午9时30分记者赶到医院时，他刚刚做完一台心脏植入起搏器的手术。还穿着手术服的他关切地对记者说：“大雪天还过来采访，真是辛苦你们了。”

　　其实，真正辛苦的是杨杰孚。采访中我们才得知，下午1点，他还要飞往香港作学术讲座。然而，忙碌的杨杰孚却是快乐的。因为他可以完成自己儿时的梦想。杨杰孚不仅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而且科研、教学也同样很出色。在他看来，能够使患者摆脱病痛的折磨，能够带出更多优秀的医学人才，是他一生最幸福的事情。

　　起搏器植入术，让生命之光重放光彩

　　杨杰孚从1988年开始从事心血管临床工作，尤其是心律失常、心脏起搏及电生理专业。20多年的不懈努力，使他具有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能够诊断及处理各类心内科常见病及疑难杂症。尤其是在老年心律失常、高龄老人心脏起搏器植入术、术中各种特殊意外情况的诊断及处理、术后随访及起搏器程控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的临床经验。

　　杨杰孚告诉记者，正常人的心跳像时钟一样很有规律，心跳速度过快、过慢或节律不齐，医学上叫心律失常。心脏是人的生命之本，一旦出现问题，必将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甚至危及生命。近年来，人工植入起搏器已成为治疗缓慢型心律失常的重要手段。心脏起搏器可以恢复正常的心率，从而使心泵功能更加有效。还可以缓解或减轻心律失常引起的相应症状，包括头晕、黑朦、晕厥、疲乏等。具有心脏再同步功能的三腔起搏器可以对某些顽固性心力衰竭患者产生一定的疗效。但由于起搏器在体内是一种异物，一旦出现与之相关的并发症，处理比较困难。尤其是老年人，由于其生理及病理特点，一方面各种并发症发生率相对较高，另一方面处理起来更棘手。因此，为减少相关并发症及提高患者术后生活质量，选择适当的起搏器植入手术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

　　杨杰孚将国外先进的临床技术结合我国老年人的特点，对国内常规起搏器的植入技术及围手术期管理等做了一些改进。其结果显著缩短了术后患者卧床时间，减少术中及术后并发症，相应地也就节省了患者的住院费用。这些先进的方法经他在香港、上海、重庆等全国十几个大城市作学术报告，得到同行的认可，并在临床中逐渐广泛应用。迄今，杨杰孚领导的北京医院起搏电生理团队已为近2000例患者植入各类起搏器，包括预防心脏猝死的埋藏式除颤器及治疗顽固性心力衰竭的三腔起搏器，并在多个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生理性起搏的比例高达90 %；80岁以上高龄老人比例高，约占总植入数的30%；手术及术后并发症低，约1.5%，其中高龄老人并发症仅为0.6%，均低于国内外文献报道；围手术期处理及术后随访与欧美先进国家完全接轨；建立了完善的起搏器患者术后管理、随访及程控方案。

　　在院领导的大力支持及直接领导下，杨杰孚带领北京医院心脏起搏电生理室的医护人员系统而全面地开展了各种有创及无创电生理检查及治疗，引入了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管理及服务理念，使得新建成的北京医院心脏起搏电生理室具有国内一流的设备、一流的技术力量、一流的管理及一流的服务。

　　杨杰孚在心血管学术界，尤其是心脏起搏及电生理专业领域有较高的影响，先后10多次主持国际重要学术大会或作大会发言，平均每年在全国各大城市作学术报告或主持学术报告40多场。

　　除了自己搞科研外，杨杰孚还带研究生。作为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他将国内外心血管领域的最新进展报告给大家，同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讲授课程。杨杰孚认为，只有将自己研习来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们，才能让更多的患者受益。

　　海外深造归来，把先进技术带给祖国人民

　　天资聪颖的杨杰孚因为父亲长年患病，因此立志要做一名医生。他笑着告诉记者，做医生或者当老师是他小学毕业后就立下的志愿。

　　1977年是全国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杨杰孚成功考上了当时的四川医学院医学系（以前的华西医科大学，现为四川大学）。这时，摆在他面前的是专业选择的问题。杨杰孚自小就是一个喜欢挑战的人，选择医学作为终身的职业，本来已经是对自己很大的挑战，决定选择医学里最有难度的心血管临床医学，意味着要比其他专业承受更多、更大的风险。

　　杨杰孚在大学里学习成绩优异，每年都被评为三好学生，各方面表现都很不错。因此，1982年毕业的时候，他在四川医学院全校400多名毕业生中脱颖而出，被北京医院选中，使年轻的杨杰孚踏上了人生的重要台阶。

　　1985年，杨杰孚考上了首都医科大学（今安贞医院）心血管专业的研究生，主攻心脏起搏器和心脏重症监测治疗。1991年5月，为了提升自身的素养和知识，杨杰孚决定出国深造。他没有靠医院资助，而自己联系了澳大利亚阿德莱德伊丽莎白女皇医院做访问学者，主要从事心血管疾病、冠心病发生机制、药物治疗的研究，也做临床工作。

　　当时在澳大利亚，并不是所有外国人都能做临床工作。杨杰孚的导师John Howoritz是阿德莱德大学附属医院——伊丽莎白女皇医院心内科的高级主任，在澳大利亚心血管界声望很高。Howoritz教授很快发现眼前的这位年轻人有着巨大的潜力和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便为他做担保，替他办理了“限制医疗注册”。杨杰孚在大洋洲的土地上开始从事他心爱的心血管研究及临床工作，共为数百例患者进行了心脏介入性检查及治疗。在做访问学者的3年里，他得到了Howoritz教授和其他专家的指点和帮助，深感外国医学前沿技术的发达。这也让他更有动力，要把外国先进的技术带给祖国的人民。3年后，杨杰孚毅然放弃了当地医院优厚的待遇和移民澳大利亚的机会，回到了祖国。

　　1997年，他再次赴澳大利亚，师从著名的心电生理及起搏专家、皇家佩斯医院心内科主任Michael Davis教授，从事临床工作，主要是起搏电生理的工作。在一年的时间内，杨杰孚独立完成心脏内电生理检查，心脏起搏器及埋藏式除颤器、心脏导管消融术等300多例，这在当地是很少见的。一年之后，杨杰孚带着学到手的技术和记在心里的经验，再次准备回国。其所在的皇家佩斯医院非常惋惜，千方百计想留下这个人才，并提出给他加倍的工资。然而杨杰孚一天都没有多呆，义无反顾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他说：“在别人的国家，只能获得那些虚空的名誉。除了祖国，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能够带给中国人最大的机遇和价值。”

　　心系大众百姓，病患心中的好大夫

　　从医多年的杨杰孚深知，病人及其家人的幸福快乐都取决于医生的妙手回春。尽管有诸多事务缠身，杨杰孚始终把医生的本职看成是自己最重要的工作。他理解病人对医生急切的期望，知道自己肩上担负着沉重而神圣的生命的希望。

　　2007年8月，一位37岁的东北农民患者找到了杨杰孚。他从十几岁开始发病，被病魔折磨了20多年，发病时心跳达到200多次，近乎休克，几次被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多年的求医问药已使其整个家庭负债累累，他的家人也几近放弃。他们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来到了北京医院。经过全面检查，杨杰孚找到了导致其心动过速的异位兴奋点，通过导管消融手术根治了这种顽症。术后至今，病人恢复良好，没有复发。杨杰孚高兴地告诉记者，病人的生活已完全能够自理，还可以干农活，最近交了女朋友，快要结婚了。

　　在许多患者心中，杨杰孚永远是和蔼亲切的。他并不盲目给患者指定手术方案或者进行药物治疗，而是从各个角度分析病患的致病原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很反对一生病就盲目用药。”

　　几年前，河北邯郸有一名20多岁的女性患者发生频发室性心律失常、室性早搏二联律。按传统概念判断，这种情况很危险，有可能发生猝死。因此，这位患者被立即收住心脏重症监护室。入院治疗后用了很多药物，但是患者病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糟糕，住院半年后，竟然严重到了卧床不起的程度。工作没有了，婚姻也岌岌可危，患者心灰意冷。

　　作为特殊病例，当地医院将患者情况告知了杨杰孚。经过网上远程视频会诊，杨杰孚判断患者的心律失常多半是良性的，于是要求医院马上停止用药：“有些药物在治疗心律失常的同时，可能会引发比原有心律失常更严重的后果，比如严重心动过缓、甲状腺功能障碍、全身乏力，甚至诱发恶性室性心律失常导致猝死”。他安慰患者说，“你现在是一个健康的人。通过检查，我认为你的早搏是良性的可能性很大，对生命几乎没有危险。你下午就可以回家，停止任何药物治疗，好好休息、放松，去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这位患者接受了杨杰孚的建议。3个月后到北京复查时，大家简直不能相信眼前站着的就是3个月前似乎“病入膏肓”的那个患者。因此杨杰孚强调说：“对于心律失常的患者，诊断是非常重要的。要分清功能性的还是心脏本身引起的。因为功能性的心律失常几乎每个人都会出现，通常症状比较轻，即使有症状预后也是良好的，不需要特殊处理。但是心脏病本身合并的心律失常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必须区别对待，后者应当引起患者和医生的重视。”

　　记者看到，北京医院住院部心内科的墙上挂着过去得到他帮助的病人赠给他的锦旗，上面写着“医德服人，妙手回春”；曾经在他的治疗下恢复健康的外地患者，写下肺腑之言：“杨医生为病人所急，一切为病人考虑的工作作风和医德，让我很感动。我谢谢北京医院培养了这样的好医生！”

　　积极参政议政，关注医疗改革

　　作为致公党北京市副主委、北京市政协常委及北京市东城区人大常委，杨杰孚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还挤出时间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及参政议政工作。为医疗卫生改革，缓解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积极建言献策。

　　杨杰孚指出，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合理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是比较突出的。他说：“以澳大利亚Adelaide州为例，100多万的人口，医院的规模和设备是有总体规划和限制的。比如像CT、核磁共振及导管室这样的大型设备，医疗机构会根据全国及各州人口分布和需求去规定购买的数量，包括科室的设置。但是在我国，一些大医院不断引进进口高端设备，造成了一些设备的重复、闲置和浪费。这也是引发看病贵的原因之一。”

　　多年留澳的经历让杨杰孚感到国外与国内的医疗理念有很大不同。其中最大的区别在于，国外的病人依从性很好，即病人很相信医生的治疗方案，愿意听从医生的指导。这样的结果便是医疗纠纷很少，医生操作起来很容易。而在中国由于种种复杂的社会因素和文化理念上的原因，少数病人往往不相信医生，在对待医生的治疗方案上充满怀疑和犹豫。这干扰了医生的治疗，也导致了许多医疗纠纷的出现。当然，一些医生与患者的沟通不够，语言简单或生硬，这无疑加剧医患矛盾。因此，对于医务人员，重要的是提高个人修养及职业素质，加强心理、语言人文学等方面的培训，提高与患者及家属的沟通能力。这在当前缓解紧张医患关系中至关重要。

　　杨杰孚同时指出，不仅应当合理分布医疗资源，而且还应当适当整合医疗设备资源及人力资源，将大医院逐年淘汰的设备分配到基层或社区医院。“很多病人，一点点小病也到大医院看专家号，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应当鼓励小病到社区。将专家的时间及精力集中起来看疑难杂症，搞教学及科研，或到相对医疗水平低的地区讲课，指导当地医生临床工作，这不仅可以充分利用专家资源，而且对于提高各级医疗水平也是大有好处的 。”

　　作为北京市政协常委，杨杰孚曾在政协委员提案中提到过医生的心态问题。杨杰孚等提出的“关于关注北京市医护人员执业心态的建议”被评为2008年北京市政协优秀提案。他认为90%以上医生的医德医风还是很高尚的，再加上现在国内外医学界交流越来越多，中国医生的水平应该与国外差距不太大，设备、药物也达到了世界水平，甚至比国外还好。所以医生理应更有信心一些，敢于承担一定的风险，病人们也应该对医生有更多的信任和配合，这样才能达到最佳的诊疗效果。他不否认，在短期内要解决这个问题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这是个社会问题，并非医院单方面可以解决的。它与医保有关，国外保险制度完善，国外的医生不会为费用、医疗纠纷的问题操心，国内则暂时还不能做到。但无论如何，杨杰孚相信，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实力日益增强，这个问题终有一日会得到解决。

　　杨杰孚小档案

　　1957年出生于四川资阳。现为北京医院心内科副主任，科研处处长，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课题及国家级成果奖评审专家，中央保健委员会会诊专家；致公党北京市副主委，北京市政协常委、北京市东城区人大常委。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主编《心脏急症》、《心血管疾病诊疗技术》心血管专著二部，担任《心脑同治》副主编；主译了《默克老年健康手册》；参加编写专著10多部。负责主持国家及省部级课题多项，尤其是2008年作为负责人申报并获得国家高科技重大专项“心脑血管临床药物研究平台”。主要学术任职：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全国委员、中华医学会心脏起搏与电生理分会全国委员、中华医学会心脏起搏与电生理分会药物组副组长等，是《中华心血管病》杂志、《中国介入心脏病学》杂志、《中华心律失常》杂志等7个心血管疾病核心期刊杂志的编委。